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臺灣不只是棋子——《為何我們要在意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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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薦文作者：涂豐恩/聯經出版總編輯、《故事》創辦人​
原出處：https://reurl.cc/bn2G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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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 2017 年第一次認識「美國台灣觀測站」。當時剛成立的他們還不叫這個名字，而是以「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華麗登場。喔，不，其實並不華麗。觀測站的起點，不過就是幾個熱情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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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那年夏天，他們和我一樣，都去參加了美國台灣同鄉會所舉辦的「美東夏令會」。這個活動歷史悠久，一年一度，由新英格蘭地區各地台灣鄉親輪流籌辦，在幾天時間內，美東地區的台灣人會攜家帶眷，共聚一堂，並有許多大小講座，搭配聯誼活動，甚至不少台灣政界人士都會參加。（除了美東，美南、美西各區域也有自己的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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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鄉會中有許多上了年紀的長輩，他們年輕時赴美，或工作或讀書，然後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其中不少是因為關心台灣政治，在威權時代追求民主自由，而意外上了黑名單，好長一段時間無法返回故鄉。（他們其中有些人還會把自己小孩取名叫Tim，台灣獨立運動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的英文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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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麼多年下來，他們對台灣的關懷有增無減。對於我們這些從台灣赴美求學和工作的年輕人，更是時常關愛有加，彷彿在對待自家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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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年，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台灣政經與社會議題又有了高度的熱情。這兩個世代，同樣從台灣到了美國，同樣掛念故鄉的未來，而在夏令會上有了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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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開始，夏令會也與時俱進，推出「黑客松」（hackathon) 的計畫，延續台灣零時政府（g0v）的做法，開放自由提案，鼓勵各種能改善社會的異想天開（俗稱「挖坑」），然後尋求志願者加入，群策群力，各顯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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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黑客松，我得知有人提出構想，希望發揮技術的力量，讓更多人了解美國國會對台灣各種法案的討論，也是理解美國政界與民意對台灣議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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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構想，其實有前例可循。1980年代，一群在美的台灣人，組成了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簡稱 FAPA），長期從事美國國會遊說活動，將台灣議題帶進華盛頓政治圈。幾十年來，他們努力不懈，在台美關係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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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一群年輕人注意到同樣的議題，但也有了新的工具與做法。他們整理資料、架設網站、開立臉書專頁。沒錢沒資源，他們就寫提案，去申請補助，然後吸引越來越多的夥伴加入，有資訊背景的負責技術，有學術背景的負責論述，「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就這樣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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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年中美關係陷入急凍，但台美關係卻是風風火火。在美國國會，議案一個接一個提出；在台灣社會，各方意見領袖的評論和討論更是熱熱鬧鬧。有人大聲叫好，有人高聲批評。從那時起，「觀測站」一本初衷，在每個事件的發生當下，立刻發表數千字長文，娓娓道來每項法案的來龍去脈，從國際局勢、國內政策，深度解析新聞背後的影響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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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作法看似違反網路生態——大家上社群網站，求得不過就是一時情緒的滿足，三秒鐘決定按讚或按怒，誰是有耐心看幾千字的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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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證明，有非常多人，不只想看熱鬧，也想看懂門道。「觀測站」的深度解析，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看懂門道的蹊徑，所以他們每一篇文章，都引發了大量的閱讀、討論與轉載。隨著讀者群擴大，他們所觸及的議題越來越廣，守備範圍越來越廣，所以「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進化成了「美國台灣觀測站」，不再為國會所限。除了文章，他們也跨足不同形式的媒體，開始製作影片與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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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他們長期的讀者，我在去年九月，甫到聯經不久，就與他們開始了出版計劃的討論。而後，在主編黃淑真操刀下，歷經一年努力，終於完成這本《為何我們要在意美國？》，將他們這麼多年來透過網路文章想要傳達的資訊，去蕪存菁，重新整理，抽離特定事件的脈絡，而成為一本可長可久的知識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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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關係洞見觀瞻，不時也要引發尖銳辯論，在2020年美國大選前後，各方交火尤其激烈。「觀測站」自然不能迴避，也不想置身事外。他們雖非無役不與，但對許多議題也都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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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要在意美國？》一書，雖然意在提供台美關係的基本事實與資訊，但字裡行間，想要表達的觀點也是鮮明：面對詭譎多變的美中關係與國際局勢，台灣可以不只是棋子。但要做到這一點，還有賴台灣社會的共識，以及我們對台美關係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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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相信，Taiwan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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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25）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寫了許多個人成長、親屬關係，特別是與中國、與左傾思想有關的事，也許該講講香港了。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重要角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革命的醞釀，對中國歷次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支援，中國革命者、抗戰和戰後文化人，選擇作為避風港……。香港對中國的影響和作用很大。但是，作為香港普通市民，無論是土生土長，還是大陸移民，都並不關心中國的事。關心中國的，主要是部分知識人：從大陸來的學者，從事新聞出版業的人。一般市民會關心自己在大陸的親屬，但不會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45年香港只有50萬人口，那時對大陸來港的移民沒有任何限制，內戰激烈的1948、49年，來港移民激增，1950年香港人口達220萬。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1948年我來香港時，住九龍城，許多電影界人士都住那裡。從我家騎樓望出去，常見有人在劈木柴，那時香港還是燒柴時代。與我之前生活的上海比較，香港的硬件落後於上海。我記得1957年，香港萬宜大廈裝自動電樓梯，許多市民還好奇跑去看，但上海戰前的百貨公司就有電樓梯了。

