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大娘：一個自由的人】
　
這次分享的短篇，是中國作家汪曾祺的〈薛大娘〉。
　
提到汪曾祺，大多數人想到的大概是〈受戒〉，但從人物刻劃來說，小編還滿喜歡本篇這位薛大娘。據說也是作者本人最愛的人物─在汪曾祺的某幾部作品，都能看到這位薛大娘的身影。
　
對於薛大娘的描寫，大概都放在她的「英氣」，對於性的開放態度，以及敢於追求的精神。尤其末尾寫到她的健康的腳，頗有些衝破封建藩籬的女性主義味道。
　
一起來看看這部短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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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大娘 / 汪曾祺
　
薛大娘是賣菜的。
　
她住在螺螄壩南面，占地相當大，房屋也寬敞，她的房子有點特別，正面、東面兩邊各有三間低低的瓦房，三處房子各自獨立，不相連通。沒有圍牆，也沒有院門，老遠就能看見。
　
正屋朝南，後枕臭河邊的河水。河水是死水，但並不臭；當初不知怎麼起了這麼一個地名。有時雨水多，打通螺螄壩到越塘之間的淤塞的舊河，就成了活水。正屋當中是「堂屋」，掛著一軸「家神菩薩」的畫。這是逢年過節磕頭燒香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飯的地方。正屋一側是薛大娘的兒子大龍的臥室，另一側是貯藏室，放著水桶、糞桶、扁擔、勺子、菜種、草灰。正屋之南是一片菜園，種了不少菜。因為土好，用水方便——一下河坎就能裝滿一擔水，菜長得很好。每天上午，從路邊經過，總可以看到大龍洗菜、澆水、澆糞。他把兩桶稀糞水用一個長柄的木勺子扇面似的均勻地灑開。太陽照著糞水，閃著金光，讓人感到：這又是新的一天了。菜園的一邊種了一畦韭菜，壟了一畦蔥還有幾架寬扁豆。韭菜、蔥是自家吃的，扁豆則是種了好玩的。紫色的扁豆花一串一串，很好看。種菜給了大龍一種快樂。他二十歲了，腰腿矯健，還沒有結婚。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人很老實，整天沒有幾句話。他住東邊的三間，帶著兩個徒弟裁、剪、縫、連、鎖邊、打鈕子。晚上就睡在這裡。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醫說他「性功能不全」，有個江湖郎中說他「只能生子，不能取樂」。他在這上頭也就看得很淡，不大有什麼欲望。他很少向薛大娘提出要求，薛大娘也不勉強他。自從生了大龍，兩口子就不大同房，實際上是分開過了。但也是和和睦睦的，沒有聽到過他們吵架。
　
薛大娘自住在西邊三間裡。她賣菜。
　
每天一早，大龍把青菜起出來，削去泥根，在兩邊扁圓的菜筐裡碼好，在臭河邊的水裡濯洗乾淨，薛大娘就擔了兩筐菜，大步流星地上市了。她的菜筐多半歇在保全藥店的廊簷下。
　
說不準薛大娘的年齡。按說總該過四十了，她的兒子都二十歲了嘛。但是看不出。她個子高高的，腰腿靈活，眼睛亮灼灼的。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對奶子，尖尖聳聳的，在藍布衫後面頂著。還不像一個有二十歲的兒子的人。沒有人議論過薛大娘好看還是不好看，但是她眉宇間有點英氣。算得上是個一丈青。
　
她的菜肥嫩水足。很快就賣完了。賣完了菜，在保全堂店堂裡坐坐，從茶壺焐子裡倒一杯熱茶，跟藥店的「同事」說說話。然後上街買點零碎東西，回家做飯。她和丈夫雖然分開過，但並未分灶，飯還在一處吃。
　
薛大娘有個「副業」，給青年男女拉關係——拉皮條。附近幾條街上有一些「小蓮子」——本地把年輕的女傭人叫做「小蓮子」，她們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從農村來的。這些農村姑娘到了這個不大的縣城裡，就覺得這是花花世界。她們的衣裝打扮變了。比如，上衣掐了腰，合身抱體，這在農村裡是沒有的。她們也學會了搽脂抹粉。連走路的樣子都變了，走起來扭扭答答的。不少小蓮子認了薛大娘當乾媽。
　
街上有一些風流瀟灑的年輕人，本地叫做「油兒」。這些「油兒」的眼睛總在小蓮子身上轉。有時跟在後面，自言自語，說一些調情的瘋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過青春不再來」；「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小蓮子大都臉色矜持，不理他。跟的次數多了，不免從眼角瞟幾眼，覺得這人還不討厭，慢慢地就能說說話了。「油兒」問小蓮子是哪個鄉的人，多大了，家裡還有誰。小蓮子都小聲回答了他。
　
「油兒」到覺得小蓮子對他有意思了，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蓮子弄到她家裡來會會。薛大娘的三間屋就成了「台基」——本地把提供男女歡會的地方叫做「台基」。小蓮子來了，薛大娘說：「你們好好談吧。」就把門帶上，從外面反鎖了。她到熟人家坐半天，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聊，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才回來開鎖推門。她問小蓮子「好麼？」小蓮子滿臉通紅，低了頭，小聲說：「好。」——「好，以後常來。不要叫主家發現，扯個謊，就說在街上碰到了舅舅，陪他買了會東西。」
　
歡會一次，「油兒」總要丟下一點錢，給小蓮子，也包括給大娘的酬謝。錢一般不遞給小蓮子手上，由大娘分配。錢多錢少，並無定例。但大體上有個「時價」。臭河邊還有另一處「台基」，大娘姓苗。苗大娘是要開價的。有一次一個「油兒」找一個小蓮子，苗大娘索價二元。她對這兩塊錢作了合理的分配，對小蓮子說：「枕頭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
