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8）

福兮禍所伏

1967年8月22日，中國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來回應英國對48小時「最後通牒」的置之不理，對香港「愛國同胞」打擊有多大？可以用《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其後在我面前的謂嘆，說明一切。這位資深前輩參加過二戰的前線採訪，和湘桂大撤退，觀察一向敏銳，「愛國」從不後人，「反英抗暴」開展幾個月來，他甚至帶一把刀上班，準備隨時抗英搏鬥。他那天跟我說，「反英抗暴」「玩完了」；「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弓滿不發才是致勝之道，不提最後通牒，對方不知你會怎麼出招，提了48小時，之後又冇料到，就被人「睇死」。說明中國需要香港保持現狀，絕對多於英國需要香港。

陳老凡見多識廣，在左派意識熏陶下少見有這種政治敏感度。但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低。「最後通牒」無疾而終意味什麼，陳凡看得到，英國人不可能看不到。歷史性的轉變，往往就是一件小事引發。「最後通牒」就是這件小事。

港英當局對左派暴動採取維持治安的強硬措施，並沒有預期會得到香港輿論和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幾乎毫不重視在香港的管治。二次大戰末期，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認為，放棄殖民地是戰後的大勢所趨，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主張戰後由中國接收香港。但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斬釘截鐵地說：「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他問陪同蔣介石參加會議的宋美齡:「你以為我真的是騙子、惡棍，守住殖民地不肯放手?」宋美齡收起常見的笑容,反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這種想法?」可見保留殖民地，在那時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邱吉爾要保住香港，完全出於對遠東戰略和通過香港接觸中國的高瞻遠矚。

戰後四年，中國內戰導致大陸建立共產黨政權，一開始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此外是大陸人大批湧來香港，帶來了資本、工業技術和經營手法，改變了香港的經濟局面。然而，英國雖管治香港，在香港卻無法作「長期打算」。近年解封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文件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香港歷任總督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中共領導人的壓力，都要放棄。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曾表示，如果倫敦試圖改變香港現狀，「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另一份文件顯示，周恩來總理曾對英國官員說，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

因此，在政治上，英國無法把民主制度引入香港，只能夠在香港延續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管治對英國商人在香港的傳統利益或有裨益，但對英國的國家利益卻很少，而且背上殖民主義的惡名。因此，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1967年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的確是在英國傳統法治下的「無為而治」。香港那時仍然實行「大清律例」，即容許納妾。香港紀律部隊的貪污也「制度化」。警察、海關、消防，貪污已經成為維繫運作的必要潤滑劑。消防隊救火，明言「有水就有水，冇水就冇水」。對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和建於山坡的寮屋大火，港府亦只是建造設施不全的狹窄徙置區應付需求。對於資本家盤剝、工人遭到不合理待遇，政府也沒有·立法規管。在殖民地掌權者眼中，這些也許都是中國人習慣的生活方式。

在港英政府內，或十里洋場中，有沒有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肯定有。英國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不會明顯流露，但在就業、升職等各方面，華人受到洋人的不平等對待，是可以被看到的。

港英不作為，種族不平等，和一些管治弊端。香港人知道。但比較他們逃離的地方，這些不滿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最重要是在法治下的香港，人身安全有法律保障，不會有突然而來的政治災難。英治下不會要香港人唱國歌，敬英國旗，若非職業需要也不要求香港人講英文。比較起不滿，香港人更重視英國人帶來的自由、法治和安全感。

1967年的「48小時最後通牒」，令香港廣大市民知道：中共政權在可見將來，不會「收回香港」；港英以強硬態度對付暴動，值得支持；香港是可以作長久規劃的地方。「過客」心態漸漸讓位於對香港的認同感。

英國當局，料不到會受香港市民廣泛支持。於是，港英施政就進入一個進取的新階段。福兮禍所伏，六七左暴是禍，產生的結果卻是福·。（60）

圖·1，1943年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與宋美齡，邱與宋也許正就香港問題交談。

