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文茜的世界週報》

【沙國81歲國王兩度廢黜王儲改立最心愛兒子 31歲新王儲穆罕默德外交政策鷹派 介入葉門戰爭 斷交卡達 對抗伊朗2015年發動對美國頁岩油石油價格戰爭失敗 提出”2030年願景計畫”面對後石油時代】

中東正逢多事之秋，全球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卻在當地時間六月二十一日宣布，現任八十一歲的國王薩爾曼，在王室效忠委員會全體成員支持下，已將代理王儲、三十一歲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 MBS）扶正，拔擢為中東最大國家的備位君主。

「國王薩爾曼頒布王室命令，任命目前擔任國防部長的王子穆罕默德為儲君。」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電視台主播。

薩爾曼打破「兄終弟及」傳統，做出突如其來接班調整，讓許多人大感意外。不過，國際社會對這位年輕王儲其實一點都不陌生。2015年一月，薩爾曼接替在位十年的阿布都拉，成為沙國第七任國王。他立阿布都拉的兒子納耶夫為王儲，卻將軍事和經濟大權賦予自己的兒子穆罕默德。當時不滿三十歲的穆罕默德就此嶄露頭角，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防部長，手握全球最龐大軍事預算，統理沙國二十三萬大軍。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王儲的時機的確讓人意外。在薩爾曼於2015年初登基，賦予穆罕默德好幾個新職位，讓他站上世界舞台之前，鮮少有人聽過他。從那之後，穆罕默德持續接手一項又一項重大任務，說來一點都不誇張，沙烏地阿拉伯發生的每件重大事情背後，幾乎都有他涉足其中，」紐約時報中東特派員。

穆罕默德上任後不久，就因入侵葉門一戰成名。他以鎮壓區域內什葉派激進份子為由，干涉葉門內戰，發動沙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大打代理人戰爭，造成當地超過兩千人死亡，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

「對葉門的戰爭是穆罕默德的作為當中，到目前為止最危險的部分。他對外發動軍事侵略，引發區域內國家擔憂。沙烏地阿拉伯在歷史上擁有龐大軍事支出，一向從美英等國購買武器，沙國擁有編制龐大的軍隊，但都備而不用，傾向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或談條件達成共識。因此當沙國決定介入葉門內戰時，許多人都非常驚訝。」紐約時報中東特派員。

在外交上，穆罕默德主張對伊朗絕對強硬。為此他更加親美，促成美國總統川普將沙烏地阿拉伯當成上任後首個出訪的國家，也大手筆對美軍購一千億美元，換得日後川普在沙國與卡達斷交一事上的支持。

「和卡達斷交，促成川普訪問沙國，沙烏地政權交替。這些行動彼此關聯。穆罕默德深耕對川普政府的關係，自己也親自拜會華府，看來美國很吃他那一套，這也促成川普後來對沙烏地阿拉伯外交封鎖卡達一事表達支持。這些外交事件彼此息息相關。」貝魯特美國大學教授RAMI KHOURI。

在經濟上，穆罕默德被賦予擘劃沙國後石油時代國家建設計畫的重責大任.，錢權一把抓。他主張讓發展模式更加多元，希望仿效鄰國卡達的成功經驗，建立全球最大、規模高達兩兆美元的主權基金，同時將國營石油公司沙國阿美（Saudi Aramco）部分民營化並發行IPO，以便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此外他還打破由技術官僚治理的慣例，出任沙國阿美董座，成為該公司成立以來，首次有王室直接督導業務的情況。

另一方面，2015年，沙國為了將美國頁岩油趕出市場，發動石油價格戰，帶領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不惜血本增產，雖暫時抑制美國業者的野心，但全球油價崩跌，也回過頭來侵蝕產油國內部經濟。沙國赤字攀升，加上軍事支出不斷榨乾國庫，讓利雅德當局在2016年，不得不大幅刪減預算、徵收新稅、削減對燃料和水電補助，以穩定惡化的赤字。

「穆罕默德王儲在外交政策上相當鷹派，相當具有敵意，尤其是在對付伊朗的時候。另一方面，他也掌控整體經濟政策，負責讓沙國經濟在石油之外，能朝多元化發展。綜括上述這兩點，我認為基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緊張關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減產協議，在接下來的時期可能難以維持。加上沙國內部對發展石油以外的經濟模式有共識，這也會讓沙國把重心從石油輸出組織移開，如此一來，油價恐將面臨下行壓力，我們已看到，油價下跌壓力加深，全球資產都會受到影響。」LCG資深分析師JASPER LAWLE。

