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專訪文章共 8421 字，上述為節錄部分，全文請點此👉https://bit.ly/37HFHkO

【🦓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 #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中）】
　
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尚未曝光的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透過共感產生世代對話」，是楊雅喆暗自的願景，《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編劇團隊，聚集老中青三代，最年輕的編劇和楊雅喆差距 12 歲，並非所有人都經歷過戒嚴，這時楊雅喆就扮演起時代講師，不斷和編劇團隊溝通，在改編過程中，劇本改了又改，推翻再推翻，對於劇組團隊而言，若沒活過 80 年代的觀眾無法投入，那戲就沒得唱，等同宣告失敗，因為這是給所有人看的劇。
　
至於編劇的最高原則，唯一尊奉的「logline」是：「80 年代，天橋上來了魔術師，不同的大人、小孩、青少年遇到他都會看見內心的渴望、不足與不滿，最後他們因為魔幻時刻，創造生命中的奇蹟。」
　
對編劇團隊而言，遇到瓶頸或防範偏離初衷時，就用上述的「logline」檢視每一集劇本，「『logline』看起來很簡單吧？但要符合這句話就有很高的難度。幹！每一集都要有魔幻時刻，都要有魔術把戲，幹！原著只出現一半的魔術師，沒有那麼多的魔幻，那要延伸創造的想像就更多。」楊雅喆大笑說。
　
這次的改編，實際上楊雅喆和編劇團隊調動甚鉅，從章節名稱就可窺見。原著中有章節名為〈九十九樓〉，這與第一集符合，但第三集的〈水晶球〉就是編劇發揮想像，原著並無此章節，楊雅喆表示之後的集數名稱也會脫離原著章節名稱。「如果改編都符合原著，哪一章寫了什麼我就得做什麼，這樣會有點辛苦，雖然我們將原著視為聖經，但在編寫劇本的過程中，除非碰上重大困難，否則不會重新翻看。」楊雅喆說。
　
這樣的做法，也使得編劇團隊開始將「原著」與「改編」混淆，時常分不清楚筆下的角色、故事的走向，到底是原著就有的情節，還是彼此腦力激盪下的產物，記憶就逐漸被竄改而後相交疊映，「故事是從記憶的裂縫長出來的」，吳明益小說中的這句話，就成為編劇團隊默默實踐的原則。
　
「幹，那到底什麼是記憶的裂縫？」楊雅喆先笑著提問，而後解答這題：「其實『裂縫』就是隔了很久的『時間』。同一件事，我講的版本跟你講的版本會不一樣。小說是虛構（fiction）不是紀實，所以有實、有虛，我們都被吳明益矇騙，以為他筆下中華商場的故事都是真的，但錯了，這當中有太多是他的『虛構』。
　
吳明益聰明地設計連環套接龍遊戲，小說中每個角色口中的魔術師都不一樣，況且這本小說對於中華商場的描述，一定也有很多讀者不認同，這是因為大家的『記憶』都不同，所以任何改編這本小說的團隊，其實都是在吳明益記憶的虛構基底中，再虛構幻化成另個故事。我們在虛構中找到裂縫，從裂縫中再度虛構，這當中就需要『時間』幫忙，時間是最大的魔術，它能改編人的記憶，把紀實變成虛構，對這齣劇來說，時間是非常重要的魔術。」
　
「紀實」與「虛構」，就成了《天橋上的魔術師》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楊雅喆進一步說：「雖然改編中有很多是我們的再度創作，但我們不能違背這部作品在講『消失』的核心，但要怎麼解釋『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果觀眾看到一直消失、消失、消失的故事，感受只會越來越委靡、陰暗，但如果消失能夠證明愛曾經存在，就有意義。」
　
楊雅喆以「mp3」舉例：「小時候 mp3 存進很多愛歌，但科技進步後人們有了 ipod、雲端等等，時間一久，『曾經存於 mp3 的愛歌』和 mp3 一起被封存，接著消失。但某天，你突然想起這些愛歌還存在 mp3 ，但 mp3 消失了，這時候你就想辦法上網找回那些愛歌，所以，mp3 的消失進而湧現出兒時聽音樂的美好記憶。因此，消失闡述了愛真實存在過的痕跡。」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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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橋上的魔術師 公視影集】、【myVideo 影音隨看】

＃故事出新書啦 ＃八零年代最潮台北一本盡收書中
　
1980-1989 這十年，是臺北最輝煌的一頁，所有事情都在這裡變為可能，整座城市積累的能量，夜不成眠的整座城市彷彿都在燃燒一樣。
　　
臺灣第一間麥當勞、八點檔大戰、股市衝破萬點、迪斯可風潮、百貨折扣戰、髮禁舞禁bye bye、第一家合法舞廳跳起來！
　　
你，準備好，正面迎接八〇年代襲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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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流行史上燦爛且革命性的一頁──本書總策劃 ★ 倪重華
