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爭之夏與美國回應策略聽證會】譚競嫦發言（中文同聲翻譯）
譚競嫦發言譯文：

麥克高文主席，魯比奧聯席主席，各位委員會成員：

感謝您們舉行這場聽證會。我很榮幸能夠與前線活動家團結一致。我要感謝委員會成員對香港人的支持和引領《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保護香港法》。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全世界目睹了歷史性的大衛和歌利亞的對峙。香港人排除萬難站到北京強大的獨裁政權面前。在這場歷史性的抗爭中，他們不僅為740萬香港人的民主未來而奮鬥，而且還在維護所有人的人格尊嚴和權利方面站在區域和全球前沿。

香港人多年來一直反對北京侵犯香港自治、權利和自由，而這個「躁動的夏天」實際上是這場抵抗運動的一部分。這種和平抵抗包括反對擬議的第23條安全立法（2003年）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反對官方洗腦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2012年）；以及反對北京不守承諾，扼殺實現真普選（2014年）。在2014年12月占領中環結束時，民主人士們在人行道上刻下了一句承諾——我們會再歸來。他們信守了這一承諾。

北京預期運動會因曠日持久而敗陣，但結果不如北京預期，由於香港社會各界的不懈團結和廣泛參與，抗議活動正在進入第15週，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也絕不退讓。香港警方失控的無法無天行為，只為香港人添加了「加油」的動員燃料。

正如毛主席所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此十分清楚並且懼怕，由習近平近日反覆重提文革語言、不斷強調 「鬥爭」，即可見一斑。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可以採取什麼行動，進一步支持香港人這場長期鬥爭？

我們首先需要解決一國兩制框架中的緊張局勢，在此框架下也許一國一制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台灣總統蔡英文對香港當下的政治危機之見解一針見血——莫說是「一國兩制」不是台灣的可行模式，香港的例子證明獨裁和民主根本不能並存。

法治及其重要性
獨立運作的法治對於保護港人權利和維護北京承諾的香港自治至關重要。然而，大陸「依法治國」明顯不是法治，「依法治國」會影響到香港的法治。

首先，中國大陸憲法和眾多高層政策將從屬法律中對效忠共產黨領導的原則進行合法化。任何挑戰或被認為挑戰黨的領導或不同意其政策或批評「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思想」（現在也載入憲法）的人都有被起訴的風險，包括煽動顛覆或顛覆國家政權，而面臨被判處重刑。在香港重新引入的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必然會印上黨對國家安全定義的讀解。

儘管港獨顯然不是抗爭的五大訴求之一，但北京援引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分離主義（中國的「三邪」套路）也為重新引入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奠定了基礎。

第二，北京不僅要求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還要求法官、律師、教師、媒體工作者和社會各界對黨的絕對忠誠，這破壞了法律專業和媒體獨立，而法律專業和傳媒是確保法治的兩個關鍵支柱。但香港暫時還不是大陸。就如透過在香港提出國歌法和強制效忠所要求的一樣，忠誠，自豪和愛無法以立法達到目的。

第三，黨已將控制範圍從行政部門（在各級政府機關已有黨委）擴大到立法和司法機關。最近，在2019年9月10日，該黨的中央檢查組宣布，除了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進行考察之外，它還將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內進行工作兩個月。黨通過中央政府聯絡處辦事處對香港的控制現在更加直接和公開。

香港人、外國企業和國際社會對這種所謂「依法治國」甚為警惕，而由於上述原因，使我們不會對他們的反應感到驚奇——這種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對人權的侵害，包括酷刑和虐待、被迫失蹤、電視懺悔、以及對合法行使權利的刑事定罪和鎮壓行為。

