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入中」情切的迪士尼、拼湊主義的《花木蘭》】

多年之後，歷史老師（如果還有）教授國際形勢在 2020 年前後大變，大概也要援引迪士尼的《花木蘭》作為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沒有中美脫鈎，《花木蘭》大概只會是迪士尼復刻經典的失敗例子、一齣不好看的電影；但正是在這個時間節點，《花木蘭》被網民抵制，變成怒火年代的「犧牲品」。

劉亦菲撐警言論只是表象，迪士尼拍這齣戲，本來就是完全瞄準中國市場，表達出「入中」和參與「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正如荷里活在 1930 年代封殺《大獨裁者》、與德國如膠似漆的情況。就算劉亦菲沒有出口撐警，反對者也會找到理由抵制。因為迪士尼「入中」情切，已經被打上天朝同路人的烙印。而外界也發現，真人版《花木蘭》拍攝有跟新疆官方合作，片未也有鳴謝。在這個背景下，你想表達甚麼女力覺醒、自我成長，在外界看來就一律顯得偽善。

2019-2020 又是一個跨國反抗運動此起彼落、彼此串聯的年代，抵制之風由香港傳到台灣，又傳到正在反對泰皇體制的泰國；感受到「東方威脅」的歐美人亦自然順道響應。

況且武漢肺炎襲擊過後，打亂全球上映節奏；中國人尤其要過緊日子，今年還有水災；今日的中國，跟迪士尼打算「入中」時想像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迪士尼的「入中」夢，提早夢醒。《花木蘭》的歷史定位，將由一套尋常爛片，變成「一套不幸趕上中美脫鈎、武漢肺炎、中國水災、一心取悅中國觀眾 — 但連中國人都不覺得好看，更得罪反中群眾的爛片」。

評論界開始討論，為何重拍《花木蘭》在鬼佬眼中被視為能賣給中國的人情、是一個能夠吸引中國觀眾的「中國故事」？花木蘭是「中國人」嗎？如果《花木蘭》不是上映於中國籠罩的當代，沒人會在乎「花木蘭的非中國性」。我們用自己的意志去製造過去的歷史，因此有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木蘭的詮釋史亦然。

迪士尼鬼佬版本的花木蘭，就將事情簡化為「皇帝」（the emperor）和柔然可汗的戰爭史詩，而花木蘭也「入中」，最後拯救了中國皇帝並殺死前來復仇的柔然可汗；但事實上，關於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民間，起自北魏，而對抗柔然也是「原著」所有，但花木蘭原著的「克汗大點兵」，那克汗也就是北魏的汗，花木蘭是加入北魏軍去打柔然，她服務的不是中國皇帝。「原著」中段，木蘭得了戰功，是「可汗」問她要甚麼賞賜。

在那個年代，「中國」由幾個民族所佔領，中國人叫做「南北朝」。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擁有華北，北魏的南邊由東晉遺民 — 即當時的「中國人 / 南朝臣民」— 控制；北魏的更北面則是柔然控制，即北魏面對至少兩條大戰線。北魏人認為柔然是蠻族；而南朝人又認為北魏是蠻族。事實上鮮卑人和柔然人，都是東胡族分支出來，來自西伯利亞。所以有說花木蘭是蒙古人 ，不盡然正確，但比起「花木蘭是中國人」來得接近。

花木蘭的原型可能是正統鮮卑人，也可能是鮮卑化的漢人；「代父從軍」這一點就很有趣，鮮卑人即使入主中原，仍有遊牧民族的母系遺風，女人比較可能做軍人和政治家，這到了鮮卑入主之後的李唐初期，可以出到武則天，而武則天稱帝之前就已經被尊為「聖母神皇」，與唐高宗並稱為「二聖」，就不是巧合。花木蘭是傳說版的武則天，武則天即為現實和皇族版的木蘭。

