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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發言人弗魯姆(Kim Frum)表示，今年最與眾不同的是，很多孩子在信中提到，「聖誕老人，你能找到治療方法嗎？」或「聖誕老人，我父母沒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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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好文選讀

「直接民主威脅西方國家治理」

〜〜加內什：直接民主對西方現行的代議制民主的威脅超過獨裁。請想像一下就稅率或者移民數量進行大眾直接投票。

英國《金融時報》 嘉南•加內什

現在還在世的英國公民中，有人是在大眾代議制民主之前出生的。在1929年之前，並不是所有女性都有投票權；在1918年之前，並不是所有男性都有投票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Great War)的殘酷讓政府因羞愧而賦予人們選舉權。

這裡我要強調一下，英國是一個深受政治啟蒙影響數世紀的國家。在其他國家，代議制民主的根基更加薄弱。我們從小生活在一種常態之中，那就是絕大多數人能夠自由選擇其統治者，然而這個常態在歷史長河裡存在的時間只相當於一瞬。在面臨最嚴峻的考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議制民主被暫停。在面臨另一個重大考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蕭條時，代議制民主在如德國和義大利這樣的複雜文化中向強人統治者投降。

我們本能地難以想像我們已知的一種政治制度的終結。當我們嘗試這麼做的時候，最令我們恐懼的總是專制獨裁（很多絕非歇斯底里的評論人士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上美國總統之後都進行了這種嘗試，其中包括溫和的保守派人士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在典型的反烏托邦情景中，川普正處於兩任總統任期後的第三個任期，統治英國的是敵視外國人的保守黨人或者敵視產權的社會主義者（取決於你最害怕的噩夢是什麼），法國最終扶正了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這種把專制視為現有政治體制的替代選擇的假設可以理解。過去代議制民主倒下的時候，就倒在這個方向上。這個假設也符合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地的事態發展。

然而，我們的政治體制還可能讓位於其他黑暗的未來。上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了一份對民主態度的全球調查。在西方，80%的人認為代議制民主是好事。只有13%的人認為沒有議會或者法院的強人領袖統治是好事。看到這裡，任何認為這兩種政治模式之間存在涇渭分明的選擇的人，都會松一口氣。

麻煩的是，有43%的人贊同由“專家，而非選舉出的官員，來進行決策”的制度（英國和美國的比例與這個平均值持平），足足有70%的人盼望由“公民，而非選舉出的官員，對重大國家事務進行直接投票，來決定什麼被寫入法律”。儘管有過（也可能正是因為有過）全民公投的經驗，英國的這一比例相對較低，但贊成的人和反對的人仍然為56%對38%。

代議制民主面臨的真正威脅不是獨裁，而是柏拉圖的天才統治，或者，其最有可能的威脅是：直接民主。

大眾還沒有喪失對專制統治者的警惕性。

20世紀在太多國家出現了太多例子，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粗略的規則是，一個文化越是擔心出現強人領袖，就越不容易出現強人領袖，而西方的這種擔心是全天候的。這種憂慮體現在反烏托邦的評論，以及對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的《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的充滿焦慮的重新解讀之中（就像《1984》一樣，這本書的偉大體現在除預言能力外的方方面面）。

比專制獨裁險惡得多的是前所未有、因此也未曾被討論過的威脅。

我們沒有有關一個國家在無休止的全民公投中喪失理智的共同記憶，因此我們低估了這個前景。

但看看皮尤的調查結果——再看看經濟和技術的趨勢。

過去企業加強了代議制民主。

大公司（比如福特(Ford)、麥當勞(McDonald's)、索尼(Sony)）本身就像是政府一樣。它們雇傭大批人員，做看得見的事情，它們的高管和政治階層沒什麼差異。谷歌(Google)和Facebook則更像是不斷滾動的全民公投。

這些公司雇傭的人員很少（相對於它們的市值而言），但卻讓數十億人能夠直接發言，獲得即時滿足感，這是新的人類體驗。它們有時候會流露出一種世界觀，即現實中的政府是次要的。或許這些都不會隨著時間推移重構我們的公民文化。或許吧。

反對就英國退歐進行二次公投的最佳理由與歐洲沒有關係（雖然有一些支持二次公投的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直接民主的常態化。

想像一下就稅率或者移民數量進行大眾直接投票。

或者，為了避免你夜不能寐，別想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說資本主義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這句話更適用于民主。

窮人的數量永遠超過富人。專家統治能夠保護富人的利益，不被窮人搶走。直接民主給予窮人超越富人的最大權力。代議制民主對窮人和富人而言都不是最優選擇。如果代議制民主再一次倒下，罪魁禍首不一定是以某個獨裁者的面孔出現，而有可能會以我們所有人憤怒的面孔出現。

更多內容請上連結點閱，網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988

畫面來源：http://www.independent.co.uk/ (義大利民粹主義五星運動黨)

第三次世界大戰當然已經爆發。回首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藥引，不也就是奧匈帝國的皇太子訪問薩拉熱窩，被六個無政府主義的激進學生槍殺？事發後那幾天，誰也沒有想到是一場大浩劫的序幕。但因為奧匈帝國太子遇刺，俄國與薩拉熱窩所屬的塞爾維亞同屬斯拉夫語系，而奧國與德國同文同種，德國在普法戰爭中戰勝，加上鋼鐵工業生產量幾十年提升，遇到最好的藉口支持奧匈向塞爾維亞出兵。俄國見到兄弟族裔遇襲，也宣布參戰，然後產生骨牌效應：法國與俄國結盟，更在普法戰爭中，與德國有一筆舊賬。法國一加入，整個歐洲都動起來，英國本來觀望，但因德國取道比利時南襲，影響英國貨進入歐洲的港口，英國也向德國宣戰。

但離正式的第三次大戰尚有一步，就是美國的暖昧。美國很奇怪：和平時候是超級的大佬，但世界大戰真正爆發之前，美國一定低調而龜縮。威爾遜做總統的時候，宣布美國閉關鎖國，因為英國不敵德國的潛艇和魚雷，而且美國商船難以靠渡歐洲，威爾遜被迫宣戰。第二次世界則因為珍珠港。

凱恩斯曾說：一戰是歐洲內戰。殖民宗主國內鬥，掀起世界動亂，由中東乃至遠洋美國，假若美國並無應協約國（Allied Powers）之邀參戰，歐洲戰局會如何收場？適逢美國參戰百年紀念日，美國新保守派政評人、前總統喬治布殊文膽 David Frum 撰文分析美國抽身歐戰的後果，並主張一戰雖然相當不受歡迎，戰後歐洲的民主實驗亦以失敗告終，但為重整世界秩序，一如二戰及冷戰的抉擇，美國仍絕對有必要介入。

詳細全文：
https://goo.gl/pLh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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