此外，近期香港的幾個發展都在破壞香港長期以來的法治，削弱公眾對政府、法律制度和執法的信心和信念，包括：

選擇性逮捕和政治起訴抗爭者、知名民主活動家和立法會議員，以及誤用《公安條例》施加與濫用重刑。

警察肆無忌憚地踐踏和平集會、自由言論、免遭酷刑、虐待及折磨的權利。警方的不當行為包括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拒絕出示委任證或其他官方身分證明，以及增加酷刑、虐待或延遲提供醫療服務和限制律師協助。我們每天都會看到有證據表明這種有罪不罰的現象。

使用「誘餌」臥底警察偽裝成抗爭者（最初被當局否認），進行監視、分化，然後參與人群控制行動和對示威者進行逮捕。

對有大陸公安和武警部隊與香港警方合作的憂慮：例如，2018年8月，《人民日報》宣布在廣東、香港和澳門建立大灣區公安合作機制。與此機制有關的廣東省公安廳（公安廳）已在廣東省培訓被重點提拔的香港警務人員。

對大陸武警或公安在香港境內可能滲透或執勤的擔憂，部分有爭議的視頻顯示，有香港警察使用普通話或「同志」等香港人不常用的普通話或短語。也有人見到有香港警察錯用警察徽章，男性督察使用女性督察的徽章。

警方以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作為法律手段，打擊任何和平抗議。因此，香港人面對這樣一種荒謬的情況，即警察可以拒絕一個團體提出的反對警察暴力的和平集會。更重要的是，這種濫用程序的做法破壞了在國際標準下和平集會的權利，對行使這項權利施加了過分限制性的行政要求。

行政長官沒有解決猖獗的警暴、不當行為和濫用法律等引起公眾憤怒和抗議的問題，反而以北京的「止亂制暴」辭令和經濟優先作回應。她拒絕按照抗議者的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事實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13年建議，除了建議對警察進行培訓外，也建議成立獨立的警察調查委員會。相反，她依靠沒有什麼權力的監警會進行調查，其在獨立性、可信度甚至能力方面都嚴重不足。

為什麼必須捍衛聯合國和國際人權標準
中共在聯合國的侵略性行為正在破壞國際標準、削弱現有的人權機制和程序、限制獨立民間社會的聲音。這令香港人（以及中國大陸、西藏和維吾爾族的維權人士）可用於推動追究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重要國際平台越來越少。中共不僅沒有遵守西方所希望的趨向，也沒有遵守規則，反而是大聲和持久地提出一套相反的、只適用其本身的標準。一位中共官員在聯合國對中國2013年的普遍定期審議結束時表示：「我想強調的是鞋子是否合身，只有這個人知道。關於中國的人權狀況，最有資格發言的人是中國人民。」

中共推出一連串虛假宣傳，包括《中國日報》在9月11日對一幅描繪世界貿易大廈遭到破壞的照片的失實使用，藉此警告香港抗爭者是恐怖分子。另外，北京正在猛推一套說法，她們將香港的示威活動描述成一個關於暴力的故事，在國際社會上受到廣泛批判。在這個論述中，擁有全面戰術裝備的保護、裝備有橡膠子彈、槍支、催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具有國家的強大力量的香港警察，被視為暴力衝突升級的一「方」，而平民抗爭者則是另一「方」。因此，呼籲「雙方」降級，以此分散人們對一系列警方濫權事件的注意力——包括警方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的責任，以及與非國家暴力的共謀，例如元朗與黑社會有關的襲擊。

更重要的是，對當地局勢的狹隘暴力論述正在消除或有意地邊緣化香港人備具創意的和平抗爭行動，例如：

學生們正在參與集體抵制行動，形成一個聯手的「人鏈」，在不同的校園裡喊口號，並在中國國歌演奏的學年開幕式上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該校校訓是「生命在於學習，學會生活」。

年長的「銀髮族」志願者組織「守護孩子」行動及遊行支持年輕的抗議者。

所有年齡和背景的香港人在商場、街道、地鐵站、鄰里聚集，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大家將各種視頻擴散開。在遊行和集會期間，基督徒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一個小孩從天橋上帶領大家向橋下的遊行隊伍叫口號：香港人，加油！

