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8）

福兮禍所伏

1967年8月22日，中國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來回應英國對48小時「最後通牒」的置之不理，對香港「愛國同胞」打擊有多大？可以用《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其後在我面前的謂嘆，說明一切。這位資深前輩參加過二戰的前線採訪，和湘桂大撤退，觀察一向敏銳，「愛國」從不後人，「反英抗暴」開展幾個月來，他甚至帶一把刀上班，準備隨時抗英搏鬥。他那天跟我說，「反英抗暴」「玩完了」；「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弓滿不發才是致勝之道，不提最後通牒，對方不知你會怎麼出招，提了48小時，之後又冇料到，就被人「睇死」。說明中國需要香港保持現狀，絕對多於英國需要香港。

陳老凡見多識廣，在左派意識熏陶下少見有這種政治敏感度。但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低。「最後通牒」無疾而終意味什麼，陳凡看得到，英國人不可能看不到。歷史性的轉變，往往就是一件小事引發。「最後通牒」就是這件小事。

港英當局對左派暴動採取維持治安的強硬措施，並沒有預期會得到香港輿論和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幾乎毫不重視在香港的管治。二次大戰末期，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認為，放棄殖民地是戰後的大勢所趨，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主張戰後由中國接收香港。但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斬釘截鐵地說：「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他問陪同蔣介石參加會議的宋美齡:「你以為我真的是騙子、惡棍，守住殖民地不肯放手?」宋美齡收起常見的笑容,反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這種想法?」可見保留殖民地，在那時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邱吉爾要保住香港，完全出於對遠東戰略和通過香港接觸中國的高瞻遠矚。

戰後四年，中國內戰導致大陸建立共產黨政權，一開始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此外是大陸人大批湧來香港，帶來了資本、工業技術和經營手法，改變了香港的經濟局面。然而，英國雖管治香港，在香港卻無法作「長期打算」。近年解封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文件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香港歷任總督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中共領導人的壓力，都要放棄。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曾表示，如果倫敦試圖改變香港現狀，「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另一份文件顯示，周恩來總理曾對英國官員說，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

因此，在政治上，英國無法把民主制度引入香港，只能夠在香港延續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管治對英國商人在香港的傳統利益或有裨益，但對英國的國家利益卻很少，而且背上殖民主義的惡名。因此，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1967年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的確是在英國傳統法治下的「無為而治」。香港那時仍然實行「大清律例」，即容許納妾。香港紀律部隊的貪污也「制度化」。警察、海關、消防，貪污已經成為維繫運作的必要潤滑劑。消防隊救火，明言「有水就有水，冇水就冇水」。對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和建於山坡的寮屋大火，港府亦只是建造設施不全的狹窄徙置區應付需求。對於資本家盤剝、工人遭到不合理待遇，政府也沒有·立法規管。在殖民地掌權者眼中，這些也許都是中國人習慣的生活方式。

在港英政府內，或十里洋場中，有沒有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肯定有。英國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不會明顯流露，但在就業、升職等各方面，華人受到洋人的不平等對待，是可以被看到的。

港英不作為，種族不平等，和一些管治弊端。香港人知道。但比較他們逃離的地方，這些不滿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最重要是在法治下的香港，人身安全有法律保障，不會有突然而來的政治災難。英治下不會要香港人唱國歌，敬英國旗，若非職業需要也不要求香港人講英文。比較起不滿，香港人更重視英國人帶來的自由、法治和安全感。

1967年的「48小時最後通牒」，令香港廣大市民知道：中共政權在可見將來，不會「收回香港」；港英以強硬態度對付暴動，值得支持；香港是可以作長久規劃的地方。「過客」心態漸漸讓位於對香港的認同感。

英國當局，料不到會受香港市民廣泛支持。於是，港英施政就進入一個進取的新階段。福兮禍所伏，六七左暴是禍，產生的結果卻是福·。（60）

圖·1，1943年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與宋美齡，邱與宋也許正就香港問題交談。

圖2，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人物，左二起是中國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英國海軍夏愨少將、（何東之子）何世禮將軍。

圖3，1960年代親台團體在九龍城慶祝「雙十」，啟德機場的起降飛機離樓頂不遠。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818）
歸處何方

在我父輩的親屬中，交往較多的就是五叔李剛了。名叫李剛的人很多，五叔不是那個2010年以「我爸是李剛」的特權，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所指的李剛，也不是曾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其後因被指「涉嫌嚴重違紀」而被免職的李剛。五叔原名李存溢，1925年出生，15歲那年從香港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在延安進入魯迅文學藝術院主修大提琴，後來成為作曲家和指揮家，49年後在北京參加建立國家級的歌劇舞劇院，擔任行政領導工作，經歷所有的政治運動，包括受到殘酷鬥爭、虐待的文革。文革後擔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多次帶藝術團體到香港和外國，在文化部12年後退休。

