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民主

讀中國歷史常讓人感到頹喪，連最偉大的英雄，都不能逃脫「忠君愛國」的枷鎖，最了不起的革命家，也不能擺脫治亂循環。所以當人家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都覺得當然會有這種說法了，二千年來，中國都是這種沒有意義的朝代更迭，當然把分合循環都寫入了共同的記憶，以為中國就得如此，世界就得如此。神經病。

只有讀春秋戰國史，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讓人有不一樣歷史的可能性。但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思想，在秦始皇後，就沒了。我一直覺得上天給了人類幾次突破原始人類部落社會的機會，給人類用「思想」創造不一樣未來的機會，中原的春秋戰國是一個，希臘的城邦是另外一個。但中國的大一統，滅掉了人類新科技文明從東方開始的機會。而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敗，讓人類的突破，推遲了兩千年。民主的雅典帝國，有民主必要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野心、有創造力、有執行力、有說服力的耀眼英雄，得以出頭。如果多給雅典一些時間，多給古希臘理性思維多一點時間，工業革命和自由民主浪潮，也許在兩千年前就發生了，今天我可能就在太空船裡用現在不能想像的科技，撰寫文章了。

但不同於諸子百家的消散，雅典的民主實驗和哲學家的思想還是給西方文明留下了種子，近三百年前，民主實驗的捲土重來，創造了人類史所未見的榮景。但我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歷史沒有一定，民主也不是必然，我們不能視之為人類的必然結果。雅典的勝與敗，幾乎都在一線之間，一個領袖的一時疏懶，一個將軍的突發奇想，一個士兵的英勇表現，或是一個人民集會的風向轉換，都深深影響了戰事，都深深影響了民主的可能。雅典的民主不是一個既定的均衡，而雅典的民主，我們也許可以說，是敗在民主自身的衝突。

雅典的直接民主，如我在「懷疑民主」裡寫的，有暴民的性格。當人群的情緒受到挑動，理性喪失，在多數決下所產生的政策，常常是可怕的。損失上萬軍民的西西里遠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非法處決在Arginusae打勝仗的將軍也是可以避免的，但當集會場裡理性思維被暴民抑制的時候，民主就產生了這些對雅典自身不利的結果。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充滿了對民主的厭惡。他在公民集會場裡唯一一次的發言，就是反對非法審判Arginusae戰役的將軍，但當然是徒然無功了。他認為國家就像條船一樣，民主就像讓愚昧的群眾票選船長一樣，專業無法出頭，船要開往哪裡去?

對有暴民性的民主，存有疑慮的，當然不只是蘇格拉底，而是從雅典一開始實驗民主，就是有志之士所擔憂的。而後來的歷史，也充滿各種獨裁者、法西斯主義者，利用民主的缺失而施行比民主更壞的制度的例子。但也就是因為看過獨裁政體的惡，早先認為最美好的政體，就是讓哲學家皇帝寡頭統治的柏拉圖，臨老還在追想民主時代的好。

這民主時代的好，也就是雅典民主的內在衝突來源。如果民主只有暴民政治的惡，那攞脫民主是個想都不用想的簡單決定。但雅典在二十七年戰爭裡，只有到很後面，才有放棄民主的聲音，才有寡頭統治菁英想要革命的力量出來。甚至在完敗給斯巴達之後，雅典還是很快地恢復了民主。對雅典人而言，民主好在哪裡?

民主好在，那些划船的下層戰士都和領頭的將軍有一樣的公民權利，都能在集會場一紓己見。民主好在，領取國家俸祿、享受榮華富貴的政治領袖，一舉一動，都受人民檢視，沒有逃得過人民眼睛的貪污腐敗行為。民主好在，法律審判都在透明的集會場裡進行，不用擔心「政府當局」、權貴份子羅織罪名。民主好在，不管出身微寒都可以有靠一己之力成功的一天。也就是因為有民主這些美好的地方，雅典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都在希臘世界數一數二，連軍事上一再的失利，都不能阻止其蓬勃朝氣。

雅典因為Thrasybulus這些信仰民主的領導人物，而在戰後迅速恢復了民主，也幾乎恢復了雅典帝國，後來更是在實力上遠勝打勝的斯巴達。但雅典終究無法變成大英帝國，也不是美利堅合眾國，因為直接民主的惡，壓制了雅典有更偉大發展的機會。但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後，西方的知識份子，又重新研究雅典的民主，而有了James Madison在Federalist Papers No. 10裡所描述的「共和民主」，取直接民主的好，而棄直接民主的惡。人類的發展，才終於走向正途。