自八月起，香港市民每晚10點都會打開窗戶喊出示威口號，他們發出的震耳呼聲響徹各個社區。

8月23日，20多萬市民組成60多公里（37英里）的「香港之路」人鏈，有人爬上了標誌性的獅子山，他們的手機在漆黑的夜晚形成無窮無盡的光芒。

自6月下旬以來，連儂牆幾乎遍布香港各地，以及全球各地的社區，包括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

上週五是中秋節：西環的一家麵包店製作印有抗議口號的月餅，以支持香港市民和反修例運動。

香港人以典型的香港幽默風格創作藝術品，如手工細緻的抗議者微型雕像，或香港版的民主女神。

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情。香港人正盡其所能貫徹民主和自由的權利。香港人正在一步一步踏出一條血路。這是一場已然發生的真正革命。

再次感謝您召集本次聽證會。我期待著你的提問。

（由於時間關係，現場發言內容非提供予國會報告的完整版本）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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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寫《燒失樂園》提到村上春樹的長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不知怎的，印象最深刻的竟是主人公去五金舖買指甲鉗的這一幕。寫日常都市徜徉，村上有其過人之處：

　　娛樂中心旁邊是一間五金店，櫥窗裡煞有介事地擺著各種各樣的工具。有扳手、扳緊器、套裝螺絲刀，連電動打釘機、電動螺絲刀也在此一展風姿。還有裝在皮套裡的一套德國進口的便攜式工具。皮套只有女用錢包大小，裡邊卻滿滿塞著小鋸、小錘和電筆。旁邊擺著三十隻一套的雕刻刀。這以前我從未想過雕刻刀竟有三十種變化，因此這三十種一套的雕刻刀給了我不小的震動，三十隻刀每隻都略有差異，其中幾隻的形狀真叫我猜不出該如何使用。較之娛樂中心的嘈雜，五金店永遠靜得如冰山背後。光線幽暗的店內櫃檯旁坐著一個戴眼鏡的頭髮稀稀拉拉的中年男子，正用螺絲刀拆卸什麼。

　　我驀然心動，進店物色指甲刀。指甲刀擺在刮鬚刀旁邊，如昆蟲標本擺得整整齊齊。有一個的形狀甚是不可思議，如何用法全然叫人摸不著頭腦，於是我挑了它拿到櫃檯。這是枚長約五厘米的不銹鋼片，扁平扁平，想像不出按什麼地方才能剪掉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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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名穿著遊騎兵制服的軍官與一名中情局幹員仔細檢查背包。最後，只獲得簡單戰利品：十二捲底片、二十張以彩色筆修正過的地圖、一個壞了很久的手提收音機、兩本行事曆與一本綠色筆記本。
　
兩本行事曆引起轟動。軍官瀏覽細小字跡所寫下的內容，並確認那是日記本，日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所學校被用來當成背包主人的監獄，稍後，在這所學校的門口，設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一名中情局幹員翻拍日記內容。所有的物品，由一名上校負責以直昇機送到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那本綠色筆記本，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彼時似乎未激起太大的興趣。
　
數小時之後，背包的主人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的小學校遭處決，而從他身上搜刮得來的個人物品則被瓜分。
　
切的日記轉了幾手之後，存放在玻利維亞軍情局辦公室的一個保險箱，配合一項辨別日記真偽的計畫。辨別真偽的計畫尚未完成，玻利維亞內政部部長即偷走日記備份，並將之帶到古巴；自此，《玻利維亞日記》（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在全球發行了無數個版本。
　
一九八○年代中期，切的日記再度成為新聞焦點。英國著名拍賣公司蘇富比宣稱即將拍賣切的原版日記，預估其價值有二十五萬英鎊。切的日記如何落在蘇富比手中？玻利維亞政府展開調查，結果很快指向玻國前獨裁者路易斯．賈西亞．梅薩（Luis García Meza）將軍，他將原版日記賣給一名「巴西人」，那個「巴西人」再將日記賣給英國一家藝廊。或者那個「巴西人」只是充當路易斯．賈西亞．梅薩的中間人。一九八四年六月，蘇富比放棄拍賣日記，一方面由於玻利維亞政府的不斷控訴，另一方面則因切的遺孀公開指責。
　
即使走過那段充滿爭執與喧嘩的歲月，切在兩本行事曆上所寫的日記，或多或少還能精準呈現原貌。第三本筆記本的命運，就是那本有綠色封面的筆記本，則為奧祕的歷程。內容是切在玻利維亞戰役期間所寫的詩？或是切在最後幾年所抄錄的詩？他對哪些詩人情有獨鍾？還是一本混合兩種可能性的詩集？那些詩代表某種密碼嗎？而綠色筆記本在哪？
　
　
Ⅱ