1972年文革期間，他被打為「黑幫」在幹校勞動，我獲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我提出想見五叔的要求，於是當局把他從邊遠調回北京見面。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五叔多次來港，我們見面頗多。1997年他退休後，經我聯繫，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歸處何方》。2006年我到北京在他家留連幾天。2007年1月五叔在北京病逝。

在他寫的回憶錄中，講到1943年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他認為這場運動是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發起的。運動使不少熱血青年一夜之間成了「國民黨特務」，而他的三姐、即我的三姑姐李慧蓮被關押一年多失去自由，被輪番拷問，最後不得不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運動高潮過後，與弟弟重見，二人抱頭痛哭。不久，三姑姐就病倒了，一年後離世，死時不足25歲。

從中共建政後，就不斷以運動治國來看，把「搶救運動」推到康生頭上，可能是五叔「為尊者諱」而已。他的回憶錄接著就談到了1949年後不斷發動的「階級鬥爭」運動。大致上說，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所有的黨外知識人就鴉雀無聲了；1959年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問題和弊病，被毛發起「反右傾運動」批鬥彭德懷，牽連大批人，由此而黨內也鴉雀無聲了；到了文革在全民掀起互相揭發互相鬥爭的運動，也就使全國人民都鴉雀無聲了。五叔在回憶錄中指出，歷次運動對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衝擊最大的，除了文革，要算反右派鬥爭。他說他作為歌劇舞劇院的領導之一，深感未能保護無辜的藝術家而不安。他特別提到五十年代自美回國的歌唱家張權，在反右中受到的傷害。他沒有仔細講這位歌唱家的遭遇，但提到她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多年，晚年回到北京，住房問題也一直不能解決。她1993年去世，遺願是要在北京天主教堂做追思彌撒，並葬在天主教墓地。

前文談到的林秉寧，董建義，都是籍籍無名的右派分子，而鼎鼎大名的右派知識人當中，我直接認識並且作過訪談的，有三個人：電影劇本《苦戀》的作者白樺，1956年發表「干預生活」的作品的劉賓雁，和香港《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上世紀八十年代跟這三人所作的長篇訪談，使我對中共國的認識，有很大的提升。

白樺在《苦戀》中寫一個歸國畫家凌晨光在中國的悲慘遭遇，他在厄運連連之後，還反對女兒隨男友出國，於是他女兒問他：「您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1947年即17歲就參加了解放軍，成為軍中作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開除了軍籍。1964年重回軍隊。白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15歲就左傾，17歲就參軍，自認為出身「純潔」，不同於來自舊體制的人，他有資格真誠地、不會被人懷疑地說話。白樺在1979年獲平反後，仍然揭露政治生活中問題的初心仍然不變，1979年發表《苦戀》，1981受到批判，成為文革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批判矛頭直指他劇本中「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句話。我訪問他時，他仍然認為他的遭遇只是因為中共的政治生活處於不正常狀態，若正常就不會遇到這些事。但實際上他的遭遇，是在專權體制下正常不過的事。

跟劉和徐訪談的啟示，後文再講。

五叔和三姑姐李慧蓮1943年回歸延安，1950年代我的同級同學和其後許多香港工人回歸祖國參加建設，五叔講到的張權從美國回歸，哈佛醫學博士董建義的回歸，白樺筆下的畫家凌晨光的回歸，還有千千萬萬我們不知道的回歸，他們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不是一堆數字，開始時或者都有一段蜜月期，隨後的遭遇是不同程度的大同小異。1997年香港的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24年的變遷，現在和未來的變化，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歸處何方。(51)

圖1，1972年訪京，與五叔五嬸和他們的女兒在他任職的中國歌劇舞劇院門前。

圖2，1987年12月白樺訪港，後立者是香港影人韓培珠。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中華民國應該在台灣嗎？

延續前幾天的話題，我們出國比賽的時候叫做「Chinese Taipei」，平常習慣叫自己「台灣」，但身分證上面寫著「中華民國」，護照上面還寫著「China」。

這種混亂的名字認同，比神隱少女還厲害。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有一點關係的問題——「台灣地位未定論」。

但究竟什麼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又稱「台灣主權未定論」）呢？台灣到底歸誰管？這一切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聊起。
——
割讓台灣還要還嗎

1895 年，中國（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遼東半島給日本，也開啟台灣、澎湖地區往後 50 年的「日治時期」。

「割讓」用白話的比擬來說，就是中國放棄對台澎領土原有的所有權（主權）、完全的移轉給日本，台澎從此脫離中國。也就是說，如果日本日後也放棄對台澎的所有權，台澎並不會「理所當然」的歸還回原所有權人中國，因為中國已經在 1895 年放棄對台澎的所有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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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接收台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中、美、英三國的領導人在 1943 年發布《開羅宣言》，聲明台灣及澎湖應於戰後歸還給中國（當時的「中」，就是中華民國）；三國並在 1945 年 7 月簽訂《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在宣言中重申《開羅宣言》應在戰後實施。不過當時日本尚未投降，並未承認《波茨坦宣言》的內容。

