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是「氣候末日」的起點，為何台灣青年對氣候變遷「高感知」卻「低行動」？（12/24/2020 The News K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極端氣候現象增加的強度與頻率，即是受到全球減排之成效影響，換言之，台灣在面對與解決極端氣候現象中扮演的角色，皆是不可置身事外的一員。

文：熊淳儀

2020年全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巨變，除了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外，接二連三的大火、暴雨、高溫、蝗害，對於世界上許多地方造成了生存上的危機。

台灣在2020年之中，幸運地避開了肺炎的侵襲，我們似乎是上天眷顧之地一般，過著正常的生活。然而台灣今（2020）年並非毫無感受到這些氣候異常的衝擊。面對一個沒有颱風的颱風季，今年的台灣面臨了缺水的危機；今年台北市也創下歷史高溫，事實上過去最高溫的十個年份，便有八個發生在過去十年。

即便如此，台灣民眾大部分還是過著與往常一樣的日子：上班、上課、滑手機、抱怨老闆、抱怨政府等等，物質豐饒的生活讓台灣民眾可以輕鬆地掌握「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思維模式，氣候變遷在台灣民眾的眼中顯得很遠。因為氣候變遷是加州的大火、中南半島的淹水；是非洲的乾旱、歐洲的熱浪，但氣候變遷不會影響台灣的我們的日常，所以沒關係。日子還是要過、錢還是要賺、還是要出國旅遊（在疫情前）。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氣候變遷真的不會影響我們嗎？本文筆者將先針對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台灣簡述，再針對我國政府氣候政策做論述，最後針對我國青年如何在這一場全球災難之中缺席做反思。

台灣在氣候變遷中將會承受到相當大之衝擊，因為副熱帶地區之氣溫在改變的氣候之中，相較於其他地區上升速度屬最快的，而我國正處於副熱帶的範圍之中。

綠色和平先前做出一份報告，其中說到當海平面在不進行任何防範措施下，將於2050年淹沒台灣多處地標。先姑且不論讀者對於綠色和平之觀感為何，海平面上升在未來一定是台灣要面對的議題，而嚴重程度取決於世界各國減排之成效，而當中當然也包含了台灣。

再者，今年全國缺水的議題對於中南部農民及部分居民造成了不便，甚至於財產的損失。極端氣象現象從各方面科學研究顯示，在未來只會頻率增加、強度增強，那麼台灣有可能置身事外嗎？

除非科技進步到現今人類無法想像的地方，否則極端氣候現象必然成為台灣未來亟需面對的問題，而如同前述，極端氣候現象增加的強度與頻率，即是受到全球減排之成效影響，換言之，台灣在面對與解決極端氣候現象中扮演的角色，皆是不可置身事外的一員。

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帶來之各類不確定性，我們的政府做了什麼呢？台灣其實做了不少，但還做得不夠多。

針對我國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所做的措施，應該分為兩者來檢視，第一為提出的政策及法案，第二為實際的作為。

回顧文獻可以發現，我國其實從1990年代開始便有提出一系列針對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綠能產業、減少高碳排產業的政策與計畫。例如1998、2005、2009及2014四次全國能源會議，2006年經濟永續發展會議，2007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2008行政院永續能源綱領等等。

而在這些會議之中也制定了各類減排計畫、能源轉型計畫、產業轉型計畫、排碳基準點，而且順勢推動了《能源管理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等法案，環保署也建立了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碳交易平台等。看似台灣走在很前面，我們的政府在過去做了眾多努力與全球肩並肩對抗氣候變遷，然而實際上成效十分有限。

過往研究發現，即便台灣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高耗能產業（其中又以石化工業為主）急需轉型，然而其並沒有轉型，反而有逐漸擴張的趨勢；而我國政府對於此高耗能、高碳排產業之擴張未有明顯之阻擋手段。

當政策之推行目的是希望能夠減少碳排，然而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卻未阻止相關產業擴張之矛盾現象出現時，台灣便處於一個原地打轉、停滯不前的處境；而其中一個造成台灣產業轉型困境之原因，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低水費、低電費、低油價。

或許讀者沒有共鳴，認為油電費在過往幾年的新聞中不是常常漲價嗎？在此處筆者提供一個概念，在沒有產油的台灣，每公升汽油0.92美金，而在相同未產油的西歐各國，每公升汽油大多落在1.5美金上下；而歐盟水費平均為台灣的三倍以上，台灣電費更為世界第三低。

