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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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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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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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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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柯文哲趁著中秋節，舉辦了台北市設市百年的紀念大會，幾乎你喊得出來的台北市長都到場了，從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陳水扁、馬英九、郝龍斌到現任市長柯文哲都一起共襄盛舉。雖然有著濃厚的政治意味，但我們若單純著眼在主角台北市身上，我們的確是能與有榮焉。

台北市的歷史很短，設市百年，發展不過百多年。根據GaWC的全球城市排名，名列前茅的城市，多半發展的遠比台北為久，倫敦發展超過了千年，紐約四百年，巴黎發展超過千年，東京自江戶幕府執政也四百多年，北京自明成祖定都已超過六百年，新加坡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發展已歷二百餘年，香港、上海及杜拜，也都將近兩百年歷史。我們總拿來比較的這些大都市，多半都有著較為久遠的歷史。而部分城市甚至有著更優越的經濟、地理或戰略地位。

聽起來台北真的不怎樣? 但其實根據GaWC的資料，台北城市等級，和那些你所熟知的全球知名城市是同等的，像是蘇黎世、維也納、首爾、墨爾本及布拉格等大城。所以說台北市沒沒無聞的未發展小城，倒也不至於，但要台北變成超級國際大都會，考量到台灣的人口和政治制度，這件事情似乎也不太可能發生。

台北其實挺不容易的。台北盆地不但腹地狹小，位處地震帶，還是西太平洋颱風經常肆虐之地，淹水並不稀奇。天氣極其炎熱，在冷氣技術未盡發達的年代，被派來台灣的日本軍官，多數都相當不喜台灣太過炎熱的氣溫，更別提因為是海島，濕度也極高。政治上，自大清割讓台灣予日本後，經歷一段十數年的停滯期，直到將近1920年，日本才能穩定進行城市發展。

台北最富庶的商圈也多有轉移。人人都知道迪化街、大稻埕的商家個個都發了財，現在迪化街那些不起眼店鋪的老闆，資產可能都有十位數以上。日本時代，是中山北路最輝煌的時代，那時代這條路幾乎代表了達官貴人。國民黨撤台後，中華商場和西門町崛起，成為台灣最富庶的商圈，而後中華商場拆除，西門町沒落了好一陣子。那時最風光的是東區。然後政府砸錢在西門町的觀光上，而今西門町復甦，東區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信義區中滿坑滿谷的百貨公司。

我仍記得小學時，有個朋友喜歡談論高樓大廈，他總是將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等知名現代主義建築物掛在嘴邊，談及台北的新光摩天大樓，他也是充滿興奮的分享。在我小時候，新光摩天大樓幾乎代表了台北的天空。後來2004年，台北101啟用，這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也幾乎是全台灣人的驕傲，因為從沒有任何人想過我們會有個世界第一高樓。

台北市很年輕。不同於許多城市都被認定為是女性的「她」，在我心中台北市是男性的「他」。台北市，他比起其他的她，顯得年輕許多，充滿年輕城市才有的青春洋溢，也有著年輕男性獨有的冒險犯難精神，相較於其他城市細緻的文化，台北男性化的粗曠特質相當顯著。雖說這十多年來，台北正努力著往細緻、緩慢、輕柔的路線發展，但相比於歐洲都市或東京，台北還是相當男性化的。這並非是甚麼壞事，也許這就是屬於台北的特色吧。

最後，台北市能有今天的榮景，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權、政黨或市長，也不屬於任何一個曾在台北打拼的居民，台北之所以是台北，是因為這座城市本身擁有生命。他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也清楚未來的路要怎麼走。雖然人人都對台北有許多不滿，以及總在他面前對他議論紛紛，但我們最終都無法抵抗台北的魅力，並深深為其著迷。

台北，我相信你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