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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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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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近代中國教育的轉折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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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簡介

洋務教育是較教會學校起步稍晚的西學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紀60年代至1895年之間、由少數開明的上層官僚主辦的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

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

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煙，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傚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踰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嘗輒止。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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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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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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