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民主

如果大停電發生在專制中國，問題出現後，一樣也會是怨聲載道，但共產黨會很快鍘了犯錯的小官和有責任的大官，然後統治菁英，肯定很快就制定出未來的對策。我不了解實況，但也許2002年的改革，把發電和輸電分開，弄出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就是出於過往停電的問題。我也認為台灣該這樣做，但在民主台灣，我只是一個網路上的聲音，沒有任何實權。而說實話，就算台北握有實權的大官，要這樣有效率的執行類似共產黨的政策，大概也辦不到。總統府、行政院、經濟部、台電等中央行政機關，就已經各行其事，沒辦法生出一個有效對策了，更何況要把立法委員加進來，地方政府也要參一腳。光想這複雜度，我就頭皮發麻。

但民主台灣的政治，還是最後會勝出。道理很簡單，菁英治國，或者是，我們嘴砲治國，固然提出方案很快，執行很有效率，但這種「次佳」的結果，只是讓人民很快的move on，走向下一個目標，但問題的根本不一定得到治理。雷厲風行，被卡車壓過，沒有經過正常法律程序而犧牲的人民，也許是小官被誤斬，也許是工作被整併得莫名其妙，也許家產就沒了，這些受害者的聲音，在專制裡就不見了。但我想斬台電的核電幫，那是多困難的事，不管最後改革方案為何，他們絕對不用擔心身家性命不保，而他們為反抗而發出的聲音，有些也是挺有道理，也逼得我們好好想想。至不濟，他們的怒氣，可以疏發，他們也被逼得聽聽看，主流民意對他們的反感。

過程很慢，最後的結果，一時間不一定理想。但犯錯的地方，在民主體制裡，總有可以修復、改正之處。這也是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心得。民主雅典，在二十七年的戰事裡，面對多少不利的局面，比如說戰爭一開始，才剛執行偉大的伯里克利的策略，「建長城、控海權」，雅典就被瘟疫襲擊，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還不算因病不能行事的人力損失。後來的西西里遠征，被Nicias一再誤事，最後至少死了三千以上的戰士階級，和上萬的下級軍人。戰事最後幾年，幾千戰士在Notium失利被俘，最後被斯巴達報復式的全軍處死。這些困頓，是民主雅典一再面臨的軍事失利，但雅典硬是打了二十七年，而且在二十七年內，佔上風的時候多，並數度逼得斯巴達求和。

雅典憑什麼?

戰爭講天時、地利、人和，但雅典除了控有海權外，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天到晚在集會場爭吵的人民和永遠在鬥爭的政客，而他們面對的是世界知名的斯巴達戰士。到底憑的是什麼? 我的結論是，憑的就是這些吵吵閙閙的人民，憑的就是民主。

戰爭需要的是英勇、有智謀的將領，雅典有，斯巴達也有。因為戰爭的特性就是不可確定性，再好的計劃，都常因執行上的問題，或因為敵人的改變，而失敗。所以戰場其實像商場，不斷創新來面對變化多端的局勢，非常重要。而雅典的民主，保證了源源不絕的創新點子，和謀求榮耀的積極份子。另一方面，菁英治國的斯巴達，沒有來自下層的聲音，而上層的領導，習於過去的成功，天性是保守的，表現出來的就是不斷躍躍欲試的雅典，和時常進退兩難的斯巴達。斯巴達的社會體制，比如說因優生學殺嬰，比如說減少家庭影響力而讓年輕夫妻分居，又比如說階層分明，打仗的不做事，讓受壓迫的奴隸負責生產等等，註定了斯巴達規模的無法擴大，和內部緊張壓力的長期存在。

而雅典，因為民主帶來的平等，讓出身貧寒的人民，也有出頭的一天。比如說，伯里克利的死對頭，微寒、粗俗但經商發財的Cleon，不僅在集會場煽動人民，掌控權力，他也一躍被選為將軍，出征數次。其中一次，他和Demosthenes一起攻佔了斯巴達重要的據點Pylos，俘虜了數百斯巴達菁英，而逆轉了瘟疫對雅典造成的劣勢。Cleon最後也死在沙場，永為雅典人懷念，他如果生在斯巴達，永遠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和榮耀。

實質民主，一定會造成對人民的平等保護。如果沒有人人平等，何來民主? 為什麼民主的美國，雖然一開始沒有，但一定會解決黑奴問題和人權問題，就是因為平等保護是民主的最基本條件。只要人民知道自己的人身、財產、自由都有法律保障，「為己身繁榮奮戰」和「一人一把號」是必然的結果，也是民主會勝過專制的最重要原因，「真理越辯越明」，不是嗎? 專制體制下，固然有清楚的政策方向和執行效率，但並沒有解除社會內部因為資源分配造成的壓力，反而加大內部緊張。敢怒不敢言的人民，很快就會證明，菁英的短視和淺見。

