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時光今年與尖端出版合作的作品─「年記」，共16本，自1960年至1975年，以「年記」為名，每一年選出當年的30張照片，邀請當年出生的作家創作。

朋友們持續傳來的閱讀及收藏好評，
為報時光在歷史資料探勘、轉化的路，
添了柴火，謝謝大家支持。
分享給大家「年記」系列，
由作家吳鈞堯撰寫的推薦。

過去的時光不會再回來，
而創作者的影像和文字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痕跡，
如果你還不大清楚，一起來了解

【2021-03-20/聯合報/D3版/聯副．周末書房】

關於歷史從我說開始

【吳鈞堯】

推薦書：1960-1975《年記》系列（尖端出版）

年記，為年代依序記錄，由報時光與尖端出版聯合企畫，以三十張老照片為引，勾勒舊時代。

「年記」與「年紀」發音同，實則前者大時代、後者小敘事，但沒有「小」的餵養，時代的「大」何處著床？故而出生年為軸，一九六○到一九七五，十六位作家，依照出生年一字排開，浩浩盪盪成為歷史敘事。

要出生在一九六五年的李進文書寫一九六五、要歐銀釧寫她的一九六○、讓馮翊綱記他的一九六四，除非他們帶著前世記憶投胎，否則只能發一聲「甚」，其餘無解。

「年紀」寫「年記」，是一種再認識。著名空間研究學者克瑞斯威爾（Tim Creswell）提到，「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又說，「地方不單只是有待觀察、研究和書寫的事物，地方本身就是我們觀看、研究和書寫方式的一環」。

時空得進入了，才能成為我們的時空，「認名」跟「命名」猶如「年紀」與「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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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出生年打開，允許我們帶著不同的成長背景與識見，每人派與照片，書寫三十則短文，再從濃縮中找到最緊要的關鍵詞，成為書名。年記系列成為非常「獨斷」的檢索，翻開扉頁，有一段文字精簡自作者的短序，有必要一一條列，因為它們是作者群的有趣註解，巧妙與霸道兼具。

毆銀釧《年記1960：時光的線條》，「依舊1960，香氣迎面」。

王淑芬《年記1961：誰在路上走著》，「人類矛盾與兩難，往往是自找的」。

楊翠《年記1962：一個時代的誕生》，「我與一則史詩級的美麗神話同時誕生」。

陳輝龍《年記1963：或許，不只三十個短篇》，「關於1963年，差不多要到1973年才知道原來如此」。

馮翊綱《年記1964：隨人解讀》，「梨園說書先生，將陽世百態述說」。

李進文《年記1965：捕魚和寫詩之間》，「我出生的那一天，時間最肥」。

嚴忠政《年記1966：交換日常》，「這一年，我們學習見面，練習摩擦」。

張萬康《年記1967：時空咖啡廳》，「我倒著生長，愉快的縮小兼重生」。

顏艾琳《年記1968：走慢的時光》，「據說1968年出生的人，在40歲會遇到改變成人生的重大事件」。

郝譽翔《年記1969：流動的夢境》，「1969，反抗與純真同在，樂觀與放縱並存，我心深嚮往之」。

李鼎《年記1970：原來是今日》，「我在50年之後遇見這30張毫無記憶的照片，好似重新檢視了自己過去所有『理所當然』的刪除」。

洪凌《年記1971：風靡宇宙的復刻版》，「天光破曉，滄青色光暈是萬年後的玄黃洪荒」。

張哲生《年記1972：記憶裡的前塵》，「令人回味無窮的國語卡通歌曲在25年後，引領我步上了漫漫的懷舊之路」。

徐國能《年記1973：與童年重逢之地》，「世界暫時失去了顏色和詩，但孕育了未來的無限驚喜」。

凌性傑《年記1974：飄浮的時光》，「天干地支裡，充滿了時間的暗示」。

李長青《年記1975：與這個世界》，「這是文學與我一種奇妙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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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姿態各異，觀點與出手方向，都是他們與世界的接軌。如此「任性」，肇因於歷史的讀與解，本來就沒有統一，甚至標準答案。任性出手，根源於規格的控管，嚴謹更勝防疫。字數最少的顏艾琳、郝譽翔，與最想多說的李鼎，很抱歉，都是七十頁篇幅。後記「這一年有什麼誕生了」，作者比台灣退出聯合國、蔣介石過世、王子麵生產、《八百壯士》首映、台視正式開播更要緊，列在第一順位。嚴謹中自由誕生，看似自在揮灑，對比書名與扉頁文字，實則個性盡現。