花木蘭很可能是鮮卑人，或深受鮮卑文化影響的北漢人，是一個在亂世中建立過軍功的傳奇人物。《木蘭辭》的作成年份，據說是由北魏到唐朝之間。隋唐是「胡漢融合」的世紀，在此一傳說流傳的過程，正是鮮卑人逐漸放棄草原遊牧文化，過渡到大陸農耕文化，也就是逐漸走向「父權」的時候。因此一個女英雄的形象，也逐漸被裝入「父權」的敘事結構。怎麼解釋一個女英雄的起源故事呢？那就說她是為了代父從軍吧。胡人之間的混戰，被鑲嵌入深具漢人風格的「孝順」主題，最後成了「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中式故事」。

《木蘭辭》最後說花木蘭重新換回女裝，由男子「恢復」為女性；而盛載這個創作的歷史階段，其主題恰巧相反；東晉滅亡之後，大陸的主題是「遺忘」。鮮卑人不要「恢復」自身，而是要遺忘自己的蠻族根源，改為擁抱大陸的農耕制。所以通過書寫花木蘭，鮮卑化的漢人，或漢化的鮮卑人，留下一個自身煙滅和改宗的隱喻。

故此花木蘭的「原著」本來就充滿大遺忘的遺跡。既然鮮卑女英雄也被改為「代父從軍」，那找身材嬌小的南方小圓眼演員飾演花木蘭、說花木蘭是為「皇帝」（而非「汗」）效力，也是一種常見的、取悅中國觀眾的中原中心史觀。如果「忠於原著」，說花木蘭是鮮卑女英雄去打柔然，可能會令蒙古人、某些俄羅斯人感到親切，但中國觀眾就會覺得是一班「韃子」在混戰，毫無投入感，看得深則會覺得不舒服 — 原來我們的傳說，是別人的傳說。

當然，始終有很多中國人會說，花木蘭是中國文化。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在中國人中，現在還要糾結、辯論花木蘭是真是假，是漢人是鮮卑還是什麼人種，也比較好玩、天真。當然，現在有個別人士希望瓦解「中國」及「華夏文化」，也是處心積慮。不過，這些終究是沒用的。花木蘭的故事，是中國人在繼承，是漢字書寫的典籍，就連花木蘭祠，都是漢人建立的，也是漢人在守，華夏文化的所謂博大精深，就是如此。博大精深的讓一些人咬牙切齒不知所措，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想想就有點滑稽。

這裡就是「漢化」概念的弔詭和聰明之處，是文化帝國主義。因為鮮卑語失傳了，只有漢字留下了紀錄，所以鮮卑「也是中國的」。然而如果用這個標準，那今日《花木蘭》是英語對白，那是否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繼承花木蘭呢？比較博大精深的會不會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雖然花木蘭是爛片，但說到底都是美資，也是大製作，那花木蘭其實應該納入英美流行文化多一點？如果這是荒謬的，那麼在中國大陸幾千年來出現過的東西都納入「中國文化」，也是荒謬的。因為「大雜薈」裡面，總有東西是互相矛盾、互相毀滅、互相廝殺。

就像歷史人有時會說的笑話：如果日本在 20 世紀侵華成功，他們就會推動日語教學，之後的華人也會自認為日本人，並認為那場戰爭只是「華夏民族之間漸次融合」；日語也是華語，日皇則是我們遺失了的聖王，大東亞共榮圈成立一刻，不只不是國破家亡，而是我們認祖歸宗的歡樂一刻。

