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失敗者回憶錄0818）
歸處何方

在我父輩的親屬中，交往較多的就是五叔李剛了。名叫李剛的人很多，五叔不是那個2010年以「我爸是李剛」的特權，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所指的李剛，也不是曾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其後因被指「涉嫌嚴重違紀」而被免職的李剛。五叔原名李存溢，1925年出生，15歲那年從香港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在延安進入魯迅文學藝術院主修大提琴，後來成為作曲家和指揮家，49年後在北京參加建立國家級的歌劇舞劇院，擔任行政領導工作，經歷所有的政治運動，包括受到殘酷鬥爭、虐待的文革。文革後擔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多次帶藝術團體到香港和外國，在文化部12年後退休。

1972年文革期間，他被打為「黑幫」在幹校勞動，我獲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我提出想見五叔的要求，於是當局把他從邊遠調回北京見面。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五叔多次來港，我們見面頗多。1997年他退休後，經我聯繫，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歸處何方》。2006年我到北京在他家留連幾天。2007年1月五叔在北京病逝。

在他寫的回憶錄中，講到1943年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他認為這場運動是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發起的。運動使不少熱血青年一夜之間成了「國民黨特務」，而他的三姐、即我的三姑姐李慧蓮被關押一年多失去自由，被輪番拷問，最後不得不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運動高潮過後，與弟弟重見，二人抱頭痛哭。不久，三姑姐就病倒了，一年後離世，死時不足25歲。

從中共建政後，就不斷以運動治國來看，把「搶救運動」推到康生頭上，可能是五叔「為尊者諱」而已。他的回憶錄接著就談到了1949年後不斷發動的「階級鬥爭」運動。大致上說，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所有的黨外知識人就鴉雀無聲了；1959年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問題和弊病，被毛發起「反右傾運動」批鬥彭德懷，牽連大批人，由此而黨內也鴉雀無聲了；到了文革在全民掀起互相揭發互相鬥爭的運動，也就使全國人民都鴉雀無聲了。五叔在回憶錄中指出，歷次運動對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衝擊最大的，除了文革，要算反右派鬥爭。他說他作為歌劇舞劇院的領導之一，深感未能保護無辜的藝術家而不安。他特別提到五十年代自美回國的歌唱家張權，在反右中受到的傷害。他沒有仔細講這位歌唱家的遭遇，但提到她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多年，晚年回到北京，住房問題也一直不能解決。她1993年去世，遺願是要在北京天主教堂做追思彌撒，並葬在天主教墓地。

前文談到的林秉寧，董建義，都是籍籍無名的右派分子，而鼎鼎大名的右派知識人當中，我直接認識並且作過訪談的，有三個人：電影劇本《苦戀》的作者白樺，1956年發表「干預生活」的作品的劉賓雁，和香港《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上世紀八十年代跟這三人所作的長篇訪談，使我對中共國的認識，有很大的提升。

白樺在《苦戀》中寫一個歸國畫家凌晨光在中國的悲慘遭遇，他在厄運連連之後，還反對女兒隨男友出國，於是他女兒問他：「您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1947年即17歲就參加了解放軍，成為軍中作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開除了軍籍。1964年重回軍隊。白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15歲就左傾，17歲就參軍，自認為出身「純潔」，不同於來自舊體制的人，他有資格真誠地、不會被人懷疑地說話。白樺在1979年獲平反後，仍然揭露政治生活中問題的初心仍然不變，1979年發表《苦戀》，1981受到批判，成為文革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批判矛頭直指他劇本中「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句話。我訪問他時，他仍然認為他的遭遇只是因為中共的政治生活處於不正常狀態，若正常就不會遇到這些事。但實際上他的遭遇，是在專權體制下正常不過的事。

跟劉和徐訪談的啟示，後文再講。

五叔和三姑姐李慧蓮1943年回歸延安，1950年代我的同級同學和其後許多香港工人回歸祖國參加建設，五叔講到的張權從美國回歸，哈佛醫學博士董建義的回歸，白樺筆下的畫家凌晨光的回歸，還有千千萬萬我們不知道的回歸，他們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不是一堆數字，開始時或者都有一段蜜月期，隨後的遭遇是不同程度的大同小異。1997年香港的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24年的變遷，現在和未來的變化，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歸處何方。(51)

