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水岸音樂廳巡禮：海音躍上國際舞台！】

2019年10月，「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被更名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簡稱高流，引起不少人不滿。所幸即將開放的右岸主塔室內表演廳，將延續命名為「#海音館」，未來還是可以稱呼「海音」。


#曲折的建設由來

其實，命名只是海音一波三折的命運中的小插曲，對於這座座落海港水岸的音樂廳，許多人會聯想到「雪梨歌劇院」，其實當初興建的目標之一，確實是要塑造高雄的地標，這段歷史是這樣的：


2002年，高雄市長謝長廷、高雄縣長楊秋興、屏東縣長蘇嘉全拜會行政院長游錫堃，爭取設立南部兩廳院，促進南北平衡，獲得游允諾。行政院就交給直轄市高雄市來詳細評估。


2003年1月，剛開始選定三地點：鹽埕蓬萊商港區、中油儲槽區、蓮池潭左公二，其中港區的兩個地點較有優勢，甚至希望結合自由貿易港區條例，讓音樂劇場與精品免稅商場結合。


2003年6月，文建會規劃「全國文化設施區域均衡發展計劃」，要求各縣市提出相當文化建設的計劃，當時高雄市已有國家劇場的計劃，而高雄縣則提出國家音樂廳的計劃。6月5日，市長謝長廷在一次會議中指示，兩縣市要合作，才放棄港區的考量，並提出衛武營都會公園這個地點。而高雄放棄港區音樂廳的計畫後，2003年游錫堃內閣的「新十大建設」中，除了衛武營兩廳院，也列入南部流行音樂中心，打造港區地標，頗有彌補之意。


#流行音樂中心成形
2007年，行政院通過於高雄港16、17號碼頭興建流行音樂中心，總預算約40億元。


但政黨輪替後，2008年馬政府時，交通部發函給當時文建會，認為16、17號碼頭腹地太小，且是現役碼頭有航商使用，會影響高雄港的營運。當時市長陳菊率領局處首長在高雄港畔靜坐抗議，高雄市多個藝文團體及民眾也到場聲援。時任高雄市副市長的文化部長李永得、與時任文化局長的副市長史哲，積極與各部會溝通協調、爭取建設，經過多次會議討論、談判與折衝，中央在2009年更改原本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規畫，需加入海洋文化推廣與展示功能，並異動興建地點至高雄港11至15號碼頭後才得以核定，並完成國際競圖啟動，由西班牙 Manuel Alvarez-Monteserin Lahoz 及翁祖模建築師團隊得標施工。


後來因設計特殊，施工難度高，加上近年音樂展演形式進展，流行音樂中心所需的設備也得與時俱進。史哲與當時的文化局長尹立再政黨再次輪替後，努力向文化部爭取經費，獲部長與行政院支持，增加經費15.06億元，預算總經費才調整至69.56億。


#來看看世界上的濱海音樂聽

在海音即將完成，隨著跨年活動開放之際，相信更多人會對這座愛河灣口的音樂中心感到驚艷，也成為高雄新灣區重要的象徵之一，我們也一起看看世界上立地在海岸邊的音樂藝文場館吧～


小編私心排名：
1. 雪梨歌劇院
位置：澳大利亞雪梨
完成：1973年（建造14年）
耗資：1億200萬（當時的41億台幣）
建築師：約恩·烏松（Jørn Utzon），2003年普利兹克獎
內有2,679座位的音樂聽，1,507座位的劇院，544座位的話劇廳，398座位的話劇廳，400座位的藝術廳，還有小型多用途場館Utzon room。


2.易北愛樂廳
位置：德國漢堡海港城（HafenCity）
開幕：2017年
耗資：8.7億歐元（296億台幣）
建築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 Architekten），2001 年普利兹克獎
內有2,100座位的大廳，550座與170座的小廳，另包含244房的連鎖飯店Westin，45間豪華公寓。


3. 奧斯陸歌劇院
位置：挪威奧斯陸比約維卡（Bjørvika）區
開幕：2008年
耗資：7.07億美元（201億台幣）
建築師：Snohetta建築師事務所
內有1,364座位的大廳，400座與200座的小廳。


