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孔子格局與東漢敗局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國家昏暗，民不聊生。讀讀古書，笑看歷史。

《論語．顏淵篇》，有這麼一段對話，其文大意是，子貢問他老師：「為政之道，最重要是要做些什麼事？」孔子回答：「要搞好經濟、國防軍力要強，以及建立國民的信心，讓人民對這個國家具有認同感。」

刁鑽的子貢續問：「老師，事情總沒有那麼理想。國難當前，難以兼顧，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您覺得以上三者哪一項可以暫時擱置。」孔子回答：「去兵，就擱置國防軍事預算吧！」子貢又追問：「國家真是太危急了，重整經濟和人民對國家認同這兩項之中，必須捨其一，又要先放棄哪一項呢？」

孔子回答說：「去食，就把振興經濟的方略暫時放下吧！民無信不立。人民對國家失去信心，國家就亡了。所以認同感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知道，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這話沒錯。但若就春秋戰國當時的形勢來看，孔子其實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他的言說，道理雖好，但如何具體落實，也有其不切實際的地方。孔子的政治觀明顯有其局限。就上述的「去兵，去食」說，孔子以為「民無信不立」，看似有道理，若要實踐，恐只是空談。

「民無信不立」，沒錯。但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要從哪裡來？這決不是靠孔老夫子開開班，講理說道就能建立的，更不應該是國家機器每天借由煽動排外、仇外情緒，從而宣導「愛國意識」來騙取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我講授「中國文化概論」這堂課，說到這則《論語》故事，我的學生做了以上批判。從歷史來看，人民信心的建立，很多時候是來自經濟。國家經濟搞不好，人民生活愈發困苦，講再多的「愛國情操」，都成了騙人的鬼話。

再來，國家昏暗，政壇處處濁流，也就會有清流之士群起出來制衡。這不禁讓我想起東漢政局。東漢的皇帝大多早死，繼位者年幼無法作主，中央集權的權柄操持在外戚和宦官手中，形成外戚宦官更迭用事的惡性權爭怪圈之中。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官僚士大夫中有不願意隨波逐流的，乃抨擊時弊，號稱「清議」。在腐敗成風的當時，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連太學生也看不去。他們熟讀經書，又關心時政，在輿論上支持清議派，太學竟成了清議的中心。

原本以為「清議」可以制衡「濁流」，但政壇講的是「權力」。兩次黨錮之禍，宦官乘機誣告清議派黨人謀反，大肆逮捕。黨人門生、故吏、父子親屬皆受牽連。

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換來的是同歸於盡。錢穆《國史大綱》就指說：「造成慘毒的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黑暗腐敗的漢王室，終於傾覆，依附於王室的外戚與宦官，亦同歸於盡。而名士勢力到底還可存在，便成此後之門第。大一統政府不能再建，遂成士族多頭之局面。」

官逼民反，黃巾起事，擊垮東漢中央政體。接續的是東漢末年分三國。講的是「用陰謀、陽謀、明說、暗奪」，烽火連天，爾虞我詐成主調，人稱那是「三國謀略」的智慧。說實在話，東漢敗局下，把經濟搞得還可以的，竟是曹操這個大奸雄，他是真有點本事的。

然而，三國最終是歸晉。惟晉朝又因八王之亂的內鬥，續而崩潰，北方再陷分裂割據。不夠人打，就說那是五胡「亂」了中華，史稱魏晉南北朝。

不見得不好。只能說，世人要做好心理準備，那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你要打扮的極美，抑或不修邊幅的說醜話做醜事；是要歸去來兮採菊東籬，尋找桃花源，抑或是飲酒嗑藥而避世、佯狂，那是你的選擇。從清議到清談，專講平凡人聽不懂的玄學，而自認風雅，那也是你家的事。總之，再也不會是當年「獨尊儒術」，那循規蹈矩，道貌岸然的模樣了。

真所謂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啊！如果說，歷史是過去與現代永恆的對話，還真有點啟示。世人也得做好心理準備，沉住氣，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但歷史終究是歷史，也請各位不要傻乎乎的「對號入座」。

（原刊於2015年6月28日《星洲日報．言路．邊緣評論》，2019年1月30日修訂。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中國歷史上的女人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從1997年南院（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中文系創辦至今，就在系裡裏教「中國通史」。這二十年來，還真有點心虛，畢竟我教的中國通史，就「歷史人物」來說，只說了「一半」的人。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通史，近乎是男人的歷史。另一半的女人，缺席。