至於「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其實幾百年前日本人就做過了。例如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 年成書，以文言文寫成，論證日本才是真正繼承「中國文化」的大國，而且也沒有異姓革命，一直是天皇一脈統治，所以日本是「中朝」，西邊的大陸已淪為蠻族。在現代看來，這也是離不開「中國中心主義」的框架，更疑似是軍國主義的先聲。不過「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在中華文化圈一向是常見的。就像日本人也用筷子，但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現代中國人在花木蘭那個問題的「蠻族性否認」，其實跟現代發生的民族悲劇一樣。每個古老的地方，都出現過種族屠殺或文化滅絕，分別只是滅絕者的後代是否認知曾經的做法有違常理。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予各種生物自行演化的寬容；耶和華拆毀了巴別塔，混亂所有人的口音，令每一個國族不會被人為強行統一起來。加拿大、美國、澳洲甚至台灣這類地方，很早就認知到自己今日的繁榮，與原住民的銳減乃至滅絕很有關係，所以表面上還是承認自己是佔地者，給予「原住民」一定的特權和保育資源。

現代中國的分別是，他們就算知道歷史上有匈奴鮮卑羯氐羌，官方也承認現存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對「非我族類」還是缺少必要的愧疚，甚至滿懷敵意。對於被煙滅了的文明和民族，他們不覺得可惜、沒打算補償，今日在蒙古還是要強推漢語教育，他們認為這是正義的，是中國「多元一體」國族內容的混血和擴大，是一種中國式的「昭昭天命」。作為基督教思想出來的帝國，歐美在殺人之後，會有一點點罪惡感和反省傳統，之後形成反對「白人霸權」的自由派和左派。中國是沒有甚麼自由派的，他們有一些會要求民主，但你問他們香港台灣新疆西藏蒙古問題，他們還是會跳起來說，這全都是中國人，大家應該命運與共，聽候宏大敘事的發落。

所以劉亦菲的話很難聽嗎？我不覺得。她只是說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就像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少有「作為特權階級的反省」。事實上中國民主派追求的，經常是「沒有皇帝的帝國」，也就是繼承大清的疆土，是合法的、應然的、本來就該如此，只是改革後給民主派掌權，給人民投票就好。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再「開明」都好，中國都只有民主問題，而沒有民族問題，這種民主進路，正正反映他們深沉的帝國主義，超越政制上的民主與專制之爭。

【盧斯達：「入中」情切的迪士尼、拼湊主義的《花木蘭》】

多年之後，歷史老師（如果還有）教授國際形勢在 2020 年前後大變，大概也要援引迪士尼的《花木蘭》作為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沒有中美脫鈎，《花木蘭》大概只會是迪士尼復刻經典的失敗例子、一齣不好看的電影；但正是在這個時間節點，《花木蘭》被網民抵制，變成怒火年代的「犧牲品」。

劉亦菲撐警言論只是表象，迪士尼拍這齣戲，本來就是完全瞄準中國市場，表達出「入中」和參與「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正如荷里活在 1930 年代封殺《大獨裁者》、與德國如膠似漆的情況。就算劉亦菲沒有出口撐警，反對者也會找到理由抵制。因為迪士尼「入中」情切，已經被打上天朝同路人的烙印。而外界也發現，真人版《花木蘭》拍攝有跟新疆官方合作，片未也有鳴謝。在這個背景下，你想表達甚麼女力覺醒、自我成長，在外界看來就一律顯得偽善。

2019-2020 又是一個跨國反抗運動此起彼落、彼此串聯的年代，抵制之風由香港傳到台灣，又傳到正在反對泰皇體制的泰國；感受到「東方威脅」的歐美人亦自然順道響應。

況且武漢肺炎襲擊過後，打亂全球上映節奏；中國人尤其要過緊日子，今年還有水災；今日的中國，跟迪士尼打算「入中」時想像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迪士尼的「入中」夢，提早夢醒。《花木蘭》的歷史定位，將由一套尋常爛片，變成「一套不幸趕上中美脫鈎、武漢肺炎、中國水災、一心取悅中國觀眾 — 但連中國人都不覺得好看，更得罪反中群眾的爛片」。

