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X明怡基金會-CSR點火計劃】

企業社會責任，是當今全球企業光譜的一環，進入21世紀，定義企業的成功，不能只看營運績效及獲利成果，我們相信，品德、責任、與永續，都是攸關企業評價與生存的關鍵。

2020年，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發起「CSR點火計劃」，
邀請明怡基金會共同參與，提供《遠見雜誌》予想為台灣社會多盡一份心力的單位。

若您服務的組織也重視CSR，想更關心這世界、社會所發生的大小事，請您留下資料，經篩選符合資格，我們將自8月起寄贈《遠見雜誌》予貴單位，邀請您在傳播進步觀念的路上與《遠見》同行，將這份力量持續擴大、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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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怡基金會

混合戰與認知戰是什麼？
首先，先說明混合戰和認知戰是什麼，這個名詞曾出現在 2019 年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育中心上校教官黃柏欽發表於《國防雜誌》的〈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一文中。文章中提到，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及言論自由弱點，造成受攻擊目標的挑戰。」而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對混合戰的定義如下：未來的對手更加聰明，並且鮮少將自己限縮在他們工具箱裡的單一工具。傳統的、不規則的和災難性的恐怖主義挑戰將不會是明確、清楚的樣態；他們都將以許多形式呈現。戰爭模式的模糊，誰參戰的模糊，以及使用什麼技術，產生廣泛多樣性與複雜性，稱之為混合戰。

而在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布的 2020 中共年報則指出，未來在灰色地帶衝突中，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將扮演重要角色，共軍網絡系統部效法俄羅斯對波羅地海國家遂行的資訊作戰模式，進一步運用體系融合與軍民融合，網路作戰自身單位與外圍團隊，結合心戰基地，推展運用網路戰搭配認知戰的混合戰。

因此我們可清楚明白，面對認知戰、混合戰，台灣所要應對的壓力有多巨大。

面對中國對台的資訊作戰

自上任以來，我就很關心中國對台的假消息作戰問題，特別是國安局的應對方式。去年 7 月國安局增列了「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這項工作職掌；調查局也成立了資安工作站，針對防範中國透過假訊息擾亂台灣社會民心、讓台灣社會產生懷疑民主制度的意義這些認知作戰行為，便需要檢視有加強整合假訊息情蒐的執行效果。

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去年 11 月發表的研究，其中有一項研究發現是：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這些代理人扮演聯繫台灣當地製造者或散佈者與中共的中間人角色，使得資訊攻擊的發動者與實際製造或散佈者產生了脫勾的狀況。

中國分別在 2020 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期間，發動一連串線上與線下的資訊攻擊。此報告依據攻擊者的資本和動機，將中國的資訊作戰者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個模式：外宣模式、粉紅模式、內容農場模式、與協力模式。其中，又以「內容農場模式」和「協力模式」所產生的傷害較前兩者來得大。

國安局對假訊息的工作成果

像是最近的鳳梨事件，中共說台灣出口給他們的鳳梨有蟲害，但台灣農委會請中共拿出證據來，他們也拿不出來，但他沒使用官方發聲、協同媒體、網路，四處抹黑栽贓，這就是一種很經典的認知戰，國安局長也相當認同這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而去年質詢國安局時，我也要求提供過去一整年的完整的報告，告訴我們已經查到了哪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未來又有哪些相關工作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哪些部會、單位主責處理？今天我們有可能面臨醫療衛生方面的假訊息、也有可能像是現在的農業假訊息，這顯然是跨部會的問題。

國安局長回應說，兩岸事務的主管單位，最主要是陸委會，但也可能和政戰、軍事有關，所以也涉及國防部。

我知道國安局在去年有關假訊息的情蒐和研究有一些初步的結果，掌握了重大假訊息事件、散佈嚴重性和重要節點。那是不是有可能，創造一個跨部會整合的平台，來討論看看這個應該如何處理，可能部會互相支援，且一定要有一個專責的部門！處理橫向的聯絡與垂直的澄清，不分藍綠、部會，一起處理中共的認知作戰問題，面對認知戰的抹黑，可給出客觀的事實、科學的數字，快速澄清，避免認知戰的假訊息滲透台灣。

國安局長回應我，會提供這些清楚的資訊給相關部門。

我也再次提醒認知戰的重要性，「認知作戰」就是改變人的想法，且是用假的資訊去改變大眾的想法，讓你聽、看，但所見到的是他們想引導的錯誤資訊。境外敵對勢力透過這樣的做法，來分化破壞台灣的民主社會，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開始領略這樣的痛苦。

此外，「溯源分析」很重要，需要了解背後的指揮單位，比方是武警、共青團等等。如此一來才可以找到關鍵人、斷其行為節點。

比方說，民主實驗室研究報告提到的「粉紅模式」，不同於中央發動的攻擊，是由地方性愛國人士或小粉紅製造訊息。雖然和中央無關，但是粉紅模式可能會和地方的民兵和武警有關。有許多武警會加入群組，甚至有教戰守則，包括低級黑、高級紅、反串等教程，有時候會在微博試水溫，再將訊息加以改製、放入粉絲頁或社團散佈，甚至自己經營粉專。這也顯示了中國會使用的資訊戰特色，也就是主導者是會是不同系統、不同單位，便會需要國安局能夠進一步分析出主導者是誰？