4.新加坡濱海音樂廳
位置：新加坡濱海灣
完成：2002年
耗資：6億新幣（約129億台幣）
建築師：倫敦Michael Wilford & Partners（MWP）與新加坡DP Architects（DPA）
內有1,600個座位的音樂廳、2,000個座位的劇院、 工作室、濱海表演藝術圖書館。


5.哈帕（Harpa）音樂與會議廳
位置：冰島雷克雅未克
完成：2011年
耗資：1.64億歐元（56.6億台幣）
建築師：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和Batteríie Architects，外立面為藝術家Olafur Eliasson設計
內有1,800座的大廳，以及3個較小廳，可作為音樂與會議廳使用。


6.哥本哈根歌劇院
位置：丹麥哥本哈根港邊
完成：2005年
耗資：5億美元（142億台幣）
建築師：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
內有1,703座的大廳，可彈性調整樂隊與觀眾人數。


你最喜歡哪個呢？

《文茜的世界周報》大數據協助漢堡安置難民，城市要求公民領袖面對面溝通，揚棄社群媒體冷漠、可能誇大虛假訊息的方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及漢堡市長証明善用科技、回到面對面溝通，草根民主可以擁抱包容，而非創造分裂與仇恨

【2015年夏天，歐洲爆發難民危機，面對大批湧入的外來人口，德國漢堡市民選擇了放棄申辦2024年夏季奧運會，決定將有限的時間和資源，運用在解決難民安置的問題上。在過程中，漢堡市政府發起了一項名叫「為難民找地方（Finding Places）」的計畫。頂尖都市規劃學術機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在這項計畫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他們開發的互動平臺，結合大數據、電腦演算分析、VR、AR和機器深度學習等創新技術和工具，廣邀市民集思廣益，最後得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挑選出市內最適合佈建難民營的地點。這個途徑改寫了都市規劃的遊戲規則，民眾由下而上建構公共政策的模式，甚至也賦予民主制度新的意涵。】

{內文}
2015年夏天，歐洲地區爆發難民危機，遷徙規模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蔓延程度如洪汛般又急又猛，東南部第一線國家首當其衝，根本措手不及。當時德國城市漢堡因為地處北境，尚未直接感受到緊張已迅速升高，全城還在為是否申辦2024年夏季奧運會而陷入爭辯，甚至預定在十一月底啟動公民投票。

(Fouad 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漢堡市民要在公投中否決奧運主張。理由非常簡單：他們無此需求。不只經濟上無此需求，奧運還會衍生許多負面效應，上百萬民眾湧入城市會帶來心理壓力、交通堵塞、還會出現很多他們不喜歡的建築物，佔用太多空間。漢堡市民一直過得悠閒，過得充足，過得富裕，日子好得很，根本不需靠奧運拉抬。他們向奧運說不，讓市政府很難堪，因為政治人物想要辦奧運，想要靠奧運提振經濟成長，但事實上他們根本不需要，因為一直過得不錯。

沒想到計畫趕不上變化，大批難民湧到了家門口，人數在九月間創下單月高峰的一萬零四百人。不久後奧運案以些微差距在公投中敗陣，資格拱手讓給巴黎，顯然相較之下，社會氛圍認為難民安置問題更加迫在眉睫。漢堡市政府緊急向城市科學實驗室（City Science Lab）求援。這個由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和HafenCity大學跨國結盟的研究單位，當時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未來城市的規劃。

(Geza Zeimer\\漢堡城市科學實驗室執行長)
對漢堡市而言，這真的是非常緊急的議題，因為我們不知道能把這些人放到哪裡。漢堡的閒置空間有限，這是個還在擴張的城市，我們不確定該如何安置這批難民，只知道要搭建暫時收容所，讓他們維持乾淨和暖和，架設床鋪，讓他們度過冬天。這是特殊狀況，對漢堡和對民主制度皆然。想像一下當時還有很多右翼保守團體不希望難民進來，利用漢堡自治城邦的地位，要求政府關閉邊界，阻擋難民進城。這是為什麼市長打電話給我，詢問是否可催生出一套市民參與決策過程。

City Science Lab年初設定的研究目標是尋找奧運村用地，年底卻變成尋找難民營用地，不只方向天差地遠，市府還限定三個月內結案，而且必須做到讓全體市民責任均攤。聽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所幸MIT Media Lab擅長的就是軟體開發、大數據應用和機器深度學習。一個稱作「為難民找地方（Finding Places）」的市民參與計畫，就這樣上路了。