二○○二年八月的一個早晨，切的老友J.A.，一個從未被懷疑過的同伴，在我的桌上放了一疊影本，說道：
　
「這是什麼？誰的東西？你可以辨認字跡嗎？」
　
我翻閱著。不禁打起哆嗦。看似切親筆書寫的文件。是嗎？從哪裡取得？我請他給我兩天時間來辨認。
　
我將這疊影本帶回家，比對切親筆書寫的各種文件：玻利維亞日記的片段、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信函影本、告別菲德爾信函的傳真、剛果日記的修正稿。顯然，那是切的筆跡。
　
我慢慢檢視那一百五十頁，我不否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與切相當親近，但切從未停止讓我驚訝與感到意外。
　
那是一本詩集，多半有標題，或註記系列詩篇的號碼，但缺乏作者的資料，除了其中一首標示著「L. Felipe」之外，毫無疑問，係指在晚年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里昂．菲利浦（León Felipe）。大部分的詩可辨識。為何切不厭其煩地抄下這些詩？或背誦這些詩？為何會省略作者？為何將詩抄在這本綠色筆記本裡呢？
　
的確，這就是那本在玻利維亞遺失的綠色筆記本。如何輾轉來到這裡？
　
我重建了背包內物件所發生的故事。綠色筆記本與其他物品一起落入玻利維亞軍情局的手中，但不在路易斯．賈西亞．梅薩意圖賣給蘇富比的贓物之中。事情的來龍去脈漸漸釐清，近年有人從軍情局的保險箱內偷走，或拷貝複本。
　
切何時寫下這本綠色筆記本？
　
書寫的時間很可能在一九六五年剛果行動後，在切離開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前；或是他在布拉格的漫長等待期間，籌備古巴畢納德里約（Pinar del Río）軍事訓練之前，即那為了玻利維亞行動所進行的預備訓練。筆記本的封面印有阿拉伯文。難道是他在一九六五年離開坦尚尼亞之前買下？
　
毋庸置疑，筆記的部分內容完成於玻利維亞行動期間。有一張照片，用放大鏡細看，好像切攀登在樹枝上守衛，同時在綠色筆記本上書寫。那幾個月，他的背包裡會放哪些書並不是祕密，而我在筆記本所辨識出的詩人，也是那些書的作者。
　
是抄下？還是憑記憶默寫？我在自己的書房查證，也比對我熟悉的詩篇。沒錯，是切抄下來。如果憑記憶默寫，不會準確記得一段四行詩是以分號結束，或者記得一句詩被強制切成兩行的特定方式。
　
那麼，為何省略作家資料呢？這些都是切相當喜歡的作家，難道是他的幽默大膽作風？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遊戲？（我熟悉這些作家，為何還要放上他們的名字？）也許他想，半認真，半開玩笑，將他的筆記本變成私人文件，僅能以他自己的密碼進出。或許那是一種記憶方式？抄下詩，然後背下來。無論如何，那是一本選集。
　
那是一本切的選集。一本個人的選集。
　
　
Ⅲ

