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兩周年專題 之三 把痛苦變成習慣的紀錄者 梁柏堅盡量不去想那天發生的事，那段片，那對跪在地上哭着求饒卻被噴到滿臉胡椒的情侶。兩年過去，他久不久便收到一些恐嚇信，831前夕，他又再次收到，信上寫着「831收聲保全家平安」，還附上一塊已生鏽的刀片，「收到慣了，硬要提醍大家這個日子，一直沒有公開是因為不想讓這些人知道我收到信」。 昨晚，他第一次公開恐嚇信和刀片，一直不公開，不是因為害怕，而是覺得自己當時只是一個紀錄者，不是主角，尤其是當選區議員後，更推掉了所有關於831的訪問，他不願多提，說一切已紀錄在片段中，只要看過條片的香港人，就會明白當日發生過甚麼事。 別人要他恐懼，他說自己早已麻木。一封信，阻止不了他要做的事情，一封信，動搖不到他對真相的執着。擁有紀錄者和民選議員的雙重身份，他說：「受呢啲，預咗」。為了不讓恐嚇者得逞，為了保護身邊人，他甚至已跟家人斷絕了聯繫，自己搬出來住。對他來說，這些都是預料之內，「這個時代，如果沒有這種覺悟，就太天真了」。 別人為他擔憂，但他自己卻對恐嚇信處之泰然，也許是因為早已在風眼裏吧，他笑着說，所以知道哪個位置安全，亦早已評估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望着防暴警的眼神，就知道站哪個位置安全」，作為記者，他的目標明確，就是留在一個可以安全拍攝到相片的位置。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這般鉅細靡遺的談及831。這件事對他的人生來說，實在太震撼，直至兩年後的今天，依然影響着自己，猶如寧靜的湖面，一片落葉泛起漣漪，一直擴張。如果沒有831，他就不會在理大留守12天，「因為見過這樣的人道災難，所以覺得必須留在理大，地鐵內有鏡頭影也能這樣，如果沒有鏡頭呢？在裏邊有需要自己的位置」。 他總是說自己不是事件的受害者，不應頻頻出現在鎂光燈底下，搶了「焦點」，我們談了很久，關於區議會、媒體道德，然後始終沒法離開831，他終於說出來，經常在凌晨5點突然嚇醒，覺得有人會上門拘捕，而且偶爾失眠，他說這是很正常，很多人都試過，尤其是投入這場運動的人，「但是從此就沒有再去太子站了，已近乎是習慣，變成常態」。 把痛苦，變成習慣，他說。 他不敢跟人說自己有多痛苦，「盡量不去想、不想講，這是沒有意義的，不需要取暖」。真正的痛苦，是拍攝着那對力竭聲嘶跪地求饒的情侶，然後內心糾結，到底應該繼續拍攝，或是幫助他們清洗面上刺痛的液體。他選擇了放下相機，因為襲擊已完結，繼續拍下去，已沒有太大意義，「影多一分鐘無太大分別，做記者，在人道災難面前，到底要做甚麼，到底應否幫他們？」 紀錄者不應干預事件現場，但記者同時亦作為一個人，如何介入、何時介入，是傳媒倫理的永恆課題，根本沒有標準答案，就如世上大部份的事情，也沒有答案，「找不到，一直至理大我也找不到答案」。 但記者也有底線，梁柏堅有自己必須堅守的原則，「要保護行家，一個人行錯，就整個行業被人攻擊，對大家不會有好處，但哪個位可以幫？後果是甚麼？」看着人們受苦，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在道德上、在紀錄以外，要做這件事。 他拍下了警員以海棉彈槍近距離指向車廂內的乘客的畫面，「有沒有武力指引？走火點算？未證實乘客有參與街上的示威就貿然舉槍？有很多拘捕的方法，你可以封站逐個抄身份證，現在是衝入車廂打完就算？」 這些問題，香港人已問了兩年，沒有答案，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而最有趣的，是監警會寫報告時，竟去信給他，要求拿片段的版權，「但無叫我去答問」，荒謬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面對荒謬，除了繼續生存下去，還能做甚麼。 「堅持，手法可以轉，但目標要清晰」，他認為，面對威權政權，只能以合適的身位盡力做下去，雖然他是悲觀的，「兩年間，警務處處長也換了兩屆，還有可能光復公義嘛？」公義得不到彰顯，他也坦承的說，實在累了，但再累，也要走下去，「我係nobody，但只要還有一絲影響力，也會繼續撐下去」。 全文刊於: facebook @vforvengeancehaha 記者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