提出中國對台灣假訊息的行為模式預判的重要性在於，在能掌握來源後，甚至可以進一步看在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比方一月底、二月初美國軍機在我西南空域活動，或者最近兩會期間，中國對台假訊息的發動者和發動方式，而可以提前截斷這些假訊息的發動，或者截斷其節點。

中共勢力協同在地的認知作戰，我和台灣基進一直都在抵禦頑抗的第一線，但我們永遠以抵禦這類欺侮為優先！置我個人名譽於度外。

台灣加油

2021-03-18，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安局 陳明通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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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聖經考古"網站:
苦路的來歷可追溯至主後14世紀，由聖方濟會修士Franciscan 為當時的朝聖者設計的。在1335年，聖方濟會成了聖地的管理者。他們的責任有兩方面：
1. 在耶路撒冷聖墓堂和伯利恆的主誕堂定時舉行拉丁文的崇拜；
2. 照顧歐洲而來的朝聖者，特別是發生衝突時，他們是朝聖者和本地權貴的中間人；另一方面，聖地的導遊。
在14世紀時，朝聖者通常會留在耶路撒冷10-14天，他們會遊覽各地點。有見及此，聖方濟會漸漸發展出一套朝聖路程，繞圈子的參觀耶路撒冷多個地點。行程編排方便之餘，又要有系統，加上不同的傳說，行程增加了不少權威性。其中一個傳說，提到馬利亞在晚年時，會沿著這路程，查訪有關她兒子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事蹟。這些的傳說，更使當時的朝聖者難以批判。
當時的苦路，路程是這樣的：
1. 從錫安山的聖方濟修道院開始
2. 先看當時在城西的該亞法院和亞拿院
3. 途中經過聖墓堂，之後往東出城，攀登橄欖山
4. 從橄欖山下山，走到南面的西羅亞池
5. 從西羅亞池再攀上西山，回到錫安山的起點
6. 這個繞圈的路程上，加上聖經的經文和事蹟，幫助朝聖者的屬靈經歷。
現在的Via Dolorosa是中世紀朝聖路之其中一段，當朝聖者離開聖墓堂之後，他們會向東行，路上有不同有關耶穌事蹟的站，例如：耶穌跌倒的石板、審判之門Judgment Gate，在那裡耶穌被判死刑被帶到城外的各各他(這門尤其重要，因為要表明主是死在城外; 希 13:12 )，士兵給耶穌酸酒的蘆葦(可 15:36 )，聖維羅妮卡之家 ，財主之家(路 16:19 -31)，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架的路口(可 15:21 )；耶穌遇見耶路撒冷女子的地點(路 23:27 -31)；當馬利亞追上去見耶穌時跌倒的石級；耶穌被判罪的拱門；馬利亞小時候的學校；彼拉多之院(可15:1)；希律安提帕之院(路23:6-12)；法利賽人西門的家，那裡是抹大拉馬利亞被赦免(路 7:36 -50)；聖殿美門(徒3:2)；主的聖殿(路 2:27 )；安尼之家，傳說馬利亞出生之處；近羊門的畢士大池(約5:2)；最後，出城門到約沙法谷。朝聖者會停在每一個站祈禱和默想。朝聖者對歷史的真實性不大關注，導遊只是講道者，使旅客感到心靈的感動而已。到了15世紀，朝聖者不約而同地感到聖墓堂和彼拉多之家的一段，應具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在這段路程上，主為我們的罪慢長的受死，便將這段路倒轉而行，不但更合情理，更使朝聖者可以親自行在十字架的路上。這樣的做法，正式在1530年開始，當時由一位西班牙的聖方濟修士Antonio of Aranda描寫。只是，這段早期的苦路，只在3個站：
1. 耶穌與跌倒的馬利亞相遇
2. 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字架，而耶穌同時對耶路撒冷女子說話
3. 聖維羅妮卡為主抹汗
當時是奧托曼Ottoman時期，教徒不能太公開表現信仰，朝聖者會分為小組，在不同的站上默禱思想。這種苦路朝聖感動了不少的朝聖者，他們回到歐洲之後，將之發揚光大，使不能到聖地朝聖的信徒也得到幫助，歐洲沒有禁止基督教，所以漸漸苦路加上了不少的創見，站的數目便加多了。到了14世紀，其中一個歐洲版的苦路─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 in Belgium)─漸受歡迎，Jan Pascha得了靈感，寫了一本靈修書Spiritual Journey，之後在1563年由Peter Calentyn出版，這書第一次使用Via Crucis「十架路」一詞。接著在1584年，又引發另一位作者Christian van Adrichom寫了一本耶路撒冷地理的書Description of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Christ，這書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非常受歡迎，直到19世紀，一直成為耶路撒冷地理的經典。 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列出的苦路站，與現今苦路14站相近，但是當時仍對耶路撒冷的苦路朝聖影響不大。 到了17世紀，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寫的苦路14站靈修書深受到廣大歐洲基督徒歡迎。但是，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時，發現苦路到了Judgment Gate便完畢，便感到失望，因為他們預期苦路的終站是聖墓堂。耶路撒冷當地的聖方濟修士的解釋不被接受，所以某些修士為了迎合朝聖者的希望，便將苦路路線作修改。最後，到了18世紀，聖方濟修士Elzear Horn在1724-1744年間於聖地事奉，他同時又深受van Adrichom的著作影響。他是第一位把van Adrichom苦路放在當時的地圖上。這就是現在的苦路的最早版本，14站的位置與現今的各站位置大約相同，地圖上的圓形數字是18世紀時各站位置，方形數字是今天苦路各站的位置。苦路本身不是以歷史和考古來定義，而是以信仰為本，所以並不符合考古和歷史的資料。但是，它是歷代信徒響往基督經歷的表達，這正是信徒來朝聖的原因，朝聖之時，在默想和祈禱中找到屬靈的真實，正如Murphy-O'Connor一文標題所說，苦路是「信心的地理」(geography of faith)。但是，因著聖經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現在得到更多的考古資料，可以重新的找出耶穌當日苦路的路線。