切一生大量閱讀詩。許多軼聞皆有記載。例如有一次，他寫信給醫學院的同窗好友蒂塔．殷方提（Tita Infante）：「與其說我自暴自棄，不如說我正處在悲觀時候／……／一旦臨時陷入那種情境，我的解決方式是喝一些瑪黛茶，讀兩句詩。」
　
在青少年時候，在那段經常忍受氣喘病之苦的時光，由於被迫長時間不動，他在書堆裡，找到一個可以遁逃的平行世界。聶魯達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 的《惡之華》（Las flores del mal）應該是他對詩的初戀，令人好奇的是他閱讀法文版的波特萊爾。十五歲時，他與魏爾倫（Verlaine）、安東尼歐．馬恰多（Antonio Machado）相遇在詩中。同時，他也發現了甘地（Gandhi），而令他感動不已。朋友記得他從那時起，便朗誦聶魯達的詩，也朗誦西班牙詩人的作品。一首四行詩一直與他如影隨形：「那是謊言／而謊言變成悲哀的事實，／聽見妳的腳步聲／踩在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馬德里。」
　
一九五二年，他二十四歲，去了波哥大，在那裡遇到一個哥倫比亞的學生領袖，兩人談政治，也聊文學。切向他表示，已讀過聶魯達所有愛的詩。哥倫比亞學生於是向他挑戰：
　
「二十首……」
　
切毫不猶豫回答：「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寫，例如……」然後繼續。
　
兩年之後，在墨西哥的一處監獄，他寫一封家書給父母：「假如因任何我無法相信的理由，導致我不能再寫信，且面臨生死攸關境地，請把這幾行字當成告別信，沒有優美的辭藻，卻是肺腑之言。我一生在跌跌撞撞中找尋真理，在這條路上，已有女兒相伴，她延續了我生命，而我也終止了這個循環。從此時此刻起，我不會視我的死亡為挫敗，只是像辛克美（Hikmet）一樣：「唯一隨我進入墳墓的痛苦／乃一首未完的歌。」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墨西哥那幾天，切被迫轉入地下行動，「因為墨西哥政府犯了一個大錯，相信我紳士般的言論而釋放了我，並要我在十天內離開墨西哥。」他往返於墨西哥城。偶而回家看女兒伊爾蒂達（Hildita）時，對她朗誦一首安東尼歐．馬恰多獻給李斯登（Listen）將軍的詩：「我的文字從山林到海洋：／假如我的筆等於你的槍／我將自快樂指揮官殞歿。」那七個月大的小女娃看來很喜歡馬恰多式的音律，因為念完詩句後，她就哭鬧，要求再念。
　
在馬艾斯特拉山區（Sierra Maestra）進行游擊戰時，切建立了一個運輸網路，替他將馬蒂（Martí）的書，以及荷西．馬利亞．艾雷迪亞（José María Heredia）、荷楚蒂斯．德．阿維亞納達（Gertrudis de Avellaneda）、賈布列．德．拉康賽西翁（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魯本．達利歐（Rubén Darío）等人的詩集運到山上，替換他常閱讀的那本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所寫的哥德傳。從一張照片可看到切斜躺在一間茅屋裡，讀著這本記傳，身上蓋著一張毯子，嘴巴則叼著一根粗大雪茄。
　
一九六一年一月，他擔任革命勝利後的工業部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他向伊戈爾．曼（Igor Man）透露：「我憑著記憶認識聶魯達，我在床頭櫃上放著波特萊爾，用法文來讀他。」切還承認，在聶魯達的詩作裡，他最愛〈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
　
我曾寫時光與水／我曾描寫哀痛與它的紫色／我曾寫天空與蘋果／現在我要寫史達林格勒。
　
他的伴侶亞蕾伊達．瑪奇（Aleida March）回憶說：「在空閒時刻，在一個會議與下個會議之間的空檔，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途中，他隨時閱讀。」
　
如今有一個圖像更有效證明這些事實。在良加瓦蘇（Ñancahuazú）遭玻利維亞軍方沒收的膠捲中，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切攀上一棵大樹，應該是正執行那沒完沒了的守衛工作，手裡捧著一本詩集。
　
　
Ⅳ