評論界開始討論，為何重拍《花木蘭》在鬼佬眼中被視為能賣給中國的人情、是一個能夠吸引中國觀眾的「中國故事」？花木蘭是「中國人」嗎？如果《花木蘭》不是上映於中國籠罩的當代，沒人會在乎「花木蘭的非中國性」。我們用自己的意志去製造過去的歷史，因此有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木蘭的詮釋史亦然。

迪士尼鬼佬版本的花木蘭，就將事情簡化為「皇帝」（the emperor）和柔然可汗的戰爭史詩，而花木蘭也「入中」，最後拯救了中國皇帝並殺死前來復仇的柔然可汗；但事實上，關於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民間，起自北魏，而對抗柔然也是「原著」所有，但花木蘭原著的「克汗大點兵」，那克汗也就是北魏的汗，花木蘭是加入北魏軍去打柔然，她服務的不是中國皇帝。「原著」中段，木蘭得了戰功，是「可汗」問她要甚麼賞賜。

在那個年代，「中國」由幾個民族所佔領，中國人叫做「南北朝」。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擁有華北，北魏的南邊由東晉遺民 — 即當時的「中國人 / 南朝臣民」— 控制；北魏的更北面則是柔然控制，即北魏面對至少兩條大戰線。北魏人認為柔然是蠻族；而南朝人又認為北魏是蠻族。事實上鮮卑人和柔然人，都是東胡族分支出來，來自西伯利亞。所以有說花木蘭是蒙古人 ，不盡然正確，但比起「花木蘭是中國人」來得接近。

花木蘭的原型可能是正統鮮卑人，也可能是鮮卑化的漢人；「代父從軍」這一點就很有趣，鮮卑人即使入主中原，仍有遊牧民族的母系遺風，女人比較可能做軍人和政治家，這到了鮮卑入主之後的李唐初期，可以出到武則天，而武則天稱帝之前就已經被尊為「聖母神皇」，與唐高宗並稱為「二聖」，就不是巧合。花木蘭是傳說版的武則天，武則天即為現實和皇族版的木蘭。

花木蘭很可能是鮮卑人，或深受鮮卑文化影響的北漢人，是一個在亂世中建立過軍功的傳奇人物。《木蘭辭》的作成年份，據說是由北魏到唐朝之間。隋唐是「胡漢融合」的世紀，在此一傳說流傳的過程，正是鮮卑人逐漸放棄草原遊牧文化，過渡到大陸農耕文化，也就是逐漸走向「父權」的時候。因此一個女英雄的形象，也逐漸被裝入「父權」的敘事結構。怎麼解釋一個女英雄的起源故事呢？那就說她是為了代父從軍吧。胡人之間的混戰，被鑲嵌入深具漢人風格的「孝順」主題，最後成了「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中式故事」。

《木蘭辭》最後說花木蘭重新換回女裝，由男子「恢復」為女性；而盛載這個創作的歷史階段，其主題恰巧相反；東晉滅亡之後，大陸的主題是「遺忘」。鮮卑人不要「恢復」自身，而是要遺忘自己的蠻族根源，改為擁抱大陸的農耕制。所以通過書寫花木蘭，鮮卑化的漢人，或漢化的鮮卑人，留下一個自身煙滅和改宗的隱喻。

故此花木蘭的「原著」本來就充滿大遺忘的遺跡。既然鮮卑女英雄也被改為「代父從軍」，那找身材嬌小的南方小圓眼演員飾演花木蘭、說花木蘭是為「皇帝」（而非「汗」）效力，也是一種常見的、取悅中國觀眾的中原中心史觀。如果「忠於原著」，說花木蘭是鮮卑女英雄去打柔然，可能會令蒙古人、某些俄羅斯人感到親切，但中國觀眾就會覺得是一班「韃子」在混戰，毫無投入感，看得深則會覺得不舒服 — 原來我們的傳說，是別人的傳說。