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在1950年後持續增加，大約每十年香港人口增加100萬人。大陸來港的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但領教過中共的統治強權，又看到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沒有長遠計劃，因此使香港人在心理上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我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那時的香港人享受著英國法律的保護，千方百計謀生和發展事業，但就遠離政治，既遠離中國的政治，也遠離香港的政治。港英時代市政局民選，但投票率極低。許多人都認為政治由英國人管就好，幾個華人領袖也只是做做樣子，大眾市民無謂枉自操心。五六十年代，香港警察不但貪污嚴重，分贓規則的嚴密程度有過於警察明訂的管理規則，市民也無怨言。英國統治者大概也覺得貪污是中國人的文化，就像採取「大清律例」容許納妾一樣，都聽之由之。在英國洋大人面前，香港華人是否低一等呢？也許是的，比如在公務員升遷上不如洋人。但有什麼關係？比諸在中國人當統治者的地方，許多人還是選擇逃來香港。

報紙是香港民情最真實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報紙數量之多，蔚為大觀。五十年代報紙售價一毫，絕大部分報紙的報頭，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看到以公元紀年的，就是左報了。暢銷報紙的頭版都是港聞，極少用中國、台灣、國際新聞作頭版。那時有報壇中人概括報紙暢銷三條件：港聞不厭其詳，狗馬「生性」（狗經馬經的貼士準），副刊「滋陰補腎」（各連載小說要有點鹽花，但又不過分）。

港聞最吸引市民眼球，那時沒有電視，一場醫生強姦女病人的官司，各報港聞全版詳細報導，讀者看得津津有味。頭版定大標題的編輯是搶手的人才。最經典的是報壇名人韓中旋，在1961年雅麗珊郡主訪港時為《明報》起的大題：「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帶廣東俗語的「淫詞」，把老板金庸嚇到去華民政務司署請罪，並即時辭退老韓。各報副刊多刊登一個個方塊的連載小說，寫手都是有才識、文筆生動、頭腦靈活又生活多姿多彩的作家，其中高雄、馮鳳三、王季友等都日寫萬字以上。他們寫稿純然為了賺稿費，不留底，不剪報，交稿就算。但實際上大都寫得很好，應有留存價值，真是可惜了。

香港報紙的面貌，正是反映了那個時代香港人的普遍心態，就是在英國法律的保護下謀生，香港話就是「搵食」。但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無需擔憂政治災禍地「搵食」，就是百姓所求的安居樂業。不過香港人和港英政府的這種但求無災無難的心態，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就改變了。（54）