1945 年 8 月，美國對日本投射兩顆原子彈，日本投降；同年 9 月，日本代表在停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上簽署《降伏文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無條件投降。

接著，同盟國開始日本各地進行軍事佔領，並由各地域的日軍佔領向同盟國投降、放棄行政權，目的是為了消彌日本的軍事實力，而當時「台灣」就是由中國佔領。

因此，在當時即有不少見解表示，中國接收台灣只是代表盟軍進行軍事佔領，而非台灣領土的主權移轉；美國不少官員也曾於當時表示，之前日本簽署的《降伏文書》只是「停戰條約」，不是領土歸屬法律文件。

此外，不論是《開羅宣言》還是《波茨坦宣言》，對日本都沒有拘束力，也不是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條約。

因此台灣的領土主權，在對日合約簽訂之前，都還是屬於日本領土、僅是受到盟軍的控制。
——
日本放棄台灣主權後，要歸誰？

1951 年，日本與同盟國簽訂《對日和平條約》（簡稱《舊金山和約》），正式處理日本戰敗投降後所衍生的相關法律問題，而《舊金山和約》生效後，也正式結束同盟國對日本的軍事佔領。

而《舊金山和約》第 2 條 (b) 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正式放棄對台澎領土的主權。

不少論點因此指出，《舊金山和約》並沒有明確的表示日本要將台澎領土移轉給中國，僅只是「拋棄」而已，因此台澎地區變成主權「尚未確定」的狀態，也正是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這樣的歷史脈絡，有沒有瞬間覺得主張台灣屬於美國軍政府控制的「台灣民政府」，其實沒有那麼奇怪了呢？（不過這個主張也不夠精確，盟軍並不直接等於美國政府。）

也有說法認為，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好像也是有點道理呢？

不過照此脈絡，流亡政府的意思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權」在本國遭受非法政權侵占，因而逃亡到其他國家的領土，但中華民國目前並沒有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是中國的合法政權。
——
那我們究竟該主張什麼好呢？

台灣人民已經建立成熟且有效的民主制度，不論是總統直選、國會定期改選以及政黨多次輪替，都是國際社會所承認且讚賞的事實。因此不論採取何種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實際統治台灣，任何人都不可能視而不見，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利基所在。
——
#法律白話文運動

旅遊太原風光 聽山西故事
陸軍一級上將
閻錫山
Yan Xishan
中華民國第4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5日
1883年10月8日（光緒九年九月八日）
大清山西省五臺縣
逝世 1960年7月22日（76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籍貫 山西省五臺縣
國籍 大清（1883-1911）
中華民國（1912-1927）
中華民國（1927-）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晉系）
專業 軍人
獲獎 青天白日勳章
軍事背景
服役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陸軍
服役時間 1927年－1960年
軍階 陸軍一級上將
學歷
太原國立武備學堂
（1905年）
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攻讀
（1905年）
東京日本士官學校攻讀
（1909年）
經歷
（清）山西陸軍第二標教練官
（1909年－1910年）
（清）山西陸軍第二標標統
（1910年－1911年）
山西省政府都督
（1911年）
山西省政府民政長
（1911年－1914年）
山西督軍
（1916年－1917年）
（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主席
（1917年－）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5月22日－1947年）
（國民政府）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1927年－）
（國民政府）平津衛戍總司令
（1927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
太原政治分會主席
（1927年－）
（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
（1928年10月24日－1928年12月28日）
（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1928年12月27日－1947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8年－1938年）
（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8年－1929年）
（國民政府）禁菸委員會委員
（1928年1月－1929年）
（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
（1929年1月24日－1933年）
（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9年）
（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委員
（1929年）
（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
（－1930年11月15日）
（國民政府）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1930年）
北平國民政府主席
（1930年9月9日－1930年11月4日）
（國民政府）太原綏靖公署主任
（1932年）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
（1932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935年12月18日－1938年）
（國民政府）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1937年－1945年）
（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兼）主席
（1943年－）
行政院院長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5日）
中華民國代理總統（代行時任代總統李宗仁職權）（1949年11月20日－1950年3月1日）
國防部部長（行政院院長兼任）
（1949年6月13日－1950年2月1日）
總統府資政
（1950年3月－1960年5月23日）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漢族，山西省五臺縣人，清末舉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將軍府同武上將軍，中華民國國軍（及其前身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北洋軍閥晉系領袖，曾任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及總統府資政等職務，1949年11月20日至1950年3月1日代行時任代總統李宗仁職務，是中華民國行憲至今唯一一位代理總統職權、形同國家最高領導者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主政期間，其管轄之山西省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以來，經歷多場內戰、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依然屹立不倒，直至1949年4月太原戰役結束後被共軍佔領為止，一共歷經38年，是眾多軍閥中紀錄最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