我國油、電、水價之低廉，反而成為產業轉型路上的絆腳石，當原先的生產方式不會因為資源的減少而損失利益時，企業很難有改變資源使用效率的動機。

而台灣停滯不前的溫室氣體排放，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台灣的低薪情況，在未來更有可能遭受到發展上的衝擊。因為產業沒有轉型的動機，也導致台灣產業常常只能透過薄利多銷的方式獲得利潤，而無法以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少量商品賺取較高的利潤。

相對的，當利潤極低時，工資也不可能提高到哪裡。面對全球趨向綠色經濟的趨勢，如果台灣持續維持高碳產業的存在，將在國際貿易上遇到一定的困難。

歐盟預計於2021年6月討論進口碳稅的議題，並希望能於2022年正式啟用，當啟用後可能會使高污染產品進口時受到高關稅之貿易障礙。現今拜登成為了美國總統，勢必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也會加緊腳步將川普任內被削弱之環境政策重啟，而進口碳稅也是一個可能在拜登任期會推行的政策之一。若未來美國也跟上歐盟的腳步，台灣的貿易將會處處碰壁。

面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理論上將會遭受到最多影響的青年族群，會是最在意這類議題的。在國外也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由青年組成的氣候變遷遊行。

而台灣呢？根據筆者的觀察，台灣的青年普遍對氣候變遷冷感。身旁許多人並未意識到氣候變遷可能對台灣帶來的影響，更少人會聯想到低薪的狀況或許與氣候議題相關，甚至身旁有人未意識到台灣今年有缺水。

下文筆者將從四個角度，論證台灣青年在氣候變遷行動中缺席的問題：第一是「Fridays for Future遊行」，第二是美國大選的支持對象，第三是台灣青年的氣候感知與行動間之差距，第四為以核養綠公投。

自從Greta Thunberg開始發動Fridays for Future氣候罷課後，全球串聯已經18次遊行了，而參與人數也已經超過1200萬人次，台灣在其中參與了五次，但參與人次卻不到5000人。

全台扣除年紀可能太小的幼兒園及小學（雖然國外的遊行中，也可以看到這個年齡層的身影），總共有超過250萬名學生。不到千分之二的人有參與過氣候罷課遊行，而且這還是將參與的5000人全視為不同的人才有這個數字。這時筆者不僅要問，台灣的青年去哪裡了？

2020年另一件國際大事為美國大選，而台灣民眾於國際民調中，成為全亞洲最大的川粉聚集地。理由多半與川普強化與台灣的關係、增加對台軍售並開啟中美對抗的局勢。筆者了解這些行為對台灣的利益極大，也十分贊同台美應要繼續深化關係；然而從環境政見的方面來看（也就是大部分的人不會注意的角度），川普對於世界的破壞會大於貢獻。

比較川普與拜登的環境政策，可以發現川普主張繼續發展石油業，而拜登則主張推展綠能產業；川普也在2016至2020年的任內透過行動證明，自身不相信氣候變遷的立場。台灣民眾並沒有因此而不支持川普，這便與下一點有關。台灣的民眾普遍氣候變遷感知很高，然而當真的要付諸行動時卻時常缺席，此現象極為不尋常。

過去的研究發現，台灣的民眾身處於光譜的極端位置。台灣人對於氣候變遷擁有高感知（我們知道氣候變遷正在發生），我們也非常認同氣候變遷是人為的結果，且十分危急。然而在面對氣候變遷需要身體力行時，我們常常不會有任何動作，尤其年輕人更不會有行動。同時我們也不太相信我們的科學家。是什麼造成了我們的高感知，卻低行動呢？

筆者認為與當今方便的物質社會有關。雖然我們都知道氣候變遷的存在，卻因為生活上沒有影響而將它放置於代辦事項非常後面。再者，台灣的媒體對於氣候變遷的報導時常缺乏本土元素。加州、澳洲的大火雖然讓我們為當地的人及動物感到悲憫，然而對我們的生活基本上完全沒有影響，也無法產生共鳴。在無法產生共鳴的情況下，台灣人不痛不癢的繼續過生活也是顯而易見的後果。

最後，筆者認為儒家文化、長期的威權統治及大眾看待教育的態度，也造成了今天這一個現象。儒家文化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在社會之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各司其職、和樂融融；這種文化思維與社會功能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社會中所有的職位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我們也不應該要打破它。

然而這種思維卻造就了服從在上位者的後遺症，當在上位者在司其職時，平民百姓應該要安分守己、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樣使平民即便在政府運作出現問題時，大多數的時候也會保持沉默，而不逾越自身的「本分」，使監督政府的力量微弱，因此當政府無氣候變遷明確政策時，民眾也選擇了觀望。