我在其中找到為文風格。

王淑芬、歐銀釧、顏艾琳抒情為尚，馮翊綱看圖說故事，不乏寫逸演出，洪凌的出場就預示了科幻風。以圖片勾勒筆意的，還能分出兩種，楊翠、張萬康、凌性傑借圖片說自身成長與感受，屬於主觀派；郝譽翔、張哲生系出同門，但客觀許多。陳輝龍寫就許多隱喻的小故事，李鼎則隱喻少、故事多，有一個大宗是散文詩，如李進文、嚴忠政、李長青、張哲生，張哲生偏白話運用、李長青則有意識地把古今詩人入文，這樣的「混搭」徐國能運用徹底，短文、短詩，連七言絕句都用上了。

凸顯作家個性的時代記錄，沒有總序、代序等「剪綵」儀式，系列訴諸美學要求，「以大面積留白並搭配簡潔的設計感╱內頁採用韓國進口厚磅美術紙╱書衣的設計、圖騰從日常中取材╱以雙色的撞色視覺感，展現時間與空間各自獨立又互相融合的概念」。

同時，為了避免作家「離圖」太遠，讀者難以跟上，書冊末頁條列照片拍攝年代跟史實記錄，閱讀年記時，讀者可以依照作家書寫，也可以前後對照，找到自己與歷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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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那個夏天，我一口氣讀完四十本金庸小說。沒有按照序號，而是有哪一部就租哪一部。年少讀武俠，我長了另一種滄桑，那是款霸氣，整個江湖都需要我。我到中華商場買了兩把木劍，一長一短，掛在身側，搭上二二一公車，車廂裡的乘客都顫慄，劍是其一、劍眉其二。我很習慣把眉毛皺成『劍眉』，眉心夾緊，尾梢自然跋扈」。

「人人行囊飽滿，商家的貨品越來越少，大肆採購後，回望中華商場，才警覺，張燈結綵似的海報早已消失，斑駁大樓前，人群密密麻麻，像螞蟻，為了過冬而覓食。隔許多年，才知道，從中華商場搬運出的，是每一個人對它的獨有回憶，那一身斑駁、那一臉灰槁，正是青春的側影」。

兩則短記不出自於上述作者手筆，而是閱讀「年記1967」，看到老照片，想起我跟中華商場的逢遇。記述於此，是年記系列透過它的規範與客觀，對我發出呼喚。

出版方把筆交付給十五位作者，讓他們做主，個性化不同的年頭，更有透過他們全境擴散的深意。這幾年《聯合報》分別以時代跟地方，多元思維留住歷史，懷舊之外，還有歷史感的培養，沒有拉滿的弓，就沒有飛揚的箭，無論朝天空向地心、朝悲傷或圖騰，任何一種飛行有目的，也有道長長的氣流。

「敲時間如竹，聽它走遠、聽它回來。來、去，有時依循五線譜，有時候是枝畫筆，以及原來如此」。

我寫它們，在自己年記的扉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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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一些人。沒有想念那麼黏，沒有想見那麼熱，只是稀薄的想起。」
《我也很想他》

曖昧是什麼？

「所有人都以為你們在一起了，只有你清楚地知道你們的距離。」

《曖昧》

「那時的煩惱多簡單。不過是讀文還是讀理，選前途還是選你。」

《匆匆那年》

「Eason 只告訴我十年怎麼唱，卻沒教我十年怎麼走。」

《十年》

【躲在歌仔戲裡的舒曼—洋樂入島攻略記】#歌仔戲用鋼琴伴奏
#報時光專題 #報時光UDNtime

文・圖︱林太崴（類比音聲玩家）

此刻生長在台灣的人們，也許聽過馬斯奈《泰伊絲冥想曲》（Massenet: Thaïs méditation）或舒曼的《兒時情景》（Schumann: Kinderscence）....等赫赫有名的古典名曲，但卻可能沒有聽過傳統歌仔戲中的留傘調或三盆水仙。

