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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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FRIDAY：由LADY FIRST至天照大明神—淺論「意識/愛情」以及「罪與罰」（一）

「童の時は、語ることも童のごとく、思うことも童のごとく、論ずることも童のごとく也しが、人となりては、童のことを捨てたり。」

“When I was a child, I spo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來自哥林多前書13:11的這段引用，或許是在描述「意識及無意識」或是「現實和夢境」之間的一句十分精妙的引言。本人會有這樣的解讀，主要原因本人認為1995年押井守版本的《攻殼機動隊》其中賦予此段話一種獨有深刻的意義。 順帶一提，在素⼦配⾳員的演出之下，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日本詩歌或日語本身的特色，而且這句話本身是用日本古文方式寫成，亦即是中文的文言文聖經。 若比之此段之日文當代譯法， 就如同中文若完全拋棄文言文後喪失了美感的情況一樣。

（1995年押井守版本《攻殼機動隊》預告：https://youtu.be/YbbQ2SLKWj0）

言語和意識的對偶性實在是難分難解，從科學的角度，可以參考美國生物人類學家Terrence W. Deacon 1997年嘅著作：The Symbolic Species，文筆有趣生動，可惜本人因為各種奇妙的原因至今仍未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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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教或神話來看，日本著名心理學者河合隼雄的著作《神話心理學》裡的第二章第三節《「光」的出現》中講到：「如果把光的出現帶來的光與暗的區別， 看成是人類意識的起源，並且把這個起源想成來自『神的言語』， 而其『言語【言葉 ことば】』是人類可以理解的語言， 就會發現沒有其他神話能如此明確地顯示出『言語【言葉 ことば】』在意識成立時的重要性。」

若果人要界定青年和成年，最大的分野線應該不是在於那張身份證或投票權，而是何時認識到自己，是那個獨一無二同時也可能是無藥可救的自己。 某些人有機會同時亦意識到這個世界和自己的區別 ，這種事情在他們身上可能發生得特別早，那麼這些人就是比較早完成他們的成年禮。相反若果有些⼈，哪怕他們/她們的生理年齡十分高或是已擁有財富、地位、權力、⾝份證、投票權等等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地位也好，這些人都依然未能察覺到⾃⼰和這個社會之間的關係，依然未能夠擁有自我意識 。他們/她們就只是隨波逐流，隨著⾃己或他⼈的情感以⾏使其⼒量，哪怕這些人的⼒量多強大，他們/她們還是需要抱住心理上的玩具熊來生活。

一個人的初戀之所以令人難忘，其中和初次與意識及自我擦身而過有相當大的關係 。當然有些人接觸到這禁忌的境界線就會轉身而去，永遠都不成為冒險者或情願不升級安安全全地打打史萊姆打打哥布林過一生；有些人卻會一躍而下，直探這個深淵。

無論是《你的名字》中的「驚天動地拯救世界/城市以便順手救助自己」的那一個人，或是《天氣之子》中「背離整個東京/世界都要挽回一個人」的那一個人，又或是輝夜姬想讓人告白的那種「看似無病呻吟自作自受」的戀愛頭腦戰，這些初戀都有各特徵，就是意識到「自己」，愛上他人的同時確立了「自己」的存在。（對動畫黨的劇透：會長在追求輝夜之前是條廢渣，並不是學霸）

這種愛情無論在社會評價如何，是否對社會造成公害，就本⼈的價值觀而言，這都是⼀種有益的愛情。因為只要能夠幫助人釐定界線，畫出彼方及此方，能確立自我存在以及如何應對面對他者，這種愛情皆是有益的。相反若果一些愛情會令人喪失自我，盲從對方或毀滅自我或他者意識，無論這些愛情結果如何是否百年好合或生下諸多偉大的小孩，我都會認為這些愛情是有害的。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有損個體的共同體是虛假，而且短暫的泡影，是「變易苦」。變易苦，即壞苦，糖衣毒藥是也。不過，若能像少數智者一樣，以毒入藥，合而求已，在群體中反而得知自我為何物，能看清個人意識為何物及關愛他者，不亦「美善哉」？ 然則，眾生大部分正有如你我他，在心儀的對象面前能夠不神不守舍已經善哉善哉，更別提能維持「個人主權」而不引起「戰爭」。

「愛」在西方文化中意識是相對明確，可能是來自聖經善與惡，罪與罰的觀念，所以基本上有不少西方愛情故事重點都在：「他者」與「我」這個主角如何能夠理解對方心意，突破一些心理或物理上的障礙。 在此種意義上輝夜姬想讓人告白，則是此等的戀愛故事。 至少在校園祭告白篇之前皆為此種屬性。但之後明顯故事轉向輝夜姬（及會長...）內心的重新構築及整理。

本人認為在故事中重新建構自我的，無論於《新世紀福音戰士》或是《你的名字》，兩者之主角皆從愛情中獲得「染化/演化」與「自染及它染」。碇真嗣與立花瀧在此層面上都十分相似，他們一邊渴望和對方的「同化及同步」，另一方面又不停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由頭到尾重新認識了自己及對方。不過，也許是本人少讀西方故事書，因此在我的印象中類似的純愛故事相對少見，但仍可尋得在愛爾蘭大文豪James Joyce的作品《都柏林人》中， 一本本⼈少數有讀過的名作（我百分百理科仔）。其中例子莫如書中的一篇短篇故事《阿拉比》(Araby)。 其實關於意識確立或在台灣被污名化的「覺醒」，《都柏林人》之立論相當之⾼及舉重若輕地完成，實在值得⼀看。

（延伸閱讀—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https://kunliang2006.pixnet.net/blog/post/6211570）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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