又台灣長期受到威權統治，導致反抗、質疑威權在社會中承平時式微，唯獨在有重大事件時，才會有人反抗專家治理的模式。此外，在台灣的文化中，讀書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人生任務──認真讀書、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成就美滿人生，這個充斥著私利的思想導致學生不願意放棄部分的學業，投入社會進步相關運動。即便學生有意願，面對家長教師的雙重壓力，也可能因此卻步。

在這些多重背景的影響下，台灣的社會面對氣候變遷時，因為並沒有即刻的威脅感知，因此時常期待政府會先帶頭做，等政府開始做了，人民再緩慢跟上就可以。

2018年的公投案也是鬧得沸沸揚揚。在以核養綠公投議題上，當時公投的結果為贊成方獲得54.2％的票，公投通過。然而有多少人認真看過以核養綠所提出的能源配比？以核養綠主張2025年以再生能源10％、核能20％、燃氣30％、燃煤40％的能源結構供給台灣的能源。而蔡政府主張的2025非核家園則是20％再生能源、0％核能、50％燃氣、30％燃煤。

在以核「養綠」的主張之中，反而預計燃煤比會比現行政策高，而再生能源目標比現行政策低。試問「養綠」養到哪裡了？高達40％燃媒是筆者認為在以核養綠公投中最大的、也是未傳達給民眾的問題。台灣現在的電力正好大約四成為燃煤發電，而其造成的空污問題相信居住在火力發電廠周遭的讀者多少有點感觸。以核養綠以「養綠」為名，實為推展核能，誤導民眾以為自身站在歷史上正確的那一邊。

面對以核養綠的提出到後來的公投通過，若時任台灣青年有仔細研究此議題，不是應該要為了環保、為了未來，勇敢的站出來，在社群媒體上將被隱藏的真相揭露嗎？就如同當初同婚議題在網路上真假訊息的攻防戰一般，使議題被完整的了解嗎？請讀者回想，當時有這類的聲音出現嗎？

對於民眾缺乏參與氣候變遷運動，理當青年應該是感到備受威脅的。對於年長一輩的人們，氣候變遷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太多；但對於青年們，氣候變遷正危及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試想在2030年時自己會在哪裡？2050年時呢？這兩個年份是在氣候變遷中非常重要的兩年，2030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預計達成的年份，而2050年是氣候變遷重要的轉折點，是許多國家預計達到碳中和的年份，更有研究指出若無法於2050年前有效控制全球氣溫的上升，2050年將是「氣候末日」的起點。

台灣的青年們，2050年我們在哪裡？或許剛踏入知命之年，我們終於認識的「命」或許是所剩無幾在地球上的歲月。或許有些人準備退休了，但退休後日子也不會比較好過。或許有人有小孩了、有些人沒有，但台灣的下一代，尚未出世的那一代，將在更險峻的環境中生活。而今天當權的政治人物們的不作為，就是將今天的青年推向一個更危險的世界，讓未來的台灣走向風險更高的社會。

青年們，當議題有選票時，政府就會有相對應的動作了；這一回，一起讓氣候也有選票，促使執政黨與在野黨正視這個問題，不要再將青年們的未來一步一步輸掉。產業轉型不能等，綠色經濟不能等，綠能不能等，氣候變遷更不能等。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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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8日進行冊封皇嗣的「立皇嗣之禮」儀式，日皇德仁正式冊立弟弟「秋篠宮文仁親王」為皇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根據日本現行皇位繼承制度，只有「父系男子」具有繼承資格。因日皇德仁膝下無男丁，才由弟弟文仁親王繼承第一順位。2005年日本內閣擔憂皇位無人繼承，曾提倡「承認女性及母系天皇」，但隨著文仁的兒子悠仁在2006年誕生，皇室典範修正案便暫緩送進國會審查。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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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社會輿論監督｜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

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綵，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於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裡。可是，堂堂軍隊統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饒求和，吃了不少虧。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由於子駟在分配土地、戰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動叛亂，衝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率領17輛戰車列隊出發，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這之後，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５３６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矇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讚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雖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的「鑄刑鼎」。

在現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准。豐卷大怒，立刻徵調忠於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並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並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後，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捲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並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孔子曾稱讚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５４３－前５２２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並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託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的話，那麼，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裡議論，範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裡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麼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讚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為什麼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聖人執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於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麼？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裡統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校，極力稱讚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孔子這樣稱讚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督的一面。孔子雖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可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提倡輿論監督，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讚頌，充分說明輿論監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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