其實在100年前的台灣，情勢正好相反。

彼時，無論在城市或鄉間，尤在最熱鬧的廟埕街巷，奏唱最多的是鑼鼓喧天的北管、清新悠遠的南管，或鏗鏘挺拔的歌仔戲。在歷史錄音當中，最初期所謂的「Formosa Song」也清一色都是傳統漢樂。最早在1929年，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首度在錄音中加入了少許洋樂器來伴奏，零星地如味素般，調味在仍以傳統漢樂為湯底的錄音裡。到了30年代以降，洋樂在錄音中的使用才大大地增多了。

最容易被聯想到跟洋樂緊密相關的，當然是斯時甫興起的新樂種──流行歌。流行歌最原始是長在遙遠的西方，不像原產自中國的南北管及京劇，或在島內土生發芽的歌仔戲那般具有熟悉感。對島民來說，流行歌跟原先習以為常的漢風音樂觸感差異甚大。事實上，雖然整個30年代流行歌在全島引動大流行，在與西方音樂融合的作法上卻多有節制，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們並非著重在「作出跟西方流行歌很相像的台灣歌」，相反地，而是要作出屬於具有「台灣獨特風格的西方形式流行歌」。古倫美亞社長栢野正次郎甚至認為，如果我們要純粹仿效它國流行音樂，那直接進口就可以了，而不須創作。於是他深入鄉間，聽各種傳統音樂，並嘗試從中進行不傷其精髓的音樂轉化，音樂學者王櫻芬稱之為當時歌壇的「作出台灣味」。

舉一個滿有趣的例子，1934年台灣泰平發行了一首探戈節奏的流行歌〈獨傷心〉，在華麗摩登的探戈舞步踢踏節奏下，卻仍然配上了傳統五聲音階的主旋律，搭配歌手使用歌仔唱腔的發聲方法。在聽覺感受上，乍聽之下有仿效不夠到位之慮，但的確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融合（或不被融合）的聽覺美感。綜觀來看，整個戰前流行歌，大多數的流行歌利用主旋律設定為傳統五聲音階的特性，來保有本土音樂性的位階；另一方面，最紅的歌手純純，也以傳統歌仔風格的唱腔優勢，贏得眾多樂迷目光，立足整個戰前無人能出其右。雖然在流行歌中，常不經意洩出西方痕跡，例如德爾拉的《回憶曲》（František Drdla: Souvenir）便置入在鄧雨賢早期名曲〈十二步珠淚〉當中，但隱藏在骨子裡的「排外性」，即便經由熟稔西方器樂運用的編曲家來進行音樂設定，規則仍未被打破，維持特有的島嶼新古典時尚。

再者，洋樂器亦多被使用在跟電影相關的音樂作品，例如大稻埕知名辯士詹天馬（天馬茶房主人）灌錄的〈紅燈祭〉、〈可憐的閨女〉或其電影主題曲〈桃花泣血記〉皆大量使用洋樂器助興與伴奏，且也符合現代性的延伸，畢竟電影跟流行歌一樣都是屬於「非本島自產」的西式產物。但在實驗測試階段，必須在反覆在創新、仿效、守舊與接納當中找出最合宜的那條線，否則極容易失敗或變得不三不四，聽眾也不會願意去買聽起來太奇怪的音樂。但就唱片銷路上看來，這類洋風唱片雖然仍無法全面佔據人們的心，卻仍頗具市場性。

相較於流行歌或電影相關樂種，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洋樂運用，便是加在傳統歌仔戲了。