就在穆罕默德被任命為王儲當天，由於投資人對OPEC和非OPEC國家履行減產協議感到悲觀，對全球原油供給過剩疑慮揮之不去，拖累油價觸及2016年八月以來低點。沙烏地阿拉伯社會在過去兩年內發生不少變化，儘管穆罕默德在國際間評價兩極，但在國內卻是年輕族群的希望。沙國三千一百萬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三十歲以下年輕人，青年失業率嚴重。蓄著大鬍子的穆罕默在沙國完成教育，擁有律師身分，思想新潮，改革形象鮮明，年輕世代期待他實現世代交替，抵抗長年把持朝政的保守派，為國家帶來全新氣象。

「對沙烏地阿拉伯民眾而言，我們對新王儲上任感到興奮，很高興看到新血，由年輕人領導政府，這個國家那麼多年輕人，是該由年輕人帶領國家邁入新時代。」沙烏地阿拉伯民眾。

「身為沙烏地阿拉伯公民，我認為國王的決定很正確，我們和國王同在，支持他睿智的決定，這是真主的旨意。」沙烏地阿拉伯民眾。

至於原任儲君、五十七歲的納耶夫（Mohammed bin Nayef），過去是沙國負責反恐任務的最高指揮官，在2003到2006年間，曾帶領沙國進行轟炸蓋達組織的任務。他在遭廢黜並卸下所有公職後，於第一時間向新王儲效忠輸誠。

「我很滿足，我現在要好好休息了，願真主和你同在，因為你肩負了重責大任。祝你好運。(謝謝你，我們會繼續接受你的指引和建言，因為你一直帶領著我們)。願真主護衛你並與你同在。」納耶夫vs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展現出和過去領導人迥然不同特質。如今政局趨穩，也讓他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王儲。倘若有朝一日繼任王位，他將成為現代王室體系中年紀最輕的國王。沙烏地阿拉伯過去從未有過如此年輕的君主，也難怪觀察家們會對中東危機是否升高，投注高度關注。

香港信報書評《第三人》：

【凝視，在生活的另一端】
撰文──黃納禧

面對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有人選擇不置可否、充耳不聞，每天如常沉溺於燈紅酒綠、聲色犬馬，追求無知的幸福；亦有人甘於投身各式各樣的紛擾之中，時時刻刻準備在亂世中衝鋒陷陣，一心堅守立場，捍衛公義，久而久之卻難免身陷山中迷障，難以撥開迷霧準確拋出投槍與匕首。

活於其外還是生活其中，二擇其一，顯然都難以令人滿意。

於是胡晴舫就在「旅人」以後交出一個新的角色──「第三人」，站在生活的另一端，寫下立論精闢犀利的社會考察文章。

出生於台北，於美國修讀碩士課程，後來在香港生活近十年之久，同時因工作緣故不時在上海和北京暫居，直至2010年又移居東京，長年穿梭往來於不同的城市，使得胡晴舫一直以來都可以旅人的流離眼看待別人、自己與社會的交流和互動。轉眼十多年，胡晴舫依舊無止盡遊移於不同的邊界，旅人身分從未改變，越界審視世情的積累更讓作者進一步為自身定位，而她本人正是新作書名《第三人》所指陳的對象。《第三人》概念其實源自英國小說家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的同名劇作，劇中男主角尖銳地挑戰了常人的道德標準，對社會道德界線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胡晴舫以此自勉，並借由一系列橫跨不同社會議題的文章實踐自己的道德訴求：「道德不是習慣，而是不放棄省思的堅持」，而《第三人》正是作者不斷自省，並自覺在各種既定框架以外檢視事件內部道德運作的集大成之作。