切一生不僅大量閱讀詩，他也以創作者身分玩味詩藝，曾經親近詩，也曾遠離詩，總是十分重視詩。我會說，他太過於重視詩。他從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認為他所寫的詩沒什麼價值，因此從未付梓出版。
　
他應該在青少時期就寫詩了，但是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少數詩篇，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他旅居瓜地馬拉與墨西哥時所作。那段時期的詩，是一個角色轉型的完整歷程，著迷於那個以某種方式等待他的大千世界，也醉心於前哥倫布時期的遺跡。
　
在一九五五他寫下：
　
大海以她友誼之友召喚我／我的牧場 ── 一個大陸 ── ／溫柔且不朽地展開／彷彿薄暮中的一只鐘。
　
再以另一首詩看這類主題：我獨自面對無情的夜／以及那令人厭倦的金錢壓力／歐洲以陳年酒之聲召喚我／受到金髮美女，博物館收藏品的鼓舞。／在新興國家的號角中／我迎面接受影響／那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歌。
　
歐洲，拉丁美洲，革命，令人好奇的是還有前哥倫布世界。他對帕倫克（Palenque）的著迷可從一首詩表露無遺：什麼力量讓妳矗立那裡幾世紀／依舊活潑動人宛如處於青春年華？在工作結束後，怎樣的神吹起／妳石碑的生命氣息呢？
　
他在墨西哥從醫，某次為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婦人看病，婦人患有與氣喘相關的呼吸疾病，病情相當嚴重。婦人與女兒及三、四個孫子住一起，套句墨西哥當時的說法，她的去世「不好不壞」，但他因婦人的不幸感到難過，儼然個人的罪過，於是寫了一首詩：
　
老嫗瑪麗亞，妳將逝去／我想嚴肅對妳說／妳的生命是一串充滿痛苦的玫瑰念珠／沒有愛人，亦無健康與金錢／只有飢餓與妳共享。
　
這是一首鬆散的詩，慢慢地從婦人的不幸開始描寫，鋪陳到醫院的診間，以及氣喘所引起的死亡，出現醫生雙手的溫柔窘態，為了向老嫗保證而緊握著她的手，帶著希望的男性低沉聲音，那最熾熱與最陽剛的復仇，就是妳的孫子將生活光明。詩以「我發誓」（lo juro）的誇大方式收尾，將lo juro以大寫呈現，然而聽起來真誠。
　
在墨西哥那段時間，他所寫的詩中，有一首係在秋雷歐（Choleo）農莊完成，當時他正在農莊接受軍事訓練，也許那是他最糟的詩作之一。那是一首獻給菲德爾的史詩，詩中最大的美德反映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著迷於古巴領導人激發了阿根廷醫生（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透過隱祕的通訊小徑／解放你如此熱愛的綠鱷魚）；另一方面是他嚴肅地承諾參與革命計畫：假如途中遭武力埋伏，我們要求一塊有古巴淚水的裹屍布／以覆蓋游擊隊員的骨骸／在通向美洲歷史的過程。／就這樣。
　
他從未將這首〈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送給菲德爾。顯然，他不認為那是一首好詩，也不想讓這首詩被當成留念之用。
　
數年之後，《綠色橄欖樹》（Verde Olivo）的總編輯里昂內．索多（Leonel Soto）出版了這首詩，切氣急敗壞寫了一張便箋警告給他，在未獲得同意的情況下不該出版他的詩，更何況「那些詩句糟透了」。切認為，他的詩屬於個人。還有一次，巴爾多．里亞達（Pardo Liada）提議出版他的詩，或在廣播中朗誦，切開玩笑似地威脅他，會將他槍斃。
　
很可能他在生命尾聲之際仍持續寫詩，只是這些詩從未公開。
　
　
Ⅴ