　
薛大娘拉皮條，有人有議論。薛大娘說：「他們一個有情，一個願意，我只是拉拉纖，這是積德的事，有什麼不好？」
　
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來，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很熟。保全堂的東家有一點特別，他的店裡都不用本地人，從上到下：管事（經理）、「同事」（本地把店員叫「同事」）、「刀上」（切藥的）乃至挑水做飯的，全都是淮安人。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個月假期。輪流回去，做傳宗接代的事，其餘十一個月吃住都在店裡。他們一年要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誰什麼時候回家，什麼時候假滿回店，薛大娘都瞭若指掌。她對他們很同情，有心給他們拉拉纖上，找兩個乾女兒和他們認識，但是辦不到。這些「同事」全都是拉家帶口，沒有餘錢可以做一點風流事。
　
保全堂調進一個新「管事」——老「管事」劉先生因病去世了，是從萬全堂調過來的。保全堂、萬全堂是一個東家。新「管事」姓呂，街上人都稱之為呂先生，上了年紀的則稱之為「呂三」——他行三，原是萬全堂的「頭櫃」，因為人很志誠可靠，也精明能幹，被東家看中，調過來了。按規矩，當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稱「人股」，算是股東之一。年底可以分紅，因此「管事」都很用心盡職。
　
也是緣分，薛大娘看到呂三，打心裡喜歡他。呂三已經是「管事」了，但歲數並不大，才三十多歲。這樣年輕就當了管事的，少有。「管事」大都是「板板六十四」的老頭，「同事」、學生意的「相公」都對「管事」有點害怕。呂先生可不是這樣，和店裡的「同事」、來閑坐喝茶的街鄰全都有說有笑，而且他的話都很有趣。薛大娘愛聽他說話，愛跟他說話，見了他就眉開眼笑。薛大娘對呂先生的喜愛毫不遮掩。她心裡好像開了一朵花。
　
呂三也像藥店的「同事」、「刀上」，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裡。他一個人住在後櫃的單間裡。後櫃裡除了現金、賬薄，還有一些貴重的藥：犀牛角、鹿茸、高麗參、藏紅花……。
　
呂先生離開萬全堂到保全堂來了，他還是萬全堂的老人，有時有事要和萬全堂的「管事」老蘇先生商量商量，請教請教。從保全堂到萬全堂，要經過臭河邊，薛大娘的家。有時他們就做伴一起走。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門口，對呂三說：「你下午上我這兒來一趟。」
　
呂先生從萬全堂辦完事回來，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進了屋裡。進了屋，薛大娘就解開上衣，讓呂三摸她的奶子。隨即把渾身衣服都脫了，對呂三說：「來！」
　
她問呂三：「快活嗎？」——「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兒子已經二十歲，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薛大娘和呂三的事漸漸被人察覺，議論紛紛。薛大娘的老姊妹勸她不要再「偷」呂三，說：「你圖個什麼呢？」
「不圖什麼，我喜歡他。他一年打十一個月光棍，我讓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這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對？誰愛嚼舌頭，讓她們嚼去吧！」
　
薛大娘不愛穿鞋襪，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腳穿草鞋，十個腳趾舒舒展展，無拘無束。她的腳總是洗得很乾淨。這是一雙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腳。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沒有被扭曲、被壓抑。舒舒展展，無拘無束。這是一個徹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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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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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朝疆域擴張看武則天功績（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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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宗顯慶初年開始，已安定多年的唐朝邊境，形勢又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部突厥向唐朝西域侵擾，使西域少數民族不得安寧。東部與唐朝關係密切的新羅，受到高麗和百濟的包圍，頻頻向唐朝求救。武后和高宗奮太宗貞觀討伐四方之威猛，對突厥和高麗用兵。自顯慶元年（656年） 至麟德元年（664年），以十年努力，使唐朝邊事大為改觀，其武功超過了貞觀之時。