前陣子終於有第一批的武漢包機撤僑，但是出了很多狀況，比如說人數有出入、名單次序跟說好的不一樣，上機前也沒有確實檢疫，導致回來以後才發現機上有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個案，結果全機都得隔離，造成很大的醫療負擔。所以衛福部長陳時中有特別出面說明，不是不帶他們回來，只是需要時間及更完善的措施量力而為。還說不能把自己的船給弄沉了。

部長這樣說主要是大家怕台灣的醫療資源過載，畢竟要回來的人很多，但全台灣負壓隔離病床只有1100床，隔離收容的空間也嚴重不足，現在也有很多醫生發起連署，認為要堅守防疫底線，以緊急需要的國民為優先，並審慎評估台灣的醫療資源。

不過這個「防疫底線」和「醫療過載」到底是什麼？
一但發生了醫療過載的狀況，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週我們邀請了臺北醫學大學公衛系的邱弘毅教授來解答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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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首先想請問邱教授，醫療過載到底是什麼？有沒有什麼指標？
醫療過載並沒有在書面上有很明確的定義，不過大致上大家的共識就是，從設備、人力、醫材方面來看，像是第一個你的一些重要的病床，比如說現在大家很重視的負壓隔離病床，有沒有被整個佔用，是不是能夠去支援其他的需要用到的病人；第二個就是醫院裡面最重要的醫師、醫護人員，人力是不是有短缺的狀況；第三個部分就是醫材，像是口罩這些是不是足夠使用，因為醫院平常就是要照顧許多的病人，那醫療過載就是「醫療資源已經沒有餘力去照顧其他的疾病，這就叫醫療過載。」

Q:韓國光州的21世紀醫院因為爆發院內感然，因此緊急進行封院，再SARS期間台灣的和平醫院也曾經封院，封院倒底是不是一個好的措施？
其實這個是有爭論的，因為在SARS期間和平醫院的封院，他沒有做好兩棟大樓之間的感染隔離措施，導致院內更多人造成感染，其實封院應該要是最後的手段，等到整個醫院都已經是問題的時候，才需要進行封院，否則應該是做好所謂的動線分隔，將感染力高的病患與一班的病患分開，而且封院也會讓醫院無法正常運作，提高醫療過載的風險，所以在過去的經驗來說，封院並不是一個良好的措施。

Q:可是我到醫院就診，還是會擔心這些確診的病患到處趴趴走，很危險呢！！
其實我們要對我們的政府很有信心，以全世界20幾個國家來說，台灣的防疫是做得最到位的，只要是有確診的病人都是在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中進行隔離治療，也會有特別處理傳染病的措施，所以我們要對防疫有信心。

Q:如果台灣真的爆出社區感染的時候，該怎麼辦？
如果很不幸在台灣爆發了社區感染，那我們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降低接觸」，因為傳染疾病靠的就是接觸，要讓這些接觸機率下降就要啟動一些國安機制，像是暫停一些社會活動，例如停班停課等等。

Q:以台灣目前的疫情，來說我們有需要囤貨嗎？
以目前政府提供的數據來說，不太需要囤貨，因為目前比較明確的傳染途徑就是接觸，還有境外感染，而且台灣的防疫等級相當的高，目前中國港澳的旅客都要自主隔離，如果台灣繼續維持這樣的病例模式，基本上不太需要囤貨，也不用過度擔心；像最近的衛生紙之亂，其實就是自己嚇自己，我覺得大可不必這樣子再次地強調，大家平常就要有好的防疫觀念，生病戴口罩、多洗手、常做運動，不要因為疫情的關係就都不出門，整天關在家也是不太健康，健康的人在空曠的場合，都可以正常的社交，大家也不用對疫情過度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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