圖2，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人物，左二起是中國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英國海軍夏愨少將、（何東之子）何世禮將軍。

圖3，1960年代親台團體在九龍城慶祝「雙十」，啟德機場的起降飛機離樓頂不遠。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06）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1967年，北京負責港澳工作的官員被文革派奪了權。十多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不波及香港的情形有了根本改變。香港掀起五月風暴。大部分市民受滋擾，而左派的「社會化」太平日子也維持不下去了。《伴侶》的印刷、發行、合作者，銷售的對象，都使我們感到不容易撐。左派上級領導人要求我們轉讓給中共直接領導的「青年樂園」系統。

我回到了上海書局，應出版界領導人的要求，老闆在書局附近成立了一家由我負責的出版公司，出版「反英抗暴」的漫畫小冊。不過銷路不佳，因為紅彤彤滿是鬥爭標語的左派書店和百貨公司門可羅雀。

左派出版界的領導人把我找回來，主要不是擔任上海書局的工作，而是要我寫出版界的「抗暴」文宣。儘管左派文化界比我優秀的前輩多的是，但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雖然後來命運多舛），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和發行業務的大不乏人，只是缺乏寫手和編輯人才。在這方面，我薄有文名，算是出版界的「秀才」。六十年代初，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

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已有許多書籍文章論及，近年特別是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和程翔的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的出版，對事件已有詳細描述。我這裏簡單講講記憶中的感覺和關鍵的轉變。

左派暴動從5月開始，到7、8月是抗爭高潮。那時港英在各界別逮捕了一些頭面人物，關押在摩星嶺政治拘留營。左派的抗爭獲中共高層和《人民日報》大力聲援，表示「決心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一切支援，直到勝利為止」。中共的聲援不斷給香港左派注射雞血。左報和鬥委會宣稱「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鬥爭不斷升級，以至放置真假炸彈肆無忌憚。1967年8月9日，港英逮捕中共外圍報紙《香港夜報》等三報5人，勒令三報停刊。中國外交部20日對英國發出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停刊令並釋放5報人。《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表示「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當時，香港左派都以為中共一定會「大軍壓境」，不會讓香港「愛國同胞」在力量懸殊下抗鬥。誰料22日48小時最後通牒屆滿，中國並沒有派軍隊支援香港「愛國同胞」，而是由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火燒汽車和辦公樓。

這一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對「愛國同胞」無疑一盆冷水。非常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支援」毫無實際意義。24日，《大公報》指稱的「地下突擊隊」在路上伏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縱火燒死。「最後通牒」技止此矣。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清楚，就是解放軍不會越界而來了。對廣大市民來說，香港可以放心住下去。對港英來說，也因此把中共「睇死」，意味著可以繼續維持治安，繼續強硬對付所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在港督戴麟趾發回倫敦的一個匯報電文中表示，他意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這個48小時最後通牒，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由此而改變了英國在香港施政方針，亦開始改變市民的身份認同。

圖1，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率領太平洋特遣艦隊抵達維多利亞港，是香港自日治時代重光的日子。

