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首》，原名《Looking Backward》，是本標準的烏托邦小說。不同於《1984》、《美麗新世界》和《我們》等作品已經火紅，《百年回首》在台灣的知名度尚低。說來奇妙，齋主初次接觸本書，並非是在任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書籍，而是在 田園城市 出版，由Edward Relph撰寫的《現代都市地景》中讀及，並相當幸運的發現 堡壘文化 有出版繁體中文。這本充滿烏托邦色彩的《百年回首》，沒有出現在任何政治或社會理論書籍，反而在建築都市規畫理論中被提及，對我來說神奇得很。

《百年回首》，作者為Edward Bellamy，雖同樣為烏托邦小說，但其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於1888年。故事敘述居於1887年美國波士頓的主人公，因睡眠問題而求助於醫師的特殊療法，導致主人公陷入深眠，直至2000年方被喚醒，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祥和且高速運作的烏托邦社會。

事實上，出版年代的差異至關緊要。《我們》出版於一戰結束後1920年的蘇聯，想當然爾這本書並未順利在蘇聯境內出版。《美麗新世界》於戰間期1932年出版，蘇聯已經崛起、納粹在德國蠢蠢欲動、汽車等重工業成為全球主流。《1984》最晚，出版於二戰結束後的1948年，那一年經濟學家統計出，蘇聯的國力將於1984年正式超越美國，故以此為名。三本書諷刺的體制和對象雖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皆是針對某一看似完美的烏托邦體制。

《百年回首》的出版背景截然不同。1888年的美國波士頓，電燈與留聲機都尚未普及，沒有汽車，沒有抗生素，沒有哈伯法製氨，更沒有飛機。那年代的美國剛結束內戰。世界最強的國家是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大英帝國，德法在大戰一場之後持續工業化，沙皇積極推動工業化卻鮮有成果，而奧匈與鄂圖曼帝國垂垂老矣。整個歐陸與美國，都籠罩在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快速成長。童工、黑工、暮年工處處皆是，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工業化，雖帶來產業高速成長，帶來的卻是勞工種種的不滿，以及被工業污染所破壞的環境保育。1848年，Karl Marx《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名言，幾可明白敘述這個時代，「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著」，甚至幾乎可說在那急劇工業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工業國都瀰漫著共產幽靈。

《百年回首》所敘述的烏托邦社會，與共產大同社會的相似程度極高。在這個虛構的公元2000年，人們用國家取代了企業，企業彼此的競爭不再，人們彼此以團結先於己身，貨幣已無意義，國家彼此之間以物資交換取代了貿易，戰爭已然不存在。人們普遍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並能更晚投入職場，還能於45歲時退休，享受將近45年的退休生活。因為工作權益的提升、戰爭的不存，以及產檢技術的提高，人類已經沒有身心障礙者，就連疾病也透過培育相當數量的醫療人員，而漸不成為社會問題。這個烏托邦甚至沒有監獄，因為犯罪者會被施以良好的教育和改善自我的機會。

很多人最好奇的問題，應是閱讀一本19世紀末期所撰寫的烏托邦小說，能帶來甚麼啟發? 畢竟我們在科技及人文成就上，已然超越1887年太多，書中構築的共產烏托邦社會，也被蘇聯大型實驗所證實失敗，那我們閱讀這作品還剩下甚麼意義? 我想最大的意義，便是省思100多年前所幻想的烏托邦社會，與我們今日的差距有多遠。

如今的我們，可從《百年回首》中得知，19世紀末的人們最在乎的問題有三，戰爭、勞運以及教育。這些問題於當代社會中解決了嗎? 以本書的觀點來說，若一個19世紀末的人穿越到當代社會，他肯定會認為這類問題都已經被解決。自二戰後，透過民主化及全球化，絕大多數的國家彼此合作密切，戰爭的陰影早已遠離了當代社會。勞工權益問題，雖然時不時還能聽聞大型工會的罷工事件，但相較於100年前，勞工所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已經遠超想像。

最後則是教育，19世紀末期的美國，義務教育才剛剛普及，多數人民僅有小學的就學機會，中學學歷在當時來說已能算高知識份子。當時的人們於十多歲可能就得出社會工作，從事工廠製造業下的一環。但如今別說是美國，就連更晚發展的台灣，全體人口中已有將近一半擁有大學學歷，應屆生選擇就讀碩士繼續就讀也並不稀奇。進入社會工作的年齡比之100多年前更是增長了10多歲。除當代社會尚未能讓退休年齡降到45歲之外，我想社會文明的進步，對1887年的主人公來說，應該已稱得上是烏托邦了。