當然，始終有很多中國人會說，花木蘭是中國文化。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在中國人中，現在還要糾結、辯論花木蘭是真是假，是漢人是鮮卑還是什麼人種，也比較好玩、天真。當然，現在有個別人士希望瓦解「中國」及「華夏文化」，也是處心積慮。不過，這些終究是沒用的。花木蘭的故事，是中國人在繼承，是漢字書寫的典籍，就連花木蘭祠，都是漢人建立的，也是漢人在守，華夏文化的所謂博大精深，就是如此。博大精深的讓一些人咬牙切齒不知所措，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想想就有點滑稽。

這裡就是「漢化」概念的弔詭和聰明之處，是文化帝國主義。因為鮮卑語失傳了，只有漢字留下了紀錄，所以鮮卑「也是中國的」。然而如果用這個標準，那今日《花木蘭》是英語對白，那是否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繼承花木蘭呢？比較博大精深的會不會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雖然花木蘭是爛片，但說到底都是美資，也是大製作，那花木蘭其實應該納入英美流行文化多一點？如果這是荒謬的，那麼在中國大陸幾千年來出現過的東西都納入「中國文化」，也是荒謬的。因為「大雜薈」裡面，總有東西是互相矛盾、互相毀滅、互相廝殺。

就像歷史人有時會說的笑話：如果日本在 20 世紀侵華成功，他們就會推動日語教學，之後的華人也會自認為日本人，並認為那場戰爭只是「華夏民族之間漸次融合」；日語也是華語，日皇則是我們遺失了的聖王，大東亞共榮圈成立一刻，不只不是國破家亡，而是我們認祖歸宗的歡樂一刻。

至於「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其實幾百年前日本人就做過了。例如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 年成書，以文言文寫成，論證日本才是真正繼承「中國文化」的大國，而且也沒有異姓革命，一直是天皇一脈統治，所以日本是「中朝」，西邊的大陸已淪為蠻族。在現代看來，這也是離不開「中國中心主義」的框架，更疑似是軍國主義的先聲。不過「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在中華文化圈一向是常見的。就像日本人也用筷子，但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現代中國人在花木蘭那個問題的「蠻族性否認」，其實跟現代發生的民族悲劇一樣。每個古老的地方，都出現過種族屠殺或文化滅絕，分別只是滅絕者的後代是否認知曾經的做法有違常理。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予各種生物自行演化的寬容；耶和華拆毀了巴別塔，混亂所有人的口音，令每一個國族不會被人為強行統一起來。加拿大、美國、澳洲甚至台灣這類地方，很早就認知到自己今日的繁榮，與原住民的銳減乃至滅絕很有關係，所以表面上還是承認自己是佔地者，給予「原住民」一定的特權和保育資源。

現代中國的分別是，他們就算知道歷史上有匈奴鮮卑羯氐羌，官方也承認現存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對「非我族類」還是缺少必要的愧疚，甚至滿懷敵意。對於被煙滅了的文明和民族，他們不覺得可惜、沒打算補償，今日在蒙古還是要強推漢語教育，他們認為這是正義的，是中國「多元一體」國族內容的混血和擴大，是一種中國式的「昭昭天命」。作為基督教思想出來的帝國，歐美在殺人之後，會有一點點罪惡感和反省傳統，之後形成反對「白人霸權」的自由派和左派。中國是沒有甚麼自由派的，他們有一些會要求民主，但你問他們香港台灣新疆西藏蒙古問題，他們還是會跳起來說，這全都是中國人，大家應該命運與共，聽候宏大敘事的發落。

所以劉亦菲的話很難聽嗎？我不覺得。她只是說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就像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少有「作為特權階級的反省」。事實上中國民主派追求的，經常是「沒有皇帝的帝國」，也就是繼承大清的疆土，是合法的、應然的、本來就該如此，只是改革後給民主派掌權，給人民投票就好。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再「開明」都好，中國都只有民主問題，而沒有民族問題，這種民主進路，正正反映他們深沉的帝國主義，超越政制上的民主與專制之爭。

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輓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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