圖2，六七風暴時，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前舉毛語錄抗爭。

圖3，1960年代往大陸旅行，左一為畫家江啟明。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本集主題：「保存生活：漢寶德談鄉土與藝術」介紹
　　
訪問主編： 黃健敏 （Jiahn Min Huang）
　　
內容簡介：　　
　　生活中發生的這些與那些，
　　發生過或進行中的，
　　都是漢寶德眼中殿堂外所獨具的奇花異采，
　　這些都是在地底蘊與原動力。
　
　　從日常到創作，漢寶德漫談鄉土與藝術十五章。
　　本書共分四大卷，從「鄉土藝術家」、「鄉土藝術」、「鄉土建築」，到「老街」，各卷又有名詞義釋與時事探討的詳正論述，諸如鄉土與民間，本土與外來，手工藝與古董等等，倆倆參照又類比影響的相似卻又不一樣，通通都在漢寶德根深淺出的說明比喻裡，談出另一種或更多的可能。
　　　
作者簡介：漢寶德（1934-2014）
　　1934年出生於山東省日照縣，1958年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1964年赴美留學，先後取得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及普林斯頓大學藝術碩士等學位，1967年返國。主要經歷為：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主任及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籌備主任及校長、國藝會董事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文建會委員、台北市文化局顧問等。
　
　　早年於建築系就學期間便創辦了《百葉窗》，爾後至1970年代，陸續編輯出版《建築雙月刊》、《建築與計畫》、《境與象》等建築專業雜誌，致力推動台灣現代建築思潮，冀探討建築設計思想與社會人文之關聯等課題。
　
　　在建築方面，漢寶德於回國初期設計之洛韶山莊、天祥青年活動中心等作品，呈現出強烈的現代建築立體派風格，其建築作品屢獲《建築師》雜誌建築獎。
　
　　此外亦致力於藝術及美感教育之推廣，1994年獲教育部一等文化獎章、2006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第一屆建築獎、2008年台灣大學榮譽博士、2009年雜誌最佳專欄金鼎獎、2010年中國建築傳媒獎──傑出成就獎、2014年第34屆行政院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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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寫藝人間：漢寶德談書法藝術」新書介紹
　　
專訪主編： 黃健敏 （Jiahn Min Huang）
　　　
內容簡介：
台灣談美第一人‧漢寶德
暢論書寫之樂，
剖析當今書法之繁花百態、侷限與因應對策，
書法藝術深度反思專文首度集結！
　　
　　「中年之後，自度一生志業大抵不過如此，開始思考養生之道，以便輕鬆地度過老年。我想到了書法。」——漢寶德
　　
　　向來「揮如椽之巨筆書寫人間」，台灣現代建築名家漢寶德年近六十轉而「舉輕若重」執起毛筆，成為書法界的新鮮人，從此一頭栽進書法的桃花源，更於七十四歲舉辦了生平的首度書法展「寫藝人間」。卻也在這段歷程中，體察到中國書法老化的窘境，並做出種種反思及建言，諸如：
書道的創新是否等同於拋棄傳統技法？
書法該如何融入民眾的生活，而非滿街刻板又缺乏美感的臨摹？
饒富藝術美感又易寫的草書為何始終無法流行？
兼談篆刻印章之美，
以及書法藝術家董陽孜的時代精神及魅力所在。
　　
　　本書做為漢寶德一生書法藝術歷程的完整集結，從中除可感受漢寶德先生的藝術涵養與率真性情，更是書法愛好者、美育推展者的最佳參考書，一起跟著美藝生活家漢寶德，隨意運筆，從心挖掘書寫之樂境泉源。
　　
作者簡介：漢寶德（1934-2014）
　　1934年出生於山東省日照縣，1958年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1964年赴美留學，先後取得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及普林斯頓大學藝術碩士等學位，1967年返國。主要經歷為：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主任及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籌備主任及校長、國藝會董事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文建會委員、台北市文化局顧問等。
　　
　　早年於建築系就學期間便創辦了《百葉窗》，爾後至1970年代，陸續編輯出版《建築雙月刊》、《建築與計畫》、《境與象》等建築專業雜誌，致力推動台灣現代建築思潮，冀探討建築設計思想與社會人文之關聯等課題。
　　
　　在建築方面，漢寶德於回國初期設計之洛韶山莊、天祥青年活動中心等作品，呈現出強烈的現代建築立體派風格，其建築作品屢獲《建築師》雜誌建築獎。
　　
　　此外亦致力於藝術及美感教育之推廣，1994年獲教育部一等文化獎章、2006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第一屆建築獎、2008年台灣大學榮譽博士、2009年雜誌最佳專欄金鼎獎、2010年中國建築傳媒獎──傑出成就獎、2014年第34屆行政院文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