《百年回首》形塑了完美的共產社會。如今的我們在歷經蘇聯的失敗後，加上《1984》等作品對極權國家的省思，加上好萊塢等科幻戲劇的推波助瀾，當代人們早已對此種由國家主導的烏托邦感到厭煩，甚至無人認為此類烏托邦有實現之可能。但對於19世紀的人來說，共產主義代表的意義，絕非當代的我們能想像。人類在見證工業化所帶來的福祉後，便開始反思將資本主義的概念反轉，用於照料全人類的福祉而非是將財富集中於資本家，那人類的生活將會何等幸福? 那時的人們尚不理解，文明進程來自於資本的競爭意識，若世界少了競爭和殘酷，可能再也沒有創新；就連我們現在能以低廉價格購買必需品，都來自於資本家的競爭。這些概念對於當時全球化尚未徹底的19世紀社會來說，體會的難度遠比今日為大。

時至今日，《百年回首》早已被世人遺忘。可想而知最大的原因，便是其中的烏托邦社會理論，早被真實實驗過蘇聯共產政體的失敗給摧毀。據聞《百年回首》於1888年出版時曾引起相當回響，只因其中敘述的烏托邦社會，與共產主義烏托邦極為相似。如此作品後來也被用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畢竟比起艱澀的共產主義理論，一部描繪共產主義成果的小說，更能有效說服別人共同為共產理想而努力。

最後齋主想說，烏托邦離我們無比遙遠，但以歷史廣闊的視角思考，雖然人類文明進步的速度不快，我們仍有種種內耗和紛爭，但總的來說，人類依舊是步步向前進的。至少相比於1888年來說，2021年的我們，早已身處於烏托邦之中。

齋主非常感謝堡壘文化。曾與堡壘文化合作過《人類憑什麼》的推廣，當時齋主便毛遂自薦表示，願意為已經出版年餘的經典之作《百年回首》作文推薦。堡壘文化一口答應，並表示《百年回首》是部經典之作，也希望社會能有更多的認識，於是便有了此次的文章，以及贈書活動。

沒錯，感謝 堡壘文化，讀完本文的齋友們，歡迎參加本次的贈書活動，堡壘文化為齋友們準備了兩本贈書。。

只要你完成以下條件，就可參加抽獎活動
只要你在7/25(日) 20:00 以前，完成以下兩個條件，即可參加抽獎。
1. 按讚並公開分享本貼文
2. 於留言處TAG兩名朋友

活動結束後，齋主會於第一時間抽出幸運的兩名得主。

最後，再次感謝 堡壘文化 對酸齋齋友們的照顧。

科學、無私、遠見 李國鼎資政讓臺灣脫離B肝詛咒。

謊言、獨裁、冷血 民進黨如何終結新冠疫情？

新冠病毒至今，已經造成臺灣超過1.5萬人確診，超過700人不幸過世，以及700個家庭永遠的遺憾。

撫今憶往，張忠謀董事長說，「最感謝的人就是李國鼎，因為他看得很遠。」郭台銘董事長也感嘆「臺灣下一個李國鼎在哪？」

提到李國鼎資政，民眾想到的是「台經濟奇蹟重要推手」、「臺灣科技教父」。卻鮮少有人知道，臺灣能脫離B型肝炎「國病」之恥，全仰賴李國鼎當年「諾貝爾獎級的遠見」。

1934年李國鼎獲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考試，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物理博士，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滿懷報國救國理想的李國鼎，毅然放棄學業返國。

許多人認為，若當年李國鼎繼續學術研究，極有可能是另一位諾貝爾獎的得主；但也由於李國鼎諾貝爾獎級的遠見，才催生了舉世矚目的臺灣奇蹟，更造福今天的臺灣，遠離B型肝炎的魔咒深淵。

五、六年級以上的臺灣人，對B型肝炎印象已經逐漸模糊，七年級後的年輕人甚至沒聽過B型肝炎，但在1990年以前，它卻是臺灣人共同的夢魘。

B型肝炎是由病毒感染所引發之疾病。潛伏期非常長，平均達到75天，最長可長達半年。大多數人初次感染時沒有明顯症狀，嬰兒經由母親垂直感染B肝後，有90%的機率成為慢性B肝帶原者，更有機會發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上個世紀，B肝在臺灣猖狂肆虐，198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90％民眾曾受到B肝病毒感染，約20%民眾終身帶有病毒。而且臺灣B肝傳染有家族群聚性，父母極易傳染給子女，一代傳給一代；B型肝炎發展成肝硬化，肝硬化再進一步發展成肝癌，而陷入無止境的詛咒。

