滿剌加的建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史》、《明實錄》等中國史籍記載的「滿剌加」，就是我們熟知的馬六甲王朝。為便於區別今之地名「馬六甲」，及中國文獻記載葡萄牙人在16世紀佔領後的「麻六甲」，本文以「滿剌加」來指稱這個崛起於15世紀的馬六甲王朝。

大概在5世紀，東西海上交通的樞紐已漸由馬來半島北端的克拉地峽南移到馬六甲海峽，促使直接性的東西海上通航漸趨形成。馬六甲海峽通航地位的躍升，使馬六甲海峽兩岸及爪哇沿海一帶出現了許多的港市國家，爭相奪取馬六甲海峽的制控權。

首先是室里佛逝（Srivijaya，即中國文獻上的佛逝國或三佛齊）。這個強大的國家於7世紀至12世紀控制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指稱當時的室里佛逝是「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凡是從爪哇、阿拉伯、印度各地的商船「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

12至14世紀，隨航海技術進展以及各項主客觀因素和條件的成熟，這時期是中國、阿拉伯海上活動頻繁極盛時期。尤其是南宋中國民間海商的積極下海，更是開拓了海洋貿易的新紀元。

但在東南亞海域，室里佛逝勢衰，馬來半島和島嶼東南亞各地的新興港市國家紛求自立，馬六甲海峽的壟斷利權也出現真空局面，出現了多個分散的港市小據點，例如吉打、單馬錫等隨之崛起。至14世紀中葉，爪哇滿者伯夷和暹羅阿喻陀耶日強，各從南北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了對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爭奪，而滿剌加就是在這種幾乎無從發展空間的情勢下，在此時建國的。

滿剌加的建國，除了廣為人知的「鼠鹿的故事」傳說之外，大抵還有幾個版本。有說滿剌加開國之君原是新加坡拉王朝的第五代國王，被爪哇侵佔，北逃至麻坡，再抵馬六甲建國。又有一種說法，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原是室里佛逝巴林邦（巨港）的王子，受到爪哇滿者伯夷的進攻，逃到單馬錫。單馬錫國王收留了他，但8天後，拜里米蘇剌竟殺死了單馬錫國王，自立為王。暹羅國王聞訊，派兵攻打單馬錫，拜里米蘇剌敗逃麻坡，再抵達馬六甲建國。其建國時間大概是在1400年左右。

不論以上傳述，何者正確，我們可以綜合窺探，如此的情勢格局，反映了14世紀中後期，東南亞的兩大強國（暹羅和滿者伯夷）對馬來半島和新加坡所展開的爭戰，也是爭奪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具體表現。

對滿剌加的建國，我們不得不從此情勢來探察。拜里米蘇剌抵達馬六甲時，馬六甲僅是個小市集，只有20、30個依靠打漁和打劫商船為生的海人(orang laut)聚落。鄭和的部下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指說，滿剌加「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

拜里米蘇剌所建之滿剌加，可說是在區域性的兩大強權（暹羅和滿者伯夷）窺伺下建國的。然而，自從哈奄烏祿於1389年逝世，爪哇滿者伯夷在Vikramavarddhana(1389--1429)時期陷入內戰，以致弱化了對其屬國的控制。是故，滿剌加建國之初，其深感威脅壓迫的，莫如北方之暹羅。馬歡《瀛涯勝覽》記載了滿剌加建國最初的困境：「（當時滿剌加）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滿剌加欲圖發展，首先就要設法擺脫暹羅的羈絆。

就在滿剌加建國不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來了。適時的中國，正好是朱棣發動政變，篡奪即位之際，是為明成祖永樂皇帝。彼時，明成祖一改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對外之鎖國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極力擴大中華朝貢體制，多次遣使詔諭四方。鄭和之七下西洋，遂為滿剌加帶來了突破格局的機遇。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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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因緣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如果說漢代中國尚處於海上交通的萌芽時期，那麼，至魏晉南北朝和唐初，海上的交通則呈現了新的特點。其中的因緣，即為佛教的興盛和傳揚。很巧的是，這時，中國和東南亞各地都大興佛教，宗教交往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印度友好交往的重要內容。

