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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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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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準備教甄，我最近比較仔細的閱讀國中八年級的歷史，也就是108課綱後的新版本。

看到現在……是真的很搖頭呀。

我自己在教育現場的經驗，學生學七年級歷史大多輕鬆寫意，因為七年級的臺灣史，時代及地理範圍都相對較小，而且國小就已經有提過部分內容，學生在擁有先備知識的情況下，自然比較好上手。
但八年級就並非如此，以往的中國史，時代跨度極大，而且現在學生對於中國相關的先備知識極低（就這麼說吧，學生是搞不懂劉樂妍的china到底在唱什麼，因為他們根本搞不懂中國地理也搞不懂省份的簡稱呀），所以過往學生已經是哀號不已。
結果新課綱還加入了更多的東亞歷史，例如：日本、韓國、琉球……你這不是搞死學生嗎？
而且課本的文字敘述極其沒有邏輯性，例如：14世紀中，朱元璋擊敗元末群雄，建立明朝。14世紀末，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被李氏取代。
然後呢？這不就是一個超沒記憶點的時間敘述嗎？學生可以學到什麼？還是純粹要多背誦？
而且課本內容沒有先提高麗王朝是如何發展，就這麼橫空出世，好像就在嘲諷學生「我就突然閃現了！意不意外？開不開心？」然後高麗王朝的滅亡，其實跟他們力挺蒙古，結果被親明朝的將領叛變有關……是嫌學生知道的不夠多所以要加碼大贈送嗎？問題是學生連中國史都吃不消，還加一大堆沒頭沒尾的其他區域歷史，我覺得這根本在惡整學生吧！

擴展不同區域的歷史是好事，但沒有更完善的先備、配套，只是讓學生更壓力山大而已。
我一己之見，有些事情還是別貪快，先扎穩基礎，才能有開展的應變，也需先引起及培養興趣，才較容易讓人耐住往深學習的辛苦。

說到底，我實在希望教科書（尤其是把國中+高中，視為一個完整階段的循序漸進）的內容可以有更佳的調整呀。

萬曆朝鮮戰爭的意義 | 知史現場

中國歷朝與周邊建立的重要宗藩關係中，朝鮮應列第一，經歷新羅、高麗、朝鮮時代，自隋唐以來就臣服中華，發展出主導的「事大」原則；可是，與中原王朝隔海為鄰的日本卻是另一個異例——雖然日本統一之前之後，與中原大國有各種層級的遣使朝貢交往，但一直未曾真正服為藩屬，唐以來還與中國爆發五次直接正面戰爭，四次都牽涉朝鮮半島或以半島為戰場，其中以明朝萬曆時與日本的「萬曆朝鮮之役」規模最大，亦饒富意義。

明成祖即位，朝鮮太宗即遣使朝貢。永樂十六年，明成祖遣使封朝鮮國王。《明史》稱「朝鮮，箕子所封國也」，而當時明朝「已遷北都，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

此時，自「唐羅之戰」後積極向中國學習的日本，由豐臣秀吉統一，雄心勃勃，竟然規劃通過征服朝鮮，入主中國，稱霸亞洲。萬曆十三年（1585），豐臣秀吉受命為為「 關白 」（攝政），又兼太政大臣。史家記述：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突然起兵入侵朝鮮，但「師出無名」，當時背後似乎有日本商人統治的貿易港口大阪府商人的煽動。他們曾是日本內戰中豐臣秀吉方面槍支火藥的供應商，和平後希望引發戰爭繼續發財。

另一個角度分析指出，這時日本社會隨著莊園經濟的瓦解，商業資本發展迅速。長期戰爭後統一的日本，軍人需要財源安置，而商人積極要求開闢海外市場，豐臣秀吉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欲，策劃侵略鄰國朝鮮。