1980年，國際藥廠研發出B肝疫苗，進行臨床實驗。但當年臺灣醫藥法規不成熟，沒有臨床試驗法規，因而處處碰壁，甚至受到輿論的批評。時任政務委員的李國鼎在聽取科學數據分析後，認為B肝疫苗對於臺灣未來的發展極為重要，特別是對臺灣下一代影響深遠。

在獲得孫運璿院長的支持下，李國鼎帶領中研院與醫療團隊，在科普雜誌上撰寫文章，正反並陳說明B肝疫苗的利弊與國際標準；更利用媒體告訴民眾，為什麼要幫孩子施打B肝疫苗。

1986年新生兒全面施打B肝疫苗，1990年，國小一年級以前兒童，都可以免費施打B型肝炎疫苗。徹底執行疫苗政策、幾近完美的覆蓋率，讓1984年後出生的臺灣孩子，永遠不用再擔心「國病殺手」。

務實的李國鼎資政，一生留下的名言並不多，讓啟臣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流的人都不到政府裡來，未來國家是由二、三流的人制訂政策，領導一流的人，到時你們就知道痛苦了！」跟隨過李國鼎資政的人更是印象深刻，「（李國鼎）今天交代你什麼事，總希望你昨天就已經做好。」

「科學、無私、遠見」是李國鼎資政一生信奉的圭臬。我相信，李國鼎資政在天之靈，看到今天臺灣孩子能永遠脫離B肝的詛咒，一定也能會心的微笑。

李資政，謝謝您。

#政府有責任給青年疫苗
#Covid19年輕族群傳給年長族群16.7%
#Covid19年長族群傳給年輕族群2.9%

-

感謝黨史館提供珍貴的照片。
圖為1975年 蔣經國故總統 與 李國鼎資政合影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
「#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
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
📌 #今天的節目有：
.
▶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
📢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
📢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
📢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
📢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

////// 完整論述 /////
.
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
▓ #部長的政策語藝
.
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
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
▓ #語藝學傳統
.
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
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
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
▓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
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
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
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
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
▓ #說真話的勇氣
.
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
「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
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
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
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
▓ #說真話與民主
.
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
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
（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
（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
（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
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
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
▓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
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
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
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
▓ #後真相與說真話
.
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
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
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
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

#參考文獻
.
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

#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だっほー！インサイドちゃんMark1 おねちゃんだよー！
毎週水曜・金曜の平日はお昼配信だほ(๑＞ᗜ╹و)°⌒

12/18(金)！(٩*'ꇴ'و)°⌒
12時からお昼の人！13時からお昼の人！
ぜひ一緒にランチタイムを過ごしましょ♪⸜(◦ˊ ꒳ ˋ ◦)°⌒

金曜日はみんなで同じメニューを食べるコーナーをやるよ♪
今日は「カレー(他、シチュー、ハヤシライスなど)」です！！
※強制じゃないので好きな物を食べてくださいね！


EDムービー：たろちゃん（Tarochan）さん


━…‥・‥…━…‥・‥…━…‥・‥…━…‥・‥…━…‥・‥…━
◆動画のご視聴ありがとほ～！⌒*(｡╹ω╹｡)°⌒
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
https://goo.gl/U7A2KB

◆公式サイト
インサイド（ https://www.inside-games.jp/ ）
※姉妹サイトもよろしくだほ！
Game*Spark（ https://www.gamespark.jp/ ）

◆Twitter
インサイドちゃん / @V_insidechan
https://twitter.com/V_insidechan
インサイドちゃんMark2 / @V_insidechanMK2
https://twitter.com/V_insidechanMk2
インサイド / @INSIDEjp
https://twitter.com/insidejp

◆ニコニ立体
http://3d.nicovideo.jp/works/td38514

#インサイドちゃんMark1　#インサぁーと　#おねランチ

現代主義建築最後大師」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辭世，享嵩壽102歲。他曾獲有建築界諾貝爾獎美譽的普利茲克獎，「羅浮宮金字塔是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之一。
1984年，在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委託下，貝聿銘替羅浮宮主庭院設計由玻璃和金屬建造的巨大金字塔，作為主要入口，周圍環繞3個相同造型的小型金字塔，於1989年完工。

羅浮宮金字塔建造初期，因風格與充滿古典氣息的羅浮宮主建築格格不入，受到大批巴黎市民反對。當時法國民眾大多認為出自貝聿銘之手的玻璃金字塔設計過於前衛，要求取消擴建。這項工程最終在爭議聲中保留，羅浮宮金字塔至今矗立30年，已成為巴黎地標之一。

貝聿銘出身蘇州望族，1917年4月26日生於廣州，父親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央行總裁，也是中國銀行創辦人之一；生母莊氏為清廷國子監祭酒後代。

