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若是提到國人自行開發設計的第一部車，許多人都知道是裕隆汽車出品的飛羚101，該車款在1986年10月25日上市，距今（2016年10月25日）正好30年整，而這部車不但是第一部由國人獨力開發完成的汽車，同時在它新穎的設計理念中，在當時也有著許多獨步世界車壇的創舉，不但對台灣車壇意義深遠，也是我國卓越設計能力的具體表徵。

說到飛羚101的歷史，就不得不提裕隆汽車的發展史；裕隆汽車是在1958年於台北市創立，創辦人嚴慶齡先生本著「發動機救國」的初衷，在當時國民年所得300美元不到的台灣創立了這家汽車製造廠。

裕隆創立初期，以美國 Willys 為藍本，打造吉普車供公家單位及軍方使用，期間嚴慶齡先生也偕同夫人至德國尋求 VW 汽車廠的技術合作支援，無奈德方嫌台灣市場太小並未答應，爾後裕隆才在國產汽車創辦人張國安的引見之下，與剛剛起步的日本日產汽車達成合作協議，開始生產日本人仿自英國 Austin 的青鳥車系。

生產青鳥車系以後，裕隆正式踏入乘用車市場，並且再往後十年間，隨著政府輔導三輪車伕轉業與通過分期付款的法源後，由於計程車的市場需求大增，以及因日後國內經濟起飛使得自用車的需求暴增之機緣，在市場上逐漸站穩了腳步。

然而，日方對於裕隆的技術箝制，並未因為裕隆傑出的銷售成績而有所減輕，再加上後來上任的經濟部長趙耀東（1981至1984年間擔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15任經濟部長）積極推動「大規模小汽車廠」的設置，裕隆開始浮現被孤立的危機。

1979年，政府決定籌設大汽車廠的消息甚囂塵上，1981年前後，裕隆創辦人嚴慶齡先生甫逝世不久，由其夫人吳舜文女士繼續領導裕隆汽車，在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一手主導之下，政府選定日本豐田汽車為大汽車廠合作夥伴的消息已甚囂塵上，此時裕隆受限於日產汽車的束縛，自是無法參與大汽車廠的籌備，不過吳舜文女士並不氣餒，打算自行設立工程中心，不假外人之手獨立開發屬於國人的自製車款。

1980年，時任中央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朱信先生造訪吳舜文女士，在朱博士的積極遊說之下，吳舜文女士決定由朱信主導，設立裕隆汽車工程中心，並由當年年僅34歲的朱信找來33歲的機械博士林石甫以及34歲的土木博士張哲偉，組成了當年人稱「鐵三角」的黃金組合，準備開始設計第一部由國人主導開發的車款。

1981年8月，裕隆汽車為了避免合作伙伴心生芥蒂，在遠離新店生產基地的龜山設立了裕隆汽車工程中心，這座工程中心在當年吸引了三百名菁英投身於此，固然經驗不足且經費有限，但在大家以「以一當十」的精神下，逐步發展出飛羚的雛形。

也許是社會環境的時空背景不同，當年的裕隆汽車工程中心瀰漫著一股為民族奉獻的強烈使命感，由工程中心會議室牆上懸掛的標語可見一斑。標語是這麼寫的：「These are theirs?」、「Where is ours?」，當年工程中心的三百位工程師們的雄心壯志，迄今依舊令人感動萬分。

經過了五年的辛勤研發，裕隆汽車定投下了三分之一資本額約20億新台幣的巨額資金，第一部由國人主導設計的汽車終於在1986年10月25日正式推出，而這天也正好是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光復紀念日，顯得格外意義非凡。

在上市之前，為了炒熱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知名度，裕隆汽車決定在1985年底至1986年初舉辦了一個命名活動，公開徵求研發中車款「X-101」的正式中文車名。

該活動是由國華廣告操作，採用公開徵名的方式，所有命名信件均匯集至該公司，由該公司召集的評選小組進行評選。當時這個徵名活動的反應格外熱烈，為昭公信，評選小組的成員均為當時的社會賢達，計有沈君山、吳靜吉、徐鍾珮、高希均、柴松林、楊乃藩等在社會上頗受敬重的人士受邀擔任評審委員，並公推柴松林教授為召集人。

命名決選會議於1986年2月2日上午假台北市來來大飯店舉行，全體評審委員出席，評審原則為：「代表中國、富涵義、高格調、迅捷有力、響亮順口、易記、不與任何汽車名字雷同且未登記註冊者、不良聯想者不予考慮、避免使用當代人物之名、台語發音者亦應予考慮」等幾個要點。依上述原則，經評審委員慎重評審後，初選出十個命名：飛羚、神鵰、海東青、萬里青、漢風、萬里達、凌雲、御風、玉龍。

最後雀屏中選之命名為「飛羚」，命名人為居住在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的王淑娟女士，因為她將命名為「飛羚」的理由敘述得最為詳實而深具意義。