歌仔戲錄音始於1914年，而歌仔戲在野台上的發展顯然更早。但無論野台形式或唱片錄音，原始被用來伴奏歌仔戲的自然是流傳於民間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各類漢樂器，這本是當時的主流樂器。1930年發行的錄音當中，首度以洋樂器入戲伴奏，鋼琴、小提琴、曼陀鈴、吉他都加入了伴奏，甚至在唱片上標示為「ジャズバンド」（Jazz Band）或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Jazz Orchestra），好似令老人突然穿上一席洋裝，的確也令人耳目一新。其實後來洋樂歌仔戲更浮誇地發展成「文化劇」或「新歌劇」，連老人的靈魂也給換上了年輕氣口，更脫離舊慣的劇情發展，且更奇形怪狀音樂都可以編入劇中。

當時在台灣替歌仔戲換上新妝，大多是出自兩位日本編曲家的手筆：仁木他喜雄（1901-1958）及奧山貞吉（1887-1956）。

這兩位音樂家在日本當地都有不少曲作。仁木他喜雄是札幌人，20年代曾在山田耕筰創立的日本交響樂協會擔任鼓手（該協會現為NHK交響樂團），後加入日本Columbia唱片。由他作曲的〈蘇州の夜〉透過李香蘭的演唱，紅透全島，而歌后純純演唱的原版〈望春風〉便是仁木編曲的重要作品。他在台灣主要合作編曲的對象是古倫美亞及博友樂唱片公司，不過可能由於撿字工的疏忽，名字常有訛誤，被書寫成：「仁木他喜男」或「仁木多喜男」，甚至在博友樂數度被簡稱為「北木」。

根據《芸能人物事典》，奧山貞吉畢業於東洋音樂学校（現為東京音樂大學）。特別的是，仁木與奧山這兩位編曲家前後都加入了ㄧ個名為波多野的樂隊（ハタノ‧オーケストラ），該樂團專以音樂演奏著稱，服務於各大國際航線的船艦上。在此期間音樂人便可與同船上的樂師們一同演奏、切磋音樂，並以海上樂師之姿，猶如鐵達尼號般地在浩瀚大海上讓自己的樂音奏向乘船的陌生旅客。波多野樂團除了服務於各大船艦外，也為默片電影在播放間進行音樂伴奏（因為當時的默片電影完全無聲）。奧山貞吉作曲的〈That's OK〉是其重要作品，並跨海擁有多國語言翻唱。另，台灣名曲〈月夜愁〉、〈一個紅蛋〉也是出自奧山編曲的經典之作。

30年代，仁木與奧山雙雙加入日本Columbia唱片，並在此期間開始為台灣的歌仔戲編曲，配上洋式風格的新面貌。當中最重要的合作（或也可說競爭）就是為同一部長篇歌仔戲《陳三五娘》分別進行編曲工作。由於古倫美亞將這部歌仔戲區分為五折，奧山分到的部分為〈陳三磨鏡〉、〈陳三設計為奴〉、〈陳三捧盆水〉；仁木則為〈陳三寫詩〉及〈陳三做長工〉。雖然這樣的合作形式算是少見，但也能為歌壇帶入不同的新鮮氣味。

在戰前唱片的歷史錄音中，尚發現洋樂器甚至跨足笑科講談及京劇唱片。最早期的洋樂加花就出現在藝旦秋蟾的〈賣畫〉、〈小小魚兒〉錄音當中；而笑科講談唱片是以口說唸唱為主，但背景音樂常會融入知名古典樂曲，例如三榮唱片發行的〈何必情死〉背景音樂便奏著馬斯奈的《泰伊絲冥想曲》，勝利唱片發行的〈梅花落〉則襯著舒曼的《兒時情景》。可以想像錄音中的講者操著哭腔、泣訴人生不順，背景則演奏著這些古典名曲，可說非常違和但卻不失認真可愛。

洋樂伴奏在現代的此刻看似平淡無奇，但在100年前，它猶如是島民音樂跟世界摩登接軌的美乃滋，在本土各樂種間穿針引線，黏合出猶如魔術般的新派音樂魔力，不僅將耳朵的視野大開至全世界，更將人們的心靈帶至遙不可及的遠方，堪稱奇幻聽覺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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