切在綠色筆記本內所收集的六十九首詩，只有一首標明作者，就是第六十五首〈偉大冒險〉，在詩的尾端寫上「L. Felipe」。其他六十八首並未標示作者。
　
我開始著手，擬出一張我知道切喜歡的作家名單，結果相當龐雜，我共找出了五十位作家。
　
我可以求助於知識淵博與熟背詩篇的朋友或專家。我確定羅貝特．費南德茲．雷塔瑪（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應可很快幫我解開大部分的謎團，然而這項挑戰卻令我著迷。隨著古老的福爾摩斯式閱讀，我採用了嚴謹的邏輯：刪除了不可能，再從所留下來的……我先辨認十五首我熟悉、或者有印象的詩。塞薩爾．巴列霍的〈黑色傳令兵》。聶魯達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第二十首〈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與〈一首絕望的歌〉，以及那首知名的〈道別〉。塞薩爾．巴列霍在《淒美》中的另外兩首詩：〈在那個角落〉與〈今夜我下馬〉。尼可拉斯．奇彥的幾首詩：〈我不知為何你會認為〉、〈先賽瑪亞〉、〈一隻長長的綠鱷魚〉。再加上里昂．菲利浦的那首詩，切早已標示出作者：「時光流轉四百年……」
　
原則上確定了四位詩人：巴布羅．聶魯達、尼可拉斯．奇彥、塞薩爾．巴列霍與里昂．菲利浦。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步。以這四位詩人為指南，我開始查閱所有不在這裡面的詩，把最有疑問的辨認工作放到最後。有些詩的辨識相對簡單，我直覺有些詩來自《漫歌》，有些可能屬於里昂．菲利浦，或是十分相近的模仿者，有些是巴列霍式的句子，有些則為奇彥的加勒比海頌樂。由於我對有些選集較陌生，因此必須借助於巴列霍、聶魯達與奇彥作品全集的各種版本，並從家父的書房裡搜括所有里昂．菲利浦的書。
　
或許這項工作對一個專家來說輕而易舉，但無法享受這麼多的工作樂趣。一個星期之後，包括幾個晚上，在露出黑眼圈與呵欠連連的情況下，這六十九首詩已被我辨別出六十七首，那剩下的兩首稍後再進行。
　
在過程中，我踩到了幾個陷阱，切省略了兩首詩的標題，其中一首抄在不同的兩頁上，中間夾著另外一首詩，兩首詩都只抄了片段，而一首詩接著另一首詩，沒切分。
　
切的詩選集終於釐清。
　
筆記本收錄了巴布羅．聶魯達、塞薩爾．巴列霍、尼可拉斯．奇彥與里昂．菲利浦的詩選。只有這位四位詩人，沒再多一位。令人好奇的是，詩並未按作家的順序排列，甚至沒有順序可言（一般選集採用年代順序方式）。換言之，切在讀這四位作家的詩集之際，不加區別即同時抄錄下來。起初，可看得出連續性：一首巴列霍的詩，一首聶魯達的詩，一首奇彥的詩；這樣的連續性重複了八次。我思索這樣的連續性是否暗藏著密碼，然而連續性不久後被打斷，之後便察覺不到任何次序。
　
有些詩令我茫無頭緒，日期看來不一致。奇彥的〈阿空加瓜山〉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詩集《宏偉的動物園》，不過先前即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的《革命星期一》（Lunes de Revolución）刊登；因此，這首詩應該曾出現在某本選集裡，或者切可能保留了當時的剪報。第二個疑惑在於里昂．菲利浦的《喔！這把破舊小提琴》的那些詩，詩集於一九六五年底由墨西哥經濟文化基會出版社（FCE）所發行。但是一點都不意外，里昂．菲利浦可能寄了一本到古巴，在展開玻利維亞游擊戰之前的短暫軍事訓練期間，有人再將書帶到畢納德里約基地，轉交給切。
　
切所抄錄的詩篇中，僅有些微修改：奇彥的〈姆拉妲〉使用了古巴人的口語拼音，切修改了口語拼音，將「dise」（說）改成「dice」，把「cobbata」（領帶）改為「corbata」，以「narices」取代「narise」（鼻），「veddá」（真相）則變為「verdad」。
　
還有最後一個疑惑，切最愛聶魯達的那首〈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為何排除在選集之外？為何巴列霍那些有關西班牙內戰的詩也不在選集之中？這些都是憑記憶的了解，我得屏除這樣的論點，因為他也喜歡聶魯達的情詩，而這些情詩收錄在選集裡。因為某些理由，他必須排除那些詩，留下空間給柔情的詩篇與親密的反思。或許那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一首必要對歌，而那兩年籠罩在一場革命旋渦裡，革命事業卻轉眼成空。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冷酷，詩彷彿避風港，提供了個人，與美洲、西班牙的歷史視野。
　
　
Ⅵ