這期間，是武則天為皇后輔佐高宗到垂簾聽政階段。因高宗才智平庸，加上身體多病，朝廷內外大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就是說，包括對外用兵的大事，高宗悉「委以」太后。武則天深受唐太宗的影響，內治與外武，皆不同凡響。

貞觀年間，東突厥為太宗征服，貞觀至高宗初年在塞內塞外分置六都督府和兩都護府進行管轄。但是西突厥仍稱霸西域，威脅著唐朝的西部安寧。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首領阿史那賀魯擊破唐朝的射匱可汗，在碎葉自稱沙缽羅可汗，在那裡設牙帳，侵擾大唐西部領域，向唐朝示威。

顯慶元年（656年），任蔥山道行軍總管的老將程知節受命討伐西突厥。擊其歌羅、處月二部，斬首千餘。副總管周智度進攻騎施、處木昆等部，也取得了勝利。同年十二月，程知節又率部達鷹娑州（今新疆焉耆），前軍總管蘇定方破西突厥別部鼠尼施。然而，副大總管王文度畏敵如虎，竟矯詔「以程知節恃勇輕敵，委王文度為之節制」，從而篡奪了兵權主管，力主防守，延宕不進。後又殺死前來投降的突厥人，分其財物，蘇定方屢勸不從。造成將士離心，無功而返。高宗、武后查得實情，把王文度治罪除名，程知節以「逗留」不進免官。

西突厥尚未平定，武后與高宗則大膽起用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再率燕然都護府任雅相等將領，再討西突厥。

蘇定方，名烈，定方為其字。冀州武邑（今河北）人，自十五歲隨父親行武，驍勇而有志。貞觀初年在唐朝名將李靖部征討突厥，屢立戰功。永徽年間晉升中郎將。前次出兵突厥，他為前軍總管，已取得勝利。當王文度殺降取物時，他說： 「如果這麼做，我們就成了強盜，還有什麼名目再征戰殺敵啊！」而當王文度按師不進時，士兵縱終日騎在馬上不動，披著鎧甲結成陣勢，非常疲苦，許多馬匹都被凍餓而死了。他要求主動出戰，向程知節說：「出師就是為了討伐敵人的，今天卻守在這裡不動，如果敵人來攻就等著失敗。皇上以公為大將，怎麼能讓副將說了算呢？請逮捕王文度，飛表上奏。」 （《新唐書》卷111《蘇定方傳》。） 但程知節了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武后與高宗調查得知了前方將帥的表現，才特受蘇定方為主帥，再度出師征討西突厥的。

蘇定方果然不負所望，以他的勇氣、謀略和智慧，取得了討伐西突厥的重大軍事勝利。當他率領大軍近逼西突厥時，沙缽羅傾其全軍而迎，擁有十萬軍隊。大兵在今天的額爾齊斯河的西岸列陣，綿亙十里。蘇定方自為前驅，只率精兵萬餘靠近了敵營。沙缽羅自以為兵超蘇定方十倍之數，乃長馳直進，企圖圍殲唐軍。蘇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槍刺盡向外，待敵深入而擊，自率騎兵在北原列陣候敵。