懷疑民主

「他也是嚴重的政治負債，一個會引發強烈的祟拜或是厭惡情感的爭議性人物，但他從來沒能得到足夠多數的人民的穩定支持。他無法讓多數人支持他的政策，但也沒辦法讓他自己為了「國家」去支持別人的政策。而同時，他可以阻止任何想要領導的他人，因為在危機的時候，「他的國民」會因為他的光彩和他承諾的救贖而轉向他。」這不是講川普，這是講兩千多年前，民主雅典的知名政治、軍事領導人Alcibiades。我們都喜歡認為我們處的時代，獨一無二，但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就連「民主」，這我們以為是人類的新發明，也在二千多年前轟轟烈烈地發生過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民主弊病，也都在二千多年發生過了。川普這些煽動家demagogue會做的事，二千多年前，就有人做過了。

這是我閤上Donald Kagan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第一個感想。民主雅典在二十七年的戰爭裡，擁有無數的機會，完全壓倒佔有軍事優勢的斯巴達，但因為民主的問題，而錯失了許多機會。比如說，遠征西西里這一個關鍵轉折，雅典不但有機會大獲全勝，甚至處於劣勢時，都還有停損的機會，但因為Nicias將軍的一再失算，而損失了上百戰艦，數千戰士。Nicias和Alcibiades兩個將軍，一個主和，一個主戰，但在已受鼓動的民意面前，兩個都無法示弱，都無法為雅典設計最好的遠征策略，反而因為彼此較勁，而不斷加碼。最後主和的Nicias主掌軍權，但無心戀戰的他，因為舉棋不定，而賠上了所有的雅典遠征軍，還讓勇敢、具謀略的Demosthenes丟了性命，自己當然最後也掛點。

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所有公民都可以參與政策辯論和直接選舉軍事領袖。追求榮耀的政治、軍事領袖，都要直接面對民眾。而民意不只像流水，在直接民主下，民意根本像洪水。順風時，能夠踩在洪水浪頭的，像是偉大的伯里克利，像是Alcibiades，萬人愛戴，享盡榮華富貴，還能左右民意走向。但國家不順時，幾千公民聚集的場合，說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誰都不敢擋暴民的鋒頭。連伯里克利，都還得面臨腐敗的指控，而從將軍的位子退下。Alcibiades面對暴民的指控時，就直接跑路了，連雅典都不敢回。

直接民主的暴民，不是只有斬敗將，是連勝利軍都不一定有好下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後幾年，雅典在Alcibiades的最後敗戰後，師老兵疲，而斯巴達的海軍在年輕英勇的將軍帶領，加上波斯帝國的金援下，一步步進逼。但雅典臨時湊出的新船、雜牌軍，居然出人預料在Arginusae打了勝仗，殺了斯巴達的將軍，逼迫斯巴達向雅典求和。但這暴民政治，不但驕傲的拒絕了斯巴達的求和，還把打勝仗的將軍都處死。你沒看錯，處死打勝仗的將軍，因為他們被戰後的暴風擔擱，未能救援落海同僚和收屍。

打敗仗得死，打勝仗也不一定有好下場，誰還想帶隊出征? 果然，一年後，雅典完敗於斯巴達，而結束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當國家處於戰爭時，民主體制是處於相當不利的位置，不但因為公民有知的需求而須把戰略方針公諸於世，連敵人都一目了然，而且因為民意的難以捉摸，政治領袖經常得綁手綁腳。我常想，美國打越戰為什麼打得灰頭土臉，一顆核子彈丟到河內，還有什麼越共問題? 我都覺得美國不是輸給了越共，而是被自己的民主給扯了後腿，當主流民意都厭戰的時候，戰爭勝利自然遠去。

但「懷疑民主」不應該是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論，因為到頭來，民主並沒有輸，而雅典正是因為有民主，才能面對斯巴達這軍事強權，還能在二十七年的戰爭裡打個難分難解。而戰爭結束後，逐步失去影響力的，是寡頭統治的斯巴達，不是雅典。雅典的民主，不但復興了雅典帝國，還又持續了一個世紀，直到亞歷山大吞併了希臘諸城，才結束人類的第一次民主實驗。而這實驗，留下了許多重要的結果，讓第二次的人類民主實驗得到成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