一九三八年，祕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在滂沱大雨中死於巴黎，那天是一個星期五，並不是他所預言的星期四，而當時切才九歲。在選集裡的四位詩人當中，切唯獨不認識他。雖然在他活著的時候，切也許曾經讀過他的一些詩，尤其那些獻給西班牙內戰的詩。
　
巴布羅．聶魯達是他青春時期的詩人。在一九五五或五六年間，他住在墨西哥時，曾寫過一篇有關《漫歌》的廣泛評論，裡面寫著，那些詩包含了「公義的暗喻」、「高雅的純樸」，他並將這部作品評為「詩意美洲最高尚之書」。一九六一年一月，當時切擔任國家銀行總裁，他接見了聶魯達，聶魯達在一本《漫歌》上簽名且送給他；自此，那本《漫歌》便在床頭櫃上陪伴他。
　
尼可拉斯．奇彥與切之間的友誼深厚，他是第一位受邀參訪拉卡巴良（La Cabaña）司令部的詩人，切的第八縱隊於古巴革命勝利後即駐守在那裡。一九五九年二月，尼可拉斯．奇彥為游擊隊員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他曾獻給切一首我個人覺得相當笨拙的詩。（儼然聖馬丁的純潔之手／伸向平易近人的馬帝，彷彿植物的拉布拉他河前來／與卡屋多河的河水及柔情匯合，／如此格瓦拉，聲音粗獷的高卓人／獻給菲德爾他那游擊隊員的鮮血。）
　
切住在墨西哥期間，認識了西班牙詩人里昂．菲利浦，當時他流亡墨西哥城。瑞卡多．羅赫（Ricardo Rojo，1923-1996）回憶在一家咖啡廳內的一場聚會，交談中，西班牙詩人與阿根廷流亡年輕人翹著腳，兩人露出破損的鞋底。那場聚會應該在阿根廷醫生烙下深刻印記，在古巴大革命勝利後，切反覆提及里昂．菲利浦，寫信給他，並寄自己的文章給他。
　
這三位當時仍在世的詩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切的背包裡，伴著他進行最後的戰役，以文字向他道別：
　
聶魯達在《世界末日》（Fin de mundo）的〈為英雄之死悲傷〉（Tristeza en la muerte de un héroe）寫著：我們經歷了這部歷史／這場死亡與／我們那被封存的希望復活／我們選擇了戰鬥／並見到旗幟升揚／我們知道那些沉默者／是我們唯一的英雄……
　
奇彥在〈切司令〉（Che comandante）寫著：不是因為你已殞歿／而是你的聲音微弱了／一匹火馬／支撐著你那游擊隊員的雕像／在山區的風雲之間。
　
里昂．菲利浦有一首詩提到駑騂難得的馬嘶，而切一直很喜歡唐吉訶德的這匹馬，在這首詩裡他寫道：你一直是使徒與福音傭兵，也是勇敢與田徑男孩，會跳出致命的三級跳遠。
　
　
─── 巴可．伊格納西歐．達伊波二世《切的綠色筆記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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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家園出版《切的綠色筆記本》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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