沙缽羅欺定方兵寡，揮軍攻南原的步兵陣地。而幾次衝擊，蘇定方佈置的步兵陣地堅如磐石。蘇定方看見敵軍氣餒了，便率騎兵向敵陣衝鋒。其軍隊無不奮勇爭先，敵軍擋不住唐軍的攻勢，大潰而逃。蘇定方揮師全力追擊，趕了三十里，斬獲數萬人。第二天繼續進攻，西突厥軍隊和群眾紛紛投降，沙缽羅僅率數百騎西竄。

蘇定方兵進伊犁河西部的邪羅斯川，迫追沙缽羅。此時北風疾吹，大雪紛飛，很快平地積雪二尺。諸將請求雪晴再追擊敵人主帥，蘇定方則說：「敵人正恃大雪相阻，必以為我軍不能前時，一定會在附近休整。我軍正好借機猛進，必要擒拿敵首。如等待天晴，敵人也會遠竄，想擒獲就困難了。吃些苦頭，建立大功的時候到了！」於是揮軍踏雪速行，所到之處，突厥紛紛投降。到了雙河，離沙缽羅牙帳二百里時，蘇定方命部隊列陣推進。追不多久，正好遇見沙缽羅與殘部射獵尋食。蘇定方乘其不備，縱兵攻擊，再斬獲沙缽羅部眾數萬，沙缽羅再度逃走。不久，即被投降唐軍的土人執送唐營，西突厥宣告滅亡。沙缽羅可汗被押送長安，為高宗免死封官，病死於長安。

高宗、武后命於西突厥故地天山北路建北庭都護府，統轄昆陵、濛池二都護和二十三個都督府。龍朔二年（661年）在天山南路分置十六個都督府，及八十州，一百一十個縣，軍府一百二十六個，皆隸屬安西都都府。

這次對西突厥的用兵，是貞觀以後，高宗朝取得的首次軍事勝利。從而解除了西突厥在唐朝西境的威脅，恢復了唐朝在西域的統治地位，對鞏固西部邊疆，維護國家統一，發展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發展商業流通，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大唐東部的朝鮮半島上，是高麗、百濟和新羅的三國鼎立。新羅與唐朝關係密切，卻受到高麗和百濟的聯合進攻，唐太宗晚年曾欽征高麗，但卻無功而返。

顯慶三年（658 年）高麗、百濟奪新羅三十三城，形勢危急，向唐朝求救。高宗、武后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和中郎將薛仁貴往攻高麗。

薛仁貴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唐朝將領，他跨海征東的故事被編成小說和戲劇，千年來一直流傳，為人欣賞。他是絳州尤門（今山西河津）人，家貧。太宗欽征遼東時，他隻身投軍於張士貴營。在征遼東的戰爭中，薛仁貴曾身穿白衣，首先登上城門，所向披靡，大軍乘勢進攻，乃獲大勝。唐太宗遠遠望見薛仁貴登城戰鬥的情景，大為驚嘆。特命引見，賞賜甚豐，立即提拔為游擊將軍，後加封右領軍中郎將，這就是《薛仁貴征東》小說中「白袍小將」的情節。被作者編得十分離奇，只能說明人民敬仰為祖爭光的英雄，若以史實論，就不足為徵了。

永徽五年（660 年）閏四月，高宗宿在萬年宮，丁丑那天下大雨，午夜山洪暴發，沖突玄武門。守城士兵被滔滔洪水驚嚇，丟下城門不管，四處奔逃。薛仁貴登上城門一邊高呼宮內避水，一邊說： 「如今皇上都危急了，臣子還能怕死嗎？」高宗從夢中驚醒，登高避水，方得平安無事。高宗、武昭儀稱讚薛仁貴忠勇，更加推重他。