貝聿銘18歲時留學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讀建築，之後轉往麻省理工學院（MIT），1940年取得MIT建築學士學位，1946年取得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學位，1954年成為美國公民。

貝聿銘踏入建築界後展現設計高樓大廈的長才，1955年與在地產商齊氏威奈（Webb & Knapp）共事的建築師一同成立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I.M. Pei &Associates），事業逐漸起飛。

貝聿銘作品以公共與文教建築為主，被歸類為現代主義建築。他善用鋼材、混凝土、玻璃與石材，強調光與空間的結合，留下「讓光線來作設計」的名言。

他的代表作包括美國華府國家藝廊東廂、法國巴黎羅浮宮擴建工程、香港中國銀行大廈。


貝聿銘生前獲得眾多榮耀，最受矚目的是1983年獲頒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现代主义建筑最后大师」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辞世，享嵩寿102岁。他曾获有建筑界诺贝尔奖美誉的普利兹克奖，「罗浮宫金​​字塔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之一。
1984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委托下，贝聿铭替罗浮宫主庭院设计由玻璃和金属建造的巨大金字塔，作为主要入口，周围环绕3个相同造型的小型金字塔，于1989年完工。

罗浮宫金字塔建造初期，因风格与充满古典气息的罗浮宫主建筑格格不入，受到大批巴黎市民反对。当时法国民众大多认为出自贝聿铭之手的玻璃金字塔设计过于前卫，要求取消扩建。这项工程最终在争议声中保留，罗浮宫金字塔至今矗立30年，已成为巴黎地标之一。
Ieoh Ming Pei, FAIA, RIBA[1] (26 April 1917 – 16 May 2019) was a Chinese-American architect. Born in Guangzhou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Pei drew inspiration at an early age from the gardens at Suzhou. In 1935,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architecture school, but quickly transferred to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was unhappy with the focus at both schools on Beaux-Arts architecture, and spent his free time researching emerging architects, especially Le Corbusier. After graduating, he joined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GSD) and became a friend of the Bauhaus architects Walter Gropius and Marcel Breuer. In 1948, Pei was recruited by New York City real estate magnate William Zeckendorf, for whom he worked for seven years before establishing his own independent design firm I. M. Pei & Associates in 1955, which became I. M. Pei & Partners in 1966 and later in 1989 became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Pei retired from full-time practice in 1990. Since then, he has taken on work as an architectural consultant primarily from his sons' architectural firm 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Pei's first major recognition came with the Mesa Laboratory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in Colorado (designed in 1961, and completed in 1967). His new stature led to his selection as chief architect for the John F. Kennedy Library in Massachusetts. He went on to design Dallas City Hall and the East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He returned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5 to design a hotel at Fragrant Hills, and designed Bank of China Tower, Hong Kong, a skyscraper in Hong Kong for the Bank of China fifteen years later. In the early 1980s, Pei was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when he designed a glass-and-steel pyramid for the Musée du Louvre in Paris. He later returned to the world of the arts by designing the Morton H. Meyerson Symphony Center in Dallas, the Miho Museum in Japan, the Suzhou Museum in Suzhou,[2] Museum of Islamic Art in Qatar, and the Grand Duke Jean Museum of Modern Art, abbreviated to Mudam, in Luxembourg.

Pei won a wide variety of prizes and awards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including the AIA Gold Medal in 1979, the first Praemium Imperiale for Architecture in 1989, and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 in 2003. In 1983, he won the Pritzker Prize, sometimes called the Nobel Prize of architecture.

4月28日我們應該上街去!所謂逃犯條例的修訂現時到了關鍵時刻，林鄭月娥政府罔顧香港廣大工商界以及市民對逃犯條例修訂，心存巨大的顧慮與恐懼以及強烈的反對意見，「死牛一面頸」一定要將逃犯條例的修訂在立法會上三讀通過！這種做法令到我們一國兩制處於走樣變形動搖的危險境地！各位市民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奉公守法，安居樂業，這些逃犯條例修訂「鋼炮都打不到自己身邊來」就採取冷待的態度，這樣是絕對的錯誤。
.
著名的牧師馬丁．尼莫拉92歲的高齡在1984年去世，他去世之前在波士頓豎起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銘刻這樣一段名言至今我們都經常引用：「起初他們（德國納粹法西斯黨）追殺共產主義者，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最後，納粹魔爪向我追殺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
這段沉重的告白值得我們七百萬香港市民深思。
.
其實好簡單，所謂逃犯條例的修訂涵蓋中國大陸，我們只要問三個問題：
第一　中國大陸是否司法獨立？
第二　中國大陸有沒有公平審訊？
第三　中國大陸的人權是否有充份保障？
如果各位覺得中國大陸是司法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