(Geza Zeimer\\漢堡城市科學實驗室執行長)
我們架設了一個互動式投影桌，稱之為「城市範圍（City Scope）」，邀請漢堡市內各行各業居民參與工作坊，報名採完全開放制，然後請他們指出何處可以是難民的家。討論過程有很多產出。要把難民平均分佈到各個角落並非易事，因為漢堡在土地利用和地目變更上，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和繁複的程式。民眾來到工作坊實地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後不再恣意批評，也不再隨口謾罵市府愚蠢、外行。

City Science Lab團隊在漢堡的七個行政區密集舉辦工作坊，每梯二十人，每場兩小時。由於這是市內首次注入創新技術和工具來詮釋公共政策，吸引踴躍報名，出席者涵蓋專家、區議會民代、街坊商家到家庭主婦各種身分，話題欲罷不能，甚至從難民住宅一路延伸到土地開發、基礎建設、社區環保、共用交通工具和行進動線的重新規劃。

(Ariel Noyman\\MIT研究員\\城市科學實驗室成員)
MIT非常擅長建構這類互動式數位平臺。「City Scope」這套平臺是以一目了然的使用者介面為基礎，亦即利用光學拖曳樂高積木，再結合電腦視覺、投影裝置和模擬運算等工具來呈現。

(Ariel Noyman\\MIT研究員\\城市科學實驗室成員)
當我們為擴增實境後（Augmented Reality）設計了這個小把戲時，用意是誘使每個人要嘛跳下來玩遊戲，要嘛就乾脆離開，結果奏效了。那些反對難民的人，無法只出張嘴光說不練，除非他們明確表態不想參與遊戲，直接退出討論，否則就得加入。如果參與討論，那麼系統上有絕對足夠的資訊和反饋可參考，讓他們理解，這樣的安排究竟對難民代表什麼意義，如何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一塊小小的樂高積木玩具，成就了整個計畫。 團隊成員讓City Science Lab的研究內容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最大綜效，同時證明透過創新技術和工具，即便碰上非常緊急的狀況，還是可以實現社群參與。這不僅對傳統城鄉研究方法造成衝擊，也為未來的城市規劃開啟新頁。

(Jorg Noennig\\漢堡HafenCity大學數位城市科學教授)
往後透過城市科學的途徑，我們將可開啟各種不同的都市規劃方式，因為我們會先從數據看起，徹底分析數據，然後才著手設計，獲得具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Ariel Noyman\\MIT研究員\\城市科學實驗室成員)
如果你看過建築模型，那些模型往往設計完美、製作精良，通常只能看不能摸，例如市政廳那些模型，旁邊還會以繩索圍繞，警告你別碰。我們的做法完全相反。這個平臺就是要你去觸摸、去互動，親身體驗箇中奧妙。

十月初，在漢堡音樂廳一場關於未來城市的研討會上，City Science Lab的研究方法和實務經驗獲得各方關注，吸引眾多國際專業人士前來取經。來自瑞士、主修哲學藝術的Geza Zeimer認為，瑞士人習慣透過充分辯論和溝通來實踐公共決策。但德國人的思考模式卻非如此。如果說他們擅長服從，那麼這套方法能有效協助他們在從事公共決策時，扭轉保守心態、排除意識型態、拋棄情緒訴求、打破偏見藩籬。

(Geza Zeimer\\漢堡城市科學實驗室執行長)
從上到下的都市規劃方式已不再管用了，從下往上倡議，提供彼此對話的平臺，在我看來這是在改善民主制度，建立相互溝通的文化，避免民粹，排除假新聞，因為這些方式無法為複雜的議題提供解決方案。身為一位哲學家，我們傾向從人性角度出發去思考，我們真的需要與民眾好好對話的工具，在最後達成彼此妥協。都市規劃就是門關於妥協的學問，如果我們不對話，就無法達到目的。

回顧當初市民篩選出的一百六十一個地點，後來絕大多數獲得採納，成功安置近三萬難民。當其他城市還在為難民營容量爆炸、難民危害社區治安而傷腦筋時，漢堡已邁入難民生活重建、社區融合的新階段，積極讓這個城市不只是新移民的人生驛站，而是人生旅程的終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1v5okxi2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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