顯慶年間薛仁貴從偏師隨營州都督再度「征東」，雖屢有戰功，但功勞最大者仍是蘇定方等將領。

顯慶五年（660 年）。百濟攻新羅，高宗、武后詔令薛仁貴等與戰，兩軍在橫山大戰，打敗了高麗大將溫沙門，取得了勝利。而唐軍主力十萬由神邱道行軍大總管統帶，討伐百濟。蘇定方於同年八月在山東城山渡海至朝鮮半島，與百濟軍隊戰於熊津江口，大敗百濟軍。蘇定方揮師追擊，直抵其都城固麻。兩軍又於城下大戰，百濟全軍敗績，百濟王義慈與太子隆逃至固麻以北的一個小城。蘇定方追至城下，迫其五部、三十七郡部眾全部投降，唐朝在百濟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

蘇定方押著義慈父子獻俘於朝廷。同年十一月戊戌，高宗、武后登上則天門接受俘虜，又當場釋放，表現了赫赫的大國風度。使唐太宗征服朝鮮半島的願望初步得到實現。

龍朔元年（661 年）三月，高宗在勝利的衝動下想效法父皇，親征高麗。此時，高麗軍隊包圍了郎將劉仁願留守的原百濟都城。武后見高宗身體太差，勸阻欽征，連當時的戰事，也由武后親自佈置指揮了。派檢校劉仁軌率部入朝，往救劉仁願。

劉仁軌是唐初宿儒名將，博學多才。戰前他發出誓言： 「此去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入朝迅速解了劉仁願之圍，於熊津口結陣。隨後，西路軍主帥蘇定方率軍入朝，連戰皆捷，遂圍平壤。高麗統帥蓋蘇文率數萬軍隊堅守鴨綠江，與唐軍任雅相等軍交戰，曾敗高麗軍。但因任雅相病歿軍中，蘇定方久圍平壤不下，武后再命回師。僅留劉仁軌、劉仁願駐守熊津口。

尤朔二年七月，百濟殘軍再叛，並向日軍請援軍進攻仁軌、仁願軍。兩軍戰於白江，四戰唐軍皆勝，燒毀日本戰船四百艘，百濟同日本聯軍大敗，仁願歸國。仁軌在百濟統計戶口、恢復生產，立唐社稷。百濟人大悅，全境各安其業。仁軌率士卒在百濟屯田，積糧備戰，準備經略高麗。

與此同時，西路回紇乘唐用兵朝鮮而犯西北邊疆。武后與高宗商後派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出兵征討，仁貴仍驍勇異常。兩軍交鋒，他騎在馬上張弓近逼敵軍大營，向敵人前軍將校發射，連發連中。敵軍喪膽後退，仁貴揮軍追趕，兩萬餘敵軍盡被逼下峭壁摔死。軍中唱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資治通鑑》卷200 龍朔二年三月。）

回紇部平，唐朝在其部立雲中、安北都護府。仁貴班師回朝，武則天親自接見了他。後仁貴再度出師高麗，被武則天授威衛大將軍，加封平陽郡公。

乾封元年（666 年）五月，高麗統帥蓋蘇文死，內部發生變亂。武后認為這是平定朝鮮的大好機會，便派兵東征。經過選擇，乃派契苾何力、龐同善、高侃、薛仁貴等幾位大將軍，各帶人馬，分路進發，決定一舉平定。

李勣已是76歲的老將，他也決定在有生之年為國立最後一功。他率部直抵高麗之新城，此城乃高麗西部重要舉事據點。他命軍隊登上城廂高山，俯瞰發箭，守城軍官懼怕，開城投降。隨後催軍急進，連下高麗十六城。薛仁貴在這些城鎮的攻佔中尤為驍勇，戰功卓著。

總章元年（668 年）二月，薛仁貴僅率三千人馬進攻扶餘城，與該城守軍萬餘人大戰，一戰大捷，周圍四十餘城聞薛仁貴之名，盡開城請降。

李勣聞之，派隨軍侍御史賈言忠向京告捷。武后和高宗問戰事情況，賈言忠說： 「高麗必平。」問曰： 「卿何以知之？」對曰：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怒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還說，如今國家富強，陛下聖明，將帥盡力，高麗內亂，所以克高麗的日子不會長了。武后和高宗問軍中諸將的情況，對曰： 「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鬥，而將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顧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 《資治通鑑》卷201 總章元年二月。） 高宗和武后聽了，深信其言。從賈言忠的分析，可以看到武后、高宗知人善任，對將領的調度甚為得當，這是當時取得軍事勝利的關鍵。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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