公元一世紀（東漢時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這是由印度經西域陸上絲路傳入的。但，亦有如梁啟超之主張，佛教也有由海道傳入中國，當時的東南亞印度化國家，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莊國土在其《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一書中認為，中國魏晉六朝至唐朝，佛教海上東漸，雙方僧侶往來頻繁，成為這時期中外海上交通的奇葩。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度、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不斷有僧侶來中國講學，中土也有不少僧侶赴印度、東南亞求經講學，大大地促進了彼此間的文化交流。

魏晉六朝，政治紛亂，世道脫序，人心失落，兩漢以來的儒術宗經失去了其神聖的道德依據。本土民間道教崛起，玄談成風，而東漢時傳入的外來佛教也為之興盛，填補了中土不少時人內在的心靈空虛。

分裂的時代，也有其意外的契機。隨著中國南方政權的經略和地利之便，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佛法的傳揚多有經由海上絲路傳來。東晉的法顯是個明顯例子。為專研佛法，法顯最初雖是從長安循陸上絲路到達天竺（印度）取經，惟在15年後，亦即公元414年，法顯卻選擇了在印度西南外海的斯里蘭卡取海道，途經東南亞，回返中國。法顯以後，《高僧傳》裡也記載了至少有4位高僧是取海道返回中土的。由此可見，弘揚佛法，南海絲路貢獻亦是顯著。

此外，據考，從三國至唐代，往返南海弘法、求法的高僧共有30人。這30名中外高僧有停留在東南亞，或學經、研經、辦法事或出生於東南亞的，竟佔了一半。其中尤著者有天竺人（印度）拘那羅陀（真諦），他曾在扶南弘法，後來，南朝的梁武帝延聘這位高僧來中土傳經弘法。他帶了貝葉梵本240縛，譯經近300卷，專譯法相唯識宗經書。與鳩摩羅什、玄奘被譽為中國佛教史上「三大譯家」。當時，梁武帝還在南京專設扶南館譯經道場。可見佛教傳揚，與經由東南亞的海道有多麼密切的關係。

唐代，我們除了從明清小說《西遊記》中熟知唐玄奘行路漫漫，經火焰山至西天取經的神奇故事之外，其實，歷史上還有一位叫做義淨的高僧，他卻是循海道到印度取經的。他從廣州搭船，順風兩旬到達一個叫「佛逝」的國家。此國就是我們熟知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岸）。

義淨在佛逝停留6個月，學習梵文語音，並得到佛逝國王資助，北上末羅瑜，轉至羯荼，再趁冬12月，乘船順著季候風來到印度，潛心研讀佛經，十載不輟。公元685年，義淨攜帶了大批珍貴佛教經典，取海道舊路，經羯荼到佛逝，又在此居住了4、5年，整理翻譯經文，才返回中國。之後，義淨又二度往返東南亞。這時的中國已是武則天掌政的時期。這位曾靠佛教經典起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於公元695年，在洛陽城東門外，親自迎接了從佛逝搭商舶返唐的義淨。義淨在長安和洛陽主持譯場，數年之間，譯出200多卷佛經。其學佛弘法盛事，一時傳為美談。

在島嶼東南亞尚未伊斯蘭化以前，古代東南亞是一個印度化影響頗深的地區。除了婆羅門教，大概在公元最初的幾個世紀，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傳入東南亞，與婆羅門教共存相當長一段時間，在東南亞地區產生過相當的影響。至今，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蘇門答臘、爪哇和馬來半島北部（如吉打等地）都曾經發現過佛像和佛教遺跡。

考古和文獻都可以相互印證這個佛教的因緣。中國文獻記載，扶南在相當於中國魏晉六朝之時，是一個佛教興盛的大國。大約在3世紀40年代，三國鼎立的吳國派遣使臣康泰和朱應「南宣國化」，訪問扶南。康泰和朱應是中國姓名可考的最早海外使節。

魏晉六朝正史中記載與中國有往來，同時也是崇奉佛教的南海諸國，如盤盤、丹丹、狼牙修等國，一般考訂都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地方。有謂盤盤在克拉地峽東岸，丹丹即吉蘭丹，狼牙修有學者考證就在今天吉打一帶。

隋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派遣常駿和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國。這個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國家，也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此外，如前述唐代高僧義淨所經過之「羯荼」，有學者認為就是赤土國的同名異譯，在今吉打一帶。

歷史是不容被忽略，不應被遺忘的。早在1500年前，中國和印度，和東南亞，和馬來西亞，因為這個美麗的佛教因緣，彼此間的關係更為友好密切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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