講中國歷史上的女人，最怕學生問「中國四大美女」。美人的歷史，有太多空白，後世文人又各憑豐富想像力，塑造了一個一個犧牲女性身體換來的「愛國史」或抱把琵琶的悲劇形象。對這四大美女的印象，恐怕其「文學形象」遠遠超過「歷史形象」。

講中國歷史上的女人，最難講的是掌握國祚的女人。大家的刻板印象太深了。不管是坊間的歷史書還是電視連續劇，有興趣的是她們怎樣的奪權，和掌政後的如何「欺負」人，卻很少用心去了解這些女人掌權時到底貫徹了甚麼。像慈禧太后，她的垂簾聽政，有過「同治中興」的小康政治，也做過縱容激進義和團幹的蠢事。其格局，是整個王朝或中國歷史文化的問題，還是這幾個女人的事！

這次期考，我出了這道題：「一部中國歷史，不應只是以男性為主角的歷史敘述。請問中國歷史上，有哪些女性人物是最具代表性，最值得書寫的。試舉例說明。」

期考閱卷，學生例舉的，特別是女同學的例舉，還真讓我也有所啟發。除了一般熟知的王昭君、花木蘭、武則天、李清照、秋瑾之外，尤其精彩的是，同學們還舉引了以下女性人物，不僅僅只是爭風吃醋爭權奪利的後宮女人：漢朝衛子夫衛皇后和北魏文明太后、魏晉時期的才女謝道韞、元朝棉織機械改造者黃道婆、明末的堅強女將秦良玉、晚清民國名妓楊翠喜，以及徐志摩的第一任太太張幼儀。

其中兩位女同學的舉例，最為驚艷。一位學生說：「被稱英雄也不是男人的專利。歷史上有一些女性，她們並不比男性差，也同樣是能夠征戰沙場的女中豪傑。我們常常聽到花木蘭、穆桂英的傳奇故事，但她們始終是文學上所創造出來的人物。但在明末清初巴蜀大地上，出了一位真正的女將軍。她的一生令人贊嘆，這位女子就是秦良玉。」

秦良玉從小研習兵書，舞劍論兵。曾在戰場上多次立下戰功，平服叛亂。也曾率軍抵抗清兵。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被《廿四史》正史列入「將相列傳」的女性。關於其生平事跡，大家不妨上網搜索一下。

另一位同學的例舉，我更是給了最高分：她選的是張君勱的妹妹，徐志摩的元配張幼儀。讀完張幼儀的生平，你會很氣那個自命瀟灑的徐志摩。出自書香世家的張幼儀，按照家裡長輩旨意，和浪漫不羈的徐志摩結婚，注定要悲劇收場。徐志摩搞大人家肚子了，又對別的女子痴情，還要張幼儀去墮胎，並鬧失蹤，最終離婚。

張幼儀就像被遺棄的「秋天的扇子」，你說慘不慘！但她沒有倒下。離婚後，留學德國，出國讀書。學成返國，在東吳大學當德語教師，之後進軍商界，開辦新潮時裝公司，又管理銀行，投資股票。她「才幹突出，獨當一面。1931年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失事，在合法妻子陸小曼無力操持的情況下，張幼儀以她的冷靜與果斷處理了一切。」

1949年張幼儀移居香港，再婚。學生答卷指說：「張幼儀的一生經歷了太多感受，感受了太多事態。她一生傳奇，令人心疼。傳統的教育與觀念造就了她與徐志摩的婚姻和不幸。她任勞任怨做好徐家媳婦，不斷付出換來的是孤獨與悲痛，她卻不曾抱怨與憎恨。面對婚姻的不幸，她華麗轉身，破蛹而出，成了一個擁有舊式女子美德的新時代成功女性。張幼儀讓我們看到了在女人一文不值的時代，她是如何有價值地活著的，在中國歷史當中，留下了一個堅韌的身影。讀完了張幼儀，讓我知道，甚麼才真正的氣度。」

以上雖然不是甚麼創見（網上資料很多），但「女生」會注意到的視角，還真是不一樣。在「非主流」與「普遍性」之間，展露生命史的韌性、靈光，和女人的耐力。我也受教了，謝謝。

（原刊於2017年9月10日《星洲日報．言路．邊緣評論》。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