日本軍隊當時已經配有葡萄牙人傳入的大炮與鉤銃長槍，將士驍勇，而且戰鬥經驗豐富。1592年豐臣秀吉調動約十八萬兵力，舟師數百艘，分為九軍，渡海在朝鮮釜山登陸，連克漢城、開城、平壤。朝鮮軍民望風皆潰，國王李昖放棄京城，逃到義州（今遼寧義縣），三個月內幾乎半島全面陷落，接連派使臣赴明朝求援。

豐臣秀吉的表面理由是朝鮮拒絕借道，而朝鮮既然是中國的第一藩屬，明朝作為宗主國對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不能坐視，遂決定出兵。

明朝派副總兵祖承訓、遼東遊擊史儒率軍三千餘奔赴朝鮮，出師不利，竟然全軍覆沒，史儒戰死，祖承訓隻身逃回。朝廷震動，神宗隨即命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以提督陝西總兵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部署支援。次年一月，抵達平壤城外。平壤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築設砲台。李如松指揮攻城，李如松被城上日軍炮矢擊斃坐騎，仍換馬再戰。部將吳惟忠被鉛丸擊中，也仍奮呼督戰，終於收復平壤，史稱「 平壤大捷 」。明軍與朝軍乘勝追擊，相繼攻下開城、漢城等地。日軍連戰皆敗，傷亡慘重，退到釜山一帶。

這是東亞歷史上第一次近代武器裝備的大戰。當時援朝明軍的裝備為火器與冷兵器：火器有大將軍炮、神炮、虎蹲炮、滅虜炮、百子銃、佛郎機、三眼槍、快槍、鳥槍、火箭等；冷兵器則有鐮、鉤、刀、钂鈀、弓箭等。明軍火器之中，大炮佔有優勢，例如炮身長二尺、重量達到三十六斤的虎蹲炮，每次可發射五錢重的鉛彈一百枚，而屬於重型炮的各類佛郎機，裝配的鉛彈從十兩至一斤不等，火力遠超日軍發射二錢鉛彈的鳥銃。

在平壤的日軍，其陸軍裝備有各類銃炮、倭刀、弓箭等。明軍在野戰時協調得法，也是致勝關鍵。

明軍勝利之際，朝廷卻與日本和議停戰，但豐臣秀吉留駐釜山的日軍未撤。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月，豐臣秀吉又調集十四萬大軍，捲土重來。明朝再度赴朝迎戰，與朝鮮軍隊配合，連敗日軍。次年七月豐臣秀吉死去，日方軍心動搖，明朝副總兵鄧子龍和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統領水軍於釜山南海大敗日軍，惜雙雙在海戰中陣亡。

萬曆朝鮮戰爭，朝鮮稱「壬辰倭亂」，日本則稱「文祿・慶長之役」，兩段戰役前後持續七年，明朝勝利，史家認為對東亞歷史影響重大。一方面，明朝救援朝鮮，既盡保護藩屬的道義責任，也展示守衛半島維護自身安全的決心，但代價沉重；日本的勢力則受到抑制，豐臣秀吉也由德川家康取代。另一方面，朝鮮受戰爭破壞巨大，國力衰退。明朝與朝鮮此後都無力抗拒新興的女真勢力。

《明史·日本傳》綜評：「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明朝增兵始終不過八萬人，最終以少勝多，所以喪師數十萬之說不準確，但慘勝代價也大。半個世紀後，明朝即於內亂與外患交逼之下於1644年滅亡。

中國史論認為，萬曆朝鮮戰爭，豐臣秀吉「假道入唐」（借道侵華）是日本擴張主義的先聲，也凸顯朝鮮半島的陸橋戰略地位。四百年後，袁世凱在擔任駐朝通商大臣期間，在上李鴻章的《朝鮮大局論》中，說：「越緬僻處海荒，朝鮮近在肘腋，北則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則控扼津煙咽喉之衝，無朝鮮則無東壁也。……故緬甸可容，越南可緩，而朝鮮斷不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