　
一九八〇年代，對我個人而言，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時期。
　　
八〇到八四之間，我到日本大阪視覺藝術專門學校，學習數位影像製作，昭和最後十年的日本，經濟泡沫吹得正盛，文化環境大好，我在正處顛峰期的日本吸收了不少養分。回來臺灣後，我先拍了一陣子電影，後來意外地加入綜藝教母葛福鴻的製作公司，參與了「週末派」的製作；後來受到滾石唱片公司「三毛老闆」段鍾潭的支持，在八七年成立了真言社，進入了唱片圈和表演產業，直到現在。
　　　
過了三、四十年，我回頭看這段歷程，發現八〇年代確實也是臺灣一段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繁華，政治鬆綁，社會開放，讓我們有機會做出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憑良心講，那些作品素質有多高我不敢保證，但起碼，都是臺灣沒有見過的。其實不只是我，很多那時候剛回到家鄉的臺灣青年，都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城市和國家，提昇到國際水準。
　　
當時臺北就是臺灣的中心，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首都。現在因為交通發展和政策等原因，臺灣城市甚至國際城市之間的面貌都很接近，但曾有一度，臺北作為一線城市，它的建設、消費、文化、甚至思想的風貌，都和其它城市的差異極大。我從日本回到臺灣的那一天，從機場一路回到東區，一路上，從車窗見到臺北的繁榮與熱鬧，覺得整座城市氣氛好像在燃燒。
　　
現在談八〇年代的書或作品，大部分都著重於政治面的改革。確實，八〇年代是一個「最美好的年代」，臺灣開放黨禁報禁髮禁舞禁，逐步邁向自由化、民主化；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如果社會上沒有像火山爆發前那樣的能量累積，絕不可能撞開政治解嚴大門。八〇年代的臺北城市，臺北的生活，臺北的潮流，它的刺激、開放、衝擊，絲毫不遜色於政治改革的風起雲湧。在這本書中，我們看見八〇年代經濟起飛和現代化風潮，躍躍欲試的整體社會氛圍，讓臺北出現許多前所未見的城市風景，從時尚、飲食、消費、視聽娛樂到夜生活，不只寫下臺灣流行史上燦爛且革命性的一頁，也散播了野種，培育出今日枝繁葉茂的文化能量。
　　
本書中訪談的五位八〇年代潮流人物，要不是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就是堅持自我原則的職人，他們今日都已是臺灣社會的要角，但許多人都是數十年來低調努力著，直到現在才接受公開採訪；能夠有這個難得的機會，把這些人的生命經歷和風格書寫出來，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啟發。同時，我們也訪問了個別領域中傑出的新一代年輕人，他們不僅走出自己的路、樹立自己的獨特風格，也耕耘著屬於他們對未來的想像，這個精神和八〇年代是直通呼應的，也是這本書核心想要傳達的。
　　
四十年過去，在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洗刷下，臺北的輪廓雖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整個城市的獨特風貌幾乎全消失了；追求利潤數字的連鎖店，也壓縮了街區小店的生存空間。當然，商業連鎖和個人特色之間，孰是孰非，沒人能論定，但我總喜歡那些有靈魂、有情感的街區店家，畢竟，所謂「在地」特色，說穿了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日常，食衣住行，如此而已。所以，在這個年代，保有自己的個性特質，比什麼都重要，就像我們介紹的這些人物，他們了解自己，知道做什麼會讓自己開心，找到自己所相信的並一路堅持下來，往往就會
　　
「成」──雖然在這個名聲就是一切、眾聲喧嘩的社群時代，找到信仰是不容易的，也不一定是成功保證，但再怎麼樣，我想都比隨波逐流，船過水無痕來得好吧。
　　
沒有錯，一個時代過去就過去了，八〇黃金年代不會再重來，但即使如此，新的未來下一章仍然在等待我們。而此時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間點，讓我們來想想未來這件事情──過去這一年，全球被 Covid-19 疫情按下暫停鍵，日常一切停擺，許多海外臺灣人也都紛紛回到臺灣。雖然疫情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或許也正好是一個轉機，讓我們終於有機會放慢腳步、沈澱心情，回顧這三、四十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並且認真思考，關於這座城市，關於下一個世代，接下來可以展開什麼新的計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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