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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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指揮中心公布疫情上，產生了「校正回歸」的爭議，坦白說，這是無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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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這個，台北市長出的餿主意問題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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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ｐｃｒ的採檢流程貼了一遍，稱都是中央控管，「沒有什麼地方沒有準確把數字回報中央的問題」，他說「指揮中心每天公布的數字，已經無法反映疫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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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指揮中心的數據，已經不能反映真實疫情，我議改變作法，告訴國人每日快篩陽性的新增個案數，告訴民眾大致的疫情趨勢，而不是幾天前狀況的數字，更不要創造新名詞，把已經很恐慌的民眾弄得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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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是很嚴重的誤導．照他的邏輯，恐怕台灣以前每天公布的確診數，都不能反映實情了，因為過去的確診數，都是距離採檢日２天左右，國外也多是如此，都是「幾天前狀況的數字」只要日期一致，這根本就不會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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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用每日快篩陽性的新增個案數」取代確診數，或者當作確診數，或者不報確診數，只報新增個案數，這才是個大問題，這本質上是一種混淆，國外先進國家應該不會這樣做，用陽性個案得知大致的疫情趨勢，有「陽性率」，例如之前報的萬華陽性率如何云云，陽性個案應該是次級的附加數據，如果把它當成主要數據，甚至去取代實際精準的確診數，這才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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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本來就不精準，如果本來就有ｐｃｒ的精準數字，說他不精準，改用更不精準的快篩陽性個案數，這就像嫌鞋子髒乾脆赤腳走，你覺得一個東西不好，不會用更差的代替，如果只呈現快篩陽性個案數，那面臨的就不會只是「校正回歸」了，還可能是一時「數字突然暴增」、然後「校正消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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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駐美代表處日前檢驗出９人疑似染新冠肺炎，連蕭美琴都被隔離，這就是快篩陽性個案，結果ｐｃｒ下去以後，是虛驚一場，９名陽性都是陰性，日本機場驗出台灣人有確診的案例，隔幾日做ｐｃｒ後，也都成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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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習慣的確診數，早就是每日觀察疫情的重要指標，並且已經心中建構出認知印象，如果不報確診數，改報陽性個案數，除了爆炸的數字更容易造成恐慌以外，更無助於民眾了解疫情的趨勢，因為我們不會從「改變的那一天」才開始學習了解，新發明的數字更跟以前的結果無從比較，更無關聯，套一句柯文哲常對陳佩琪說的，「缺乏對照組」，這才是「創造怪方法，把已經很恐慌的民眾弄得暈頭轉向」，甚至，「連基礎的認知權都被剝奪」，神父不太明白，柯糞們狂推柯文哲的言論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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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修正過去的數字，使其更加精準，符合現實，這種作法叫
「回填」（ｂａｃｋｆｉｌｌ），美國也有檢測時間與發布數據的時間落差問題，這發生在突然的爆發，導致檢驗爆量或通報延遲，他們可能放個假都會導致數據報減或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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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是在確診數外加增輔助的圖表或資料，或者是同時呈現以「報告日」計算與「採檢日」計算的數字，他們都是以確診數為基礎，增加更多的資訊，而如果像康乃狄克州那樣看採檢日，也是要等報告出來了才「回溯採檢日期」，沒有直接把確診數字或ｐｃｒ省略的，或者去更改確診數字的定義，由更不精準的數字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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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真的，你覺得菜很難吃，但不用鼓吹吃噴，這是兩碼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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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貼的ｐｃｒ採檢流程，根本沒有解釋任何事情，因為那就是一般承平時期的採檢流程，只是個廢話謬誤，他只解釋了「都是中央負責」，然而，那張圖直接省略了許多事，雖然都是中央控管，但是地方也參與其中，諸如醫院每日採檢，醫院將採檢資料鍵入通報系統，這些都是地方醫院要執行的工作，而地方衛生局也要處理案例的行政通報作業，之所以會造成積案嚴重的問題，確診個案未及上傳通報的資料的問題，是因為要處理台北市疫情爆發衍生的問題，而排擠掉這些中央交付的通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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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地方衛生局要進行疫調、匡列個案的分流、安置，各大醫院要處理疑似院內感染，進行全院大清查，甚至還得清空床位，光以台大而言，台大要負責雙北地區送來的篩檢個案，協助處理萬華群聚，然後卻爆發院內工務室確診，他們必須停下所有委託篩檢工作，開始採檢自己的院內人員，直到確認沒醫護確診，才開始進行採檢個案還有行政通報工作，光台大，就有數百例的確診個案，「校正回歸」，這很難去責怪基層人員，大量篩檢而造成爆量的案件，才是主因，這也是必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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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或者地方醫護，為了處理台北市的疫情，防堵破口，各種突發狀況，排擠了採檢和處理案例和通報的時間，柯文哲身為台北市長，明明是被協助的對象，也用到了醫護的人力，更是衛生局的長官，說白了，聯合醫院的院長是誰任命的？總不能你在那邊指揮院長規劃流程，開記者會宣布設置快篩站，而醫院要處理自身疑似院內感染問題，當這些排擠到了確診個案的通報，市長卻跳出來指責這都是中央管的，還發什麼謬論，指控指揮中心的數據不能反映真實狀況，要改規則，只要報快篩陽性數字就好，這般的不知好歹和愚蠢，也要有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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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疫情，關乎於台灣的疫情，是很難中央與地方一刀切的，地方要做及時的反應，中央要做整體的布局，也要做細部的應變，就怕有地方首長，看到「地方」兩字就開槍，患了被害妄想症，只想著開記者會的風光，標誌自己的功勞，明明是被幫助的對象，也是造成意外的因子之一，遇到問題，卻只想著要切割責任，把鍋都丟在對方身上，有功我享，有過你扛，快篩站的消息我發布就好，爆量的篩檢造成的積案，代價由你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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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的確應該一肩扛起，畢竟他是總指揮官，要負責各地防疫的責任，這是他的委屈，也是偉大之處，你可以不用一起承擔，你也沒那肩膀，但不用跟著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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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柯文哲一直強調台北市有快篩，ｐｃｒ採檢多了就不只兩天，需要特殊人員和機器，「為了公衛上的需要，使用便宜，不精確，快速的快篩其實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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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所以當人數多的時候，強制用ＰＣＲ做確診的人數，其實在公衛上不是很精確，可能要一個新的方法才能更精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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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說要用快篩陽性個案數，取代ＰＣＲ採檢確診數，快篩明明不精確，卻要取代精確的ＰＣＲ，成為公布數字，而ＰＣＲ延遲的原因，是因為台北疫情大爆發，所以造成一時短暫延遲現象，而這可以用校正回歸修正過去的數字，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修正過去數字，並不會妨礙今後公布的確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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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萬華的青草原快篩站卻要關了，這又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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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的目的，是要做即時的防堵，快速篩出疑似感染者，然後隔離，減少疫情散播，然後對於疑似感染者做立即的處理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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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感染嚴重的地區，快篩是必要的，但是是為了求取它的效用，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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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這裡多設置快篩站都來不及了，萬華人現在連看醫生都有困難，去快篩站排隊，又怕有群聚感染，當初就有人為了做篩檢跑到花蓮去，做完又回到萬華來，這顯示萬華快篩是不足的，而加強篩檢量能，可以避免民眾跨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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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邊喊萬華加油，一邊卻要關閉其中一處快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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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縣市都把去過萬華，當成一種染疫的足跡，而萬華人本身在萬華，卻不能當作可以快篩的證明，這樣的標準顯然並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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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快篩在染疫程度越重的地區，才有信度，應該沒有比萬華值得全面篩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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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侯友宜才那邊因為喊封城，結果造成搶買物資的人又爆發感染，這回，柯文哲又喊快篩陽性個案取代ＰＣＲ確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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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乞丐趕廟公，明明應該顧好的本業沒顧好，卻反過來指揮中央要怎麼做，套句台語說的，「家己揹金斗甕，還替人看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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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要指揮全台，地方指揮官要顧好地方，拿地方首長不懂的外行意見，要取代全台應該怎麼做的專業意見，這都只是在掩飾自己的無能和恐慌的轉移焦點而已，光用「快篩陽性個案取代ＰＣＲ確診數」這件事好了，或許在萬華是準確的，在台北卻是不準的；在台北可能是相對準確的，但如果把高雄、彰化、屏東，快篩陽性個案，都當成主要數據，這就是完全不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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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ＳＡＲＳ的例子表明，中央如果和地方不合作，破口就會不斷增加，受害的，只會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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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合作？就是減少口水，互相指責，還有，不要看到黑影就亂開槍，只為了讓對方難做人，只想著卸責和施壓，或者出一些不切實際的主意，那對地方根本沒有好處，這是在防疫，不是在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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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前陣子似乎有學會，現在尿性又跑了出來，還是老話一句，你把那些跟中央打嘴砲的時間用來防疫，過去，事情就不會變那麼糟，現在，你有時間在那邊說文解字，還不如真的落實防疫工作，如此，疫情才會轉好，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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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校友對於吳敦義副總統之期許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台中一中校友吳敦義年初與馬英九搭檔，贏得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大選，在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副總統。由於總統直選後的正副元首不是北部人（李登輝三芝人、呂秀蓮桃園人）、就是南部人（陳水扁台南人、蕭萬長嘉義人），吳敦義出身南投，當然讓長期被忽略的中部人有一些揚眉吐氣的感覺，特別是一中人。
我們都知道，台中一中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由台灣人自己所創設，因此，一中的學生來自全島，自始就有強烈的反殖民性格，不管是日本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對於外來政權一向是桀傲不馴、睥睨權貴。戰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期，一中人自發自動維持社會秩序、甚至於參與武力抗暴，不卑不亢，一直是我們後輩效法的對象。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走投無路，只好流亡台灣，移入中華民國機器。為了遂行間接統治，必須扶植一些台灣人當第一線的管理工具，然而，對於當地人的出身背景還是相當小心。中部地區因為在日治時代受到林獻堂所主導的文化協會啟蒙，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不願意讓二流的人統治，自然被視為必須戒慎小心的地區。
在過去，國民黨在台灣採取垂直分工的統治方式，自己保留中央政權的最高權力，地方上則交給代理人去管理。早期，我們還可以看到受過日本教育的仕紳，彼此相安無事；後來，由於越來越多的有為者不甘聽人使喚，卻頂多只能以無黨籍的身分突破重圍，眾人意興闌珊，地方政治人物多為派系中人，必須經過一番廝殺後才能雀屏中選，彷彿羅馬競技場的神鬼戰士，只有殺死自己人才能苟活。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能被國民黨起用到中央政府的台灣人，當然是必須經過反覆檢視，才能賦予重大的責任。在1920年代出生的邱創煥、及林洋港，都是蔣經國「吹台青」政策下的樣板，基層公教人員出身，經過中國式的科舉制度考驗，至少要在表面上呈現十足的臣服。只不過，台灣人命定只能當內政部長，前者雖有「關愛的眼神」，後者自許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再看年輕一代的張俊宏、以及許信良，都是政治系畢業的，年輕時代就誓願在國民黨體制內出人頭地。前者在大學唸書就講得一口標準的「國語」，可見深諳語言對於晉身的重要性，畢業後如願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後者從小就立志要當總統，獲得中山獎學金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還在國民黨的提名下當選省議員。兩人雙雙因為有志難伸、割席而去，終究還是加入黨外的陣營。
吳敦義既非地方派系中人、又非黨務或救國團系統起家，而是在大學時代以一篇〈台大人的十字架〉贏得注意而被蔣經國召見，從此平步青雲，由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高雄市長、立法委員、一路做到行政院長，甚至於還擔任過國民黨的秘書長、以及副主席，可以說黨政資歷完整。在藍營眾人卻戰的情況下，吳敦義簡直是老一輩的蘇俊賓，只差當年沒有電視扣應節目的洗禮。
台灣人的父母一向鼓勵子弟念醫科、理工、或是法商，除了說工作上比較有保障，畢竟軍公教沒有台灣人的份，只能撿人家剩下來的