圖1，1948年剛到香港時，與父親和姐姐。

圖2，1959年與麗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628）
自由時代的終章
香港國安法頒布的一年前，《蘋果日報》出版一本25週年特刊，取名「不是最終章」，一年後，「最終章」在6月24日成為現實。
在滂沱大雨下，《蘋果》最終章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不錯，仍然有許多人若無其事，有許多人公開或暗自竊喜，但鋪天蓋地的貼文、照片、影像，在社交媒體洗版，已經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正在悲痛著這裡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最能夠反映這個時刻的，是攝影師和導演梁銘佳（Ming Kai Leung）製作的「豪情夜生活——蘋果日報最後一晚我最喜歡的人(目前)」，影片以著名的蘇格蘭「驪歌」《Auld Lang Syne》配樂，剪輯了大雨中《蘋果》大門外最後一夜民眾聚集，和次日凌晨開始香港各區報攤、便利店大排長龍的情景，飄逸著依依不捨的情懷，令人傷感。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襲擊下，傳統的媒體尤其是紙媒許多都結業了。人人都習以為常。不久前，《蘋果日報》台灣版的紙版收攤，社會上沒有掀起一絲漣漪。封殺了《蘋果日報》的廣告，《蘋果》何時辦不下去，幾年前行內行外都認為是時間問題，老闆黎智英為理想不斷貼補墊支，是勉強撐持下去的唯一原因。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使《蘋果》的訂戶驟增，算是暫度難關。但靠社會運動帶來的支持，畢竟不是生意經。因此，運動被壓制後，《蘋果》缺廣告和讀者流散，仍然未脫經營困難。
儘管廣告戶受到政治壓力而使《蘋果》斷水源，但基本上這仍然是依市場規律作淘汰。若香港《蘋果》如同台灣版那樣結業，23、24日的夜與日，不會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而《蘋果日報》的結束也不會顯得如此轟轟烈烈——不過就是一份報紙結束吧了。
但所有香港人，全世界輿論，都看到這不是市場淘汰的結束，而是從去年7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以來的一次有計劃的鎮壓反對派意見表達的行動。於是，「蘋果最終章」的出版日，就成為香港人、香港歷史、甚至世界報業史、自由抗爭史的永遠被記住的一天。
因為，這一天不只是一份報紙的最終章，而且是自由香港的終章。自1841年開埠以來，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蜚聲國際的國際金融中心，長期高倨全球經濟和新聞自由度前列，而這個法治保障下的自由所創造的奇蹟，在6月24日這一天走到「最終章」。不是香港人告別了《蘋果日報》，而是香港告別了自由。
人類社會的「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言論自由是「四大自由」之首，而且是其他自由的保障。言論自由範圍的新聞自由，它的主要功能，依美國大法官Hugo Black的定義，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因此，當政府任何部門可以扼殺新聞自由的事情發生，那就是社會言論自由的泯滅，也就是人們所有的自由失去保障。
《蘋果日報·》的消失，不會令香港失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蘋果日報》以現在這種方式消失，就的而且確是向一個時代告別，告別的不是一份報紙，而是自由的時代。
如果不是英國殖民地帶給香港的自由的時代，不會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會有香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抗爭的支援，不會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成為獲取兩岸資訊並外轉內影響兩岸局勢的最重要基地，不會大批中國商人在法治下各顯神通，創造國際級的企業，不會在歷次中國蒙災蒙難時香港人的慷慨伸手，不會有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
而我的整個人生，也正好因為在香港發展我的編輯寫作生涯，才可以在中港台的局勢充滿轉變的時代，因緣際會地自由論政，成全了可以無愧的漫長人生。
1984年，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知道1997年香港和香港人將由一個非自由法治的共產政權管治，那時及以後，我都不認為香港的自由可以延續。97前兩年，《蘋果日報》創刊，社論指出，「對九七後香港新聞自由的信心絕不動搖」，「在資訊自由的今天，人民選擇自由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強大」。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美國財富雜誌指是「香港之死」，而《蘋果》當天的頭版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亦引述了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話：「貫徹高度自治 香港人當主人」。
在之後，《蘋果》一直堅守「一國兩制」立場，推動《基本法》下的港人治港，反對台獨、港獨甚至本土化，即使本土化是世上所有地區在外來者侵凌下的必然趨勢。《蘋果日報》所代表的，確實是香港市民中無法或不想離開的人士，對中國承諾的一國兩制的真誠期望，並努力促其真正實現。香港24年的實踐，由《蘋果日報》的災難式終結，就等於宣示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180年自由的終結。
蘋果落到地上，種子在泥土中，會生長出更多的蘋果樹。這是許多人對《蘋果》終結後的樂觀希望。我從來不是樂觀者，對人性的醜惡了解越多，越知道真理很難敵得過強權。但追求自由是人性中無法遏止的渴求。強權雖得逞，但自由壓不住。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沒有了《蘋果》之後，這是續刊《失敗者回憶錄》的第一篇，如有機會出版，很可能會放在最後。因為這也是我回憶在香港從事自由編寫生涯的終結。（29）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