因此，我很高興，有很多人不喜歡我的意見，也很驕傲有機會參與這民主程序。

待續。

懷疑民主

「他也是嚴重的政治負債，一個會引發強烈的祟拜或是厭惡情感的爭議性人物，但他從來沒能得到足夠多數的人民的穩定支持。他無法讓多數人支持他的政策，但也沒辦法讓他自己為了「國家」去支持別人的政策。而同時，他可以阻止任何想要領導的他人，因為在危機的時候，「他的國民」會因為他的光彩和他承諾的救贖而轉向他。」這不是講川普，這是講兩千多年前，民主雅典的知名政治、軍事領導人Alcibiades。我們都喜歡認為我們處的時代，獨一無二，但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就連「民主」，這我們以為是人類的新發明，也在二千多年前轟轟烈烈地發生過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民主弊病，也都在二千多年發生過了。川普這些煽動家demagogue會做的事，二千多年前，就有人做過了。

這是我閤上Donald Kagan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第一個感想。民主雅典在二十七年的戰爭裡，擁有無數的機會，完全壓倒佔有軍事優勢的斯巴達，但因為民主的問題，而錯失了許多機會。比如說，遠征西西里這一個關鍵轉折，雅典不但有機會大獲全勝，甚至處於劣勢時，都還有停損的機會，但因為Nicias將軍的一再失算，而損失了上百戰艦，數千戰士。Nicias和Alcibiades兩個將軍，一個主和，一個主戰，但在已受鼓動的民意面前，兩個都無法示弱，都無法為雅典設計最好的遠征策略，反而因為彼此較勁，而不斷加碼。最後主和的Nicias主掌軍權，但無心戀戰的他，因為舉棋不定，而賠上了所有的雅典遠征軍，還讓勇敢、具謀略的Demosthenes丟了性命，自己當然最後也掛點。

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所有公民都可以參與政策辯論和直接選舉軍事領袖。追求榮耀的政治、軍事領袖，都要直接面對民眾。而民意不只像流水，在直接民主下，民意根本像洪水。順風時，能夠踩在洪水浪頭的，像是偉大的伯里克利，像是Alcibiades，萬人愛戴，享盡榮華富貴，還能左右民意走向。但國家不順時，幾千公民聚集的場合，說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誰都不敢擋暴民的鋒頭。連伯里克利，都還得面臨腐敗的指控，而從將軍的位子退下。Alcibiades面對暴民的指控時，就直接跑路了，連雅典都不敢回。

直接民主的暴民，不是只有斬敗將，是連勝利軍都不一定有好下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後幾年，雅典在Alcibiades的最後敗戰後，師老兵疲，而斯巴達的海軍在年輕英勇的將軍帶領，加上波斯帝國的金援下，一步步進逼。但雅典臨時湊出的新船、雜牌軍，居然出人預料在Arginusae打了勝仗，殺了斯巴達的將軍，逼迫斯巴達向雅典求和。但這暴民政治，不但驕傲的拒絕了斯巴達的求和，還把打勝仗的將軍都處死。你沒看錯，處死打勝仗的將軍，因為他們被戰後的暴風擔擱，未能救援落海同僚和收屍。

打敗仗得死，打勝仗也不一定有好下場，誰還想帶隊出征? 果然，一年後，雅典完敗於斯巴達，而結束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當國家處於戰爭時，民主體制是處於相當不利的位置，不但因為公民有知的需求而須把戰略方針公諸於世，連敵人都一目了然，而且因為民意的難以捉摸，政治領袖經常得綁手綁腳。我常想，美國打越戰為什麼打得灰頭土臉，一顆核子彈丟到河內，還有什麼越共問題? 我都覺得美國不是輸給了越共，而是被自己的民主給扯了後腿，當主流民意都厭戰的時候，戰爭勝利自然遠去。

但「懷疑民主」不應該是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論，因為到頭來，民主並沒有輸，而雅典正是因為有民主，才能面對斯巴達這軍事強權，還能在二十七年的戰爭裡打個難分難解。而戰爭結束後，逐步失去影響力的，是寡頭統治的斯巴達，不是雅典。雅典的民主，不但復興了雅典帝國，還又持續了一個世紀，直到亞歷山大吞併了希臘諸城，才結束人類的第一次民主實驗。而這實驗，留下了許多重要的結果，讓第二次的人類民主實驗得到成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