命名揭曉記者會在1986年3月9日假台北市福華大飯店舉行，由評審委員召集人柴松林教授主持。柴教授在記者會中說明，參加命名的三萬多件函件中，命名「飛羚」的有55件，命名「神鵰」的也有55件，經全體委員決定，以「飛羚」為名，因為飛羚兩字不論國、台語發音皆順口響亮，且代表中國汽車工業飛躍進步，並象徵X-101汽車為流線、壯麗、迅速之產品，經全體評審委員通過「飛羚」為最佳之命名。

之後，「飛羚」二字由裕隆汽車董事長吳舜文女士親自以書法題字，成為飛羚101車尾正中央最明顯的標誌。

頂著「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光環，飛羚101儼然成為了媒體寵兒，在媒體密集地報導之下，飛羚101幾乎成了1986年的台灣土地上最受注目的事件與商品，而隨著成功的造勢活動與創新的產品特質，飛羚甫一上市旋即獲得了5000張以上的訂單，堪稱台灣汽車史上，上市銷售極為成功的車款之一。

飛羚101的成功，除了縝密的行銷計畫與第一部自製車款的光環以外，其實創新的產品設計是功不可沒的！

在一片講求方正保守的國產車中，訴求動感流線的飛羚101顯得格外耀眼，無論是充滿跑格的車頭設計，抑或獨步世界車壇的蜂巢式尾燈與五星式鋁合金輪圈，都在在證明了飛羚101獨特的原創性。

此外，在造形上，飛羚101採用了當年車壇最流行的2又1/2廂式設計，也是相當符合時代潮流的；而且從外觀看，飛羚101雖然是傳統的三廂車，但實際上，它的行李廂蓋卻是如同掀背車一般，可以連同後擋風玻璃一同掀起的，所以既滿足了國人喜好三廂車的觀念，又同時擁有掀背車的便利性，放眼世界車壇又是一個先進的創舉。

除了造型以外，飛羚101對於空氣力學也非常注重，根據當年實際至英國 MIRA 實驗室測試的結果，飛羚101的風阻係數只有0.33，而在1987年7月上市的 Fastback 掀背款更低達0.29，不僅在國產車中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直逼當年量產車的世界紀錄。

在數字以外，於外觀的細節上也可見到裕隆工程師的用心，例如與前保險桿一體成型的前下氣霸、於基座開孔的後視鏡，與平貼式的車門把手…等等，在經過30年後回頭看，才知道當年國人的設計理念有多創新。

車艙內部更是飛羚最引人入勝之處，延續外型的運動風格，飛羚的內裝設計亦是十足駕馭導向的。

打開車門，印入眼簾的是兩張視覺效果十足的桶型座椅，十分強調大腿與腰部支撐性的設計，是當年極少見的運動化設計，而多元化的調整功能也是當時僅有的，充分展現此車運動化的定位。

配備上，飛羚101堪稱當時最豪華的車種，即使在今天與市面上販售的大多數車種相比，都還不見得遜色。

以配備最豪華的 GTS 車型而言，其標準配備不但有當年非常少見的四門電動窗、中控鎖、鋁合金輪圈，甚至連多數國產車都沒有的定速裝置、旅程電腦、後座獨立出風口、HUD…等都被列為標配，歌樂甚至為飛羚101獨立開發了一套專屬的多聲道音響主機，搭配當時少見的六喇叭，連音響上都有可書之處。

既然定位為運動化的轎跑車，飛羚101在性能方面也有特別的設定，特別是在操控性方面，雖然懸吊基礎設計源自 Nissan Stanza（即裕隆快得利），但是在裕隆工程中心的重新設計之下，由偏軟調的舒適取向轉為偏向歐式風格的操控取向，研發期間，裕隆更將原型車送往盧森堡的固特異輪胎試車場與日本石橋輪胎試車廠進行測試校調，在盧森堡期間，Corvette 輪胎的測試小組也給予裕隆工程中心甚多操控性校調的意見，讓飛羚101的操控性更上層樓。

在動力上，飛羚101使用源自於吉利青鳥的CA-18引擎，不過為了因應國內的稅制問題，刻意將排氣量由1,809cc修改為1,796cc，並重新命名為CA-18N，最大馬力輸出為97ps/5200rpm，最大扭力則為14.9kgm/3200rpm，變速箱配置為五速手排及三速自排，原廠公佈的極速為190km/h，0~100km/h加速費時11.8秒，其性能表現乃在水準之上。

不過，設計上有許多創新的飛羚101畢竟是台灣車壇的初生之犢，許多構想固然很好，但是缺乏經驗的累積卻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同業間的惡意攻擊，以及裕隆和總經銷國產汽車之間的關係逐漸降溫，造成了飛羚101後期銷售陷入冰點的窘境。

