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驛重返榮耀復歸城市中軸線 再造城市願景一起飛

高雄驛重返於城市中軸線的今天，由蔡英文總統親臨高雄正式宣告《門戶開啟 重返榮耀》座落儀式啟動！後續將由本土專業工程團隊展開工程；在場共同見證觀禮的歷任高雄市長，包含監察院陳菊院長、駐日代表謝長廷大使（因公無法返台，但預錄祝賀影片在活動現場播出）丶葉菊蘭前市長，許立明前市長丶以及陳其邁市長。這些過去曾經引領城市發展的先行者，一棒接一棒一路走來，竟有19年之久，誰曾想，市府團隊完成了這樣的任務，今天，我們真的做到了！

一座偉大的城市，該當有能力保存一座舊火車站，那是城市的象徵，也是市民的記憶，即便我們為此努力了長達19年。正如謝長廷大使在影片中所言：在臺灣，為發展而遷移卻仍能保存的火車站，高雄驛是破天荒的頭一回！這是屬於高雄人的光榮紀錄。

19年前在那卡西的伴奏下，大家唱起「再會了車站」，依依不捨地目送著高雄發出的尾班車，一聲再見，卻讓高雄人守候了19年，終能再會。她是外地人抵達高雄的第一站，更是多少人第一次約會、第一次親吻、第一次告別的所在，那場景、那回憶、那般情懷，都在火車站上演著一幕幕的人生舞台。說的人流眼淚，聽的人眼眶紅，高雄驛便是這樣一處讓人魂牽夢縈的所在。

曾為高雄驛首度搬遷獻舞的張雅婷老師，當年還是16歲的小女孩，今天她已蛻變成長為編舞者，帶領著學弟妹，再度踏上站前廣場表演，難以言喻的激動，全靠舞蹈述說。

高雄驛的座落、復歸，象徵錨定城市願景的啓動，要能支撐起這樣的夢想，背後必當有一股堅定的力量。高雄驛的首度挪移，仰賴日本清水營造工程團隊執行；此際，無論是技法或設備，均由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臺灣本土專業團隊一手包辦，可見臺灣工程技術已臻成熟，也意味著年輕世代交替的傳承，而台日雙方工程技術合作，展現於台日友情的堅定不移，這也是市府團隊最要緊的使命，為年輕世代堅守屬於他們的歷史記憶，同時懷抱著夢想，踏進更美好的未來。

未來的高雄驛，將融入於享譽國際的荷蘭設計團隊所規劃的高雄新站，以「城市客廳」之姿，重新扮演高雄的城市門戶，串連起甫完工、綿延貫穿於城市長達15.37公里的鐵路地下化綠園道自行車道，穿插其間的還有由14位在地藝術家創作的綠廊立面藝術彩繪，搭配刻正推動的高雄表參道計畫、由捷運紅橘黃線及環狀輕軌四線齊發的軌道銜接周邊商圈增幅發展，高雄車站將要大放異彩，城市綠屋頂的嶄新形象將重塑為城區經濟之心。

蔡總統今天在高雄驛遷回座落儀式中表示，特別感謝高雄市前市長、現任駐日大使謝長廷，當年他力排眾議在推動鐵路地下化城市再造工程同時，堅持留下這一座對高雄人意義非凡的老車站，因為他的堅持與遠見，讓大家看到高雄老車站回到老地方。 同時，蔡總統說，今年2月她在亞洲新灣區宣布啟動5G AIoT新園區，許多大廠已經跟園區簽約，未來還有5G物聯網自駕車等先進技術，具有競爭潛力的產業都要落腳高雄。回顧19年前努力從重工業轉型的高雄，今天已經大步邁向高科技智慧城市，政府有信心也有決心，中央和地方會繼續一起努力，讓高雄越來越繁榮。

感謝蔡英文總統、謝長廷前市長、陳菊院長、葉菊蘭前市長、許立明前市長、交通部王國材長的親臨見證，一個有記憶的城市不會孤寂，透過歷史保存活化再生，過往的榮光不會褪色，正如高雄願景館的復歸，高雄也將在鐵路地下化完成後，帶著全新願景、全速起飛，來自中央的全力支持，將為高雄城市格局帶來躍升。

再度感謝今天出席活動的總統府國策顧問吳寶田總裁、所有交通部長官及鐵道局工程夥伴、台鐵的夥伴、以及高雄的立委們、議會所有出席的議員先進們，以及活動的贊助者台灣銀行呂桔誠董事長、合作金庫雷仲達董事長、高銀董瑞斌董事長等、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泉裕泰代表、日本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加藤英次所長、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禹道瑞處長等佳賓蒞臨，完成了這場橫跨19年的高雄人的大喜事，感謝您們的參與！

#高雄驛起飛_高雄一起飛
#高雄願景館回娘家

TSNA專業體育新聞團隊 創辦人曾公文誠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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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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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1531094117/posts/10213144620920070/

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

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