揭示台灣「孤島情結」
全書分成七大部份，首章探討台灣在全球化壓力下的社會發展，繼而就金錢、環境、都市、世代、社會資訊五大課題展開討論，最後以思考現代人普遍心靈孤寂問題的文章作結。在各個部份裡，胡晴舫都堅持從客觀的角度切入，發掘不為常人注意甚或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的課題，並以冷靜的筆觸點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為讀者提供重新思考的空間。以第一部份「島嶼」為例，胡晴舫率先把目光投向其「原鄉」台灣的社會價值問題。她認為台灣的島國特性、歷史底蘊與民主政制原本應為本國帶來許多發展的優勢，然而綜觀近年國人的表現，卻大多呈現一種被邊緣化的恐懼，究其原因，即台灣人無法在本土論述與全球化運動的頡頏交鋒中擺脫一種自甘留守孤島的情意結。她指出，台灣人表面上抗拒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衝擊，但「每當台灣電影在海外得獎……台灣品牌外銷各地、台灣晶圓廠訂單增高時，台灣人又統統把他們對全球化運動的敵意忘得精光」；台灣人口頭上質疑強權國家，事實上卻對中、美等國的社會事務都興趣缺缺，所謂的「國際視野」亦僅及印度、韓國等亞洲國家，更遑論在簽證與移民政策上只鼓勵本國人民外走，對外地專才的輸入卻諸多限制，凡此種種都展示了台灣人全然劃地自限的狹隘心理。胡晴舫擔憂若情況不改善，「如果台灣堅持做一個遺忘了世界的小島，那麼，遲早，世界也會遺忘了我們。」

關注普世性環保議題
作者接下來的討論由台灣土本拓展至世界性的環保議題。「環境」中共輯錄了五篇文章，其中四篇都與九十年代以來提出的「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議題密切相關，如在〈幸福垃圾十萬年〉中，胡晴舫就從日本福島核災事件說起，直指全球各地都以「眼不見、心不念」的態度看待核能發電對地球的禍害，實質就是毫無愧疚的將今人所種的禍根留給後人承受。除此以外，書中羅列「當代人活得沒有良心」的事情還包括為求滿足口腹之欲促發食物資源的快速耗損與質變，以及為擴展都市範圍而破壞歷史悠久的自然景觀等。過度都市化引發的負面影響或以無法修補，「環境」系列文章無疑寄望讀者能正視箇中問題，愈發珍視生活其中的家園與土地，努力達成人造自然與地球自然的互補與共存。

書寫都市感性
因長年在大城市裡居住，都市生活本來就是胡晴舫念茲在茲的寫作課題，《第三人》中當然亦有不少相關的文章。「都市」部份紀錄了作者在東京、巴黎、台北、高雄、香港甚至澳門等地的行旅與感受，觸及藝術、建築、都市重建、古蹟保育、觀光以至災後（在日本發生的地震）人民反應等話題，足見她對各地人事的細緻觀察。而在眾多篇章中，又以借王家衛電影評價港人抗拒記憶特性的〈再看一眼，一眼就要不見了〉最為耐讀。從〈再看〉一文來看，胡晴舫應是王家衛電影的影迷，從《阿飛正傳》、《旺角卡門》到《2046》等等她都如數家珍。在她看來，王家衛鏡頭下零星的街景，一晃而過的路人，渴望出走又苦無去路的人生，正正是香港與港人最真實的呈現。「每個住在香港的人都想忘記，每個離開了香港的人都只記得。於是他們朝記憶急起直追了過去」，胡晴舫以極感性的筆觸寫下她這些年來的觀影經驗，同時這無非也是她對香港這座城市最深層的感受。

事實上，書中還有不少見解獨到的文章，例如探討老年與青年勞動人口衝突問題的〈世代正義〉、借華裔美國人蔡美兒「虎媽事件」抨擊菁英教育弊病的〈虎媽鷹父大評比〉、討論網路媒體取代紙面媒體的〈人人看新聞不讀新聞的年代〉，都是與一般讀者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又例如從個別網路揭發弊案事件議論網路霸權、道德公審等問題的〈網路糾察隊〉，香港讀者或可就此文章對早前發生的「港女500」事件作一反思。

閱畢全書文章，讀者應可得見胡晴舫做為「第三人」的苦心──她旁敲側擊，卻從不就問題提供完滿的解決方案，其目的就是希望為讀者提供更廣闊思考空間，讓我們能在不斷的思辯中洞悉事情背後的複雜性，從而更合理地調整個人的道德價值取向。因她堅信，唯有不停歇的思考，才是在混沌之世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2012年12月1日《信報‧開卷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