圖1，1972年訪京，與五叔五嬸和他們的女兒在他任職的中國歌劇舞劇院門前。

圖2，1987年12月白樺訪港，後立者是香港影人韓培珠。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美術經典中的黨史 一幅畫瞭解中國共產黨：《天塹通途》】1956年，中國做出了在南京建設長江大橋、貫通京滬鐵路線的決定，1960年1月正式開工。
1968年9月30日，南京城萬人空巷，5萬多名軍民齊聚長江兩岸。汽笛聲響，一列7節車廂的火車從大橋上平穩駛過，南京長江大橋鐵路橋正式通車。這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樑，打破了當時公鐵兩用橋樑長度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由此也被稱爲“爭氣橋”。
上世紀70年代，畫家魏紫熙以南京長江大橋爲主題創作了《天塹通途》，用藝術的方式展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爭氣橋”的建設過程中還遇到了哪些艱難險阻？畫作《天塹通途》還有哪些藝術特色？點擊視頻觀看！#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一幅畫瞭解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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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居（俗稱孖陶）位於中國廣州市荔灣區西關第十甫路（上下九步行街），由黃澄波創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陶陶居擁有的高雅格局，跟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使該茶樓在廣州茶樓中擁有殿堂級的地位，歷年來均是各方的文人雅士樂於聚首的地方。在未成為茶樓前，陶陶居原址是西關一位大戶大家的書院。陶陶居原名葡萄居，由黃澄波自理的時期，主要經營姑蘇清茶和細緻點心為主。後由廣東巨商譚傑南（另一說法是陳伯綺）購入後改名陶陶居，取其「樂也陶陶」之意。關於在茶樓大堂上耀眼的牌匾上「陶陶居」的命題，傳說是清末文人康有為的手筆，有說康有為到廣州講學時，是該茶樓的常客，因而為茶樓題字；亦有說這三個字是康有為為替愛妾「陶陶」居所題的字，後才落入茶樓老闆手中。清末民初，陶陶居拹著康有為的名氣，再加上店內清雅的裝修格局，在中華民國初期各方文人雅士聚會之地。曾經到訪過這裡的名人商賈包括巴金、魯迅，粵劇界名伶薛覺先、白駒榮等。但後來因經營不善，後繼無人，曾經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巨債而倒閉。直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重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1956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企業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強行將陶陶居「公私合營」。1966年，陶陶居從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文化大革命時期，蓮香樓被當局改名為東風樓，所在的第十甫路被改為「秀麗路」；至1971年9月，陶陶居恢復原名。到1990年代，國家市場經濟改革，陶陶居亦是從眾多國企中變革求生的一員。於在2000年，陶陶居被香港幸福樓海鮮酒家飲食集團收購，從舊國企轉為股份制籌集資金，並引進香港模式進行管理。但商標仍然屬於「國有」的「廣州飲食服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並不屬幸福樓飲食集團。現在陶陶居亦被中國國內貿易部頒發「中華老字號」、「國家特級酒家」等稱號。2005年6月被公布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相傳從前陶陶居是以白雲山的九龍泉水泡茶做招徠的，並由專人負責走到那處擔水。煮茶時更用紅泥小火爐，有專人侍候。
蓮香樓是一家廣州店，位於荔灣區第十甫路。蓮香樓在香港設有分店，雖然兩者在經營上已經是脫勾，但也可說是同源異枝。1993年被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型大小”稱號；1998年經國內貿易局批准為“國家特級酒家”。 1889年，在古老的廣州城城西一隅，一間專營糕點美食的糕酥館開業了，這就是蓮香樓的前身。那時，西關一帶繁華非常，住戶多是富裕人家，因而飲食業異常興旺。老制餅陳師傅改進制餅工藝，用蓮子來製作餅點餡料，使之獨具一格，吸引客人。光緒年間，糕酥館改名為“連香樓”，並擴大經營，在香港九龍開設了三家分店。為了保證餅食品質，該店嚴格選用當年產的湖南湘蓮。由於製作講究，生意日漸興隆。宣統二年，一位名叫陳如嶽的翰林學士，品嘗了蓮蓉食品後，有感於蓮蓉獨特的風味，提議給連香樓的連字加上草頭，眾人一致贊同，他遂手書“蓮香樓”三個雄渾大字。高懸于該樓門前的金漆牌匾上的“蓮香樓”三個大字，便是這位學士的手跡。從此，蓮香樓製作的蓮蓉食品，進入千家萬戶，被譽為“蓮蓉第一家”。近百年來，蓮香樓雖幾經風雨，歷盡滄桑，人事沉浮，而生意始終興旺。老一輩的"蓮香"職工自豪地說：“蓮香開業至今，百多年來從未虧本”。
廣州酒家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的一間著名酒家，其總店位於文昌南路與上下九步行街交匯處。酒家以經營粵菜和中秋月餅而聞名，有「食在廣州第一家」的美譽。1935年陳星海看中文昌路同上下九交界一塊地，於1937年在此創設西南大酒家。1938年毀於火災，陳星海於1939年重建，取名為廣州大酒家。1956年公私合營後成為國營企業，1950年代末困難時期，資源缺乏，市人大在廣州大酒家搞酒會時，後來的酒家領導、當時仍是廚師的陳明，就操刀弄出「番薯宴」作宴全部番薯菜式的造型、味道、款式都不一樣。文化大革命後酒家沿用現名。1983年7月進行改造裝修，1991年成立廣州酒家集團公司，2005年9月被公佈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先後被評為中華老字號、全國十佳酒家等稱號。1930年代曾在香港石塘咀電車路置有分店，於1981年結業，此店在中共建政後已與廣州本舖沒有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