其實，國產汽車和日本日產的關係甚為深厚，再加上長期壟斷裕隆汽車的行銷與服務資源，因此裕隆、國產及日產三方的關係至為微妙；日產對於裕隆汽車亟欲技術自主極為感冒，因此在銷售上往往聯合國產汽車來箝制裕隆，而且國產汽車也仗著自己掌握了裕隆汽車販售與服務通路的優勢，對於裕隆的意見常常不予理會，造成雙方間的摩擦日漸深厚。

最後，飛羚101終究成了壓倒雙方合作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飛羚101產品壽命的最後一年，裕隆和國產終於在1988年因為飛羚101而結束了長達30年的產銷合作關係，而國產汽車為了快速出清庫存的千餘台飛羚101，被迫展開了當時台灣汽車史上最大規模的跳樓大清倉，飛羚101的形象也因此被耗損殆盡。

飛羚101從1986年至1988年的銷售期間，共計銷售16,653部，在1989年則推出局部改良的小改款車型飛羚102，飛羚102在1989至1995年的銷售期間內，共計售出6,925台，整個飛羚車系總共販售23,578台，雖然在國際車壇中並不算多，不過在國產車中也算是銷售數量不少的車款了。

飛羚101在上市一年後，於1987年參加第27屆日本東京車展，這不但是我國汽車廠第一次參加國際車展，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參加國際車展的紀錄。

當時裕隆飛羚101參展的位置在外國乘用館的入口處，旁邊是 Porsche，後面是 Alfa Romeo，佔盡地利之便，更與眾多國際重量級品牌並列，當然也引起眾多國際媒體的注目。

在車展中簡短的發表會後，主持發表會的朱信博士被外國媒體重重包圍，許多外國媒體也紛紛報導這部來自台灣的嶄新車種。
會場展示兩部飛羚，一部是紅色的三廂GTS，另有一部則是當時甫上市的兩廂GTF，許多外國媒體對於飛羚出色的外型與先進的配備及設計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裕隆的第一部自主車款便能有此成績更是感到相當訝異，足見飛羚設計的前瞻之處。

飛羚101打從設計之初，即是以外銷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安全性上特別講究，在研發末期，裕隆更將實車送至英國 MIRA 進行一系列的安全性測試，測試結果證明飛羚已經符合歐洲ECE的安全規範。

而為了符合美國法規的規範，飛羚全車系使用國產車中少見的美規大尺寸保險桿，在後保險桿側面也有側定位燈的預留孔位，而根據英國 MIRA 的測試結果，飛羚不僅符合歐洲 ECE 法規，安全性也符合美國的 FMVSS 法規，如果當年飛羚要外銷美國，只需依照美國法規將燈具和擋風玻璃改為膠合玻璃，並通過5萬公里的廢氣測試即可。

不過，受限於種種主客觀的因素，飛羚101終究沒能完成外銷國外的使命，直到1991年，由飛羚101改款而來的飛羚102，才順利外銷荷蘭。

外銷荷蘭的歐規車型和國產車有許多細微的地方有所差異，其差異大致如下：

1. 定速及超速警告開關組是用101的英文字版本
2. 天線採用後來精兵601採用的車頂中置式天線（乃基於對外零件報價的成本問題，因為這種天線極少故障又便宜），故其右前葉子板並無天線孔及電動天線。
3. 儀表板為101 SD的零件，中央設置綠色 LED 時鐘，但沒有102內銷版本的電壓表和機油壓力表。
4. 後視鏡與精兵601相同，為可摺式設計。
5. 因應歐洲法規要求，於後保險桿追加後霧燈。
6. 車尾中央的飾燈組由中文的飛羚字樣改成英文的 FEELING，而行李廂蓋上的型號標示為 YUE LOONG 1.8 LSX 以及 1.8 S。
7. 音響為101 SD配置的型號，較內銷版本陽春。

很可惜地，這批飛羚102到了荷蘭以後，當地經銷商卻以部分品質問題拒絕驗收，結果只好整批賣斷給一家俄羅斯的貿易商，因此這些飛羚102最終落腳在俄羅斯。據裕隆老員工表示，因為裕隆在俄羅斯並無經銷商，所以俄羅斯人只好自行改修部分零件（如小燈），甚至還有人寫信回裕隆，稱讚這批車很耐用，想要向裕隆購買零件。

除了外銷荷蘭之後轉運俄羅斯之外，在外銷荷蘭之前，為了測試歐規版本的耐久性，裕隆汽車曾經運了幾部飛羚102至中國大陸測試，測試完畢後並參加了當地的長春車展，在車展中大受好評後，便將這些車直接在大陸轉賣，因此在中國大陸也有機會見到飛羚102的蹤跡。

最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在一次出訪中美洲的行程中，也帶了一部飛羚102作為「伴手禮」，致贈給當時的哥斯大黎加總統喀德榮，雖然只有一部，也算是讓飛羚登陸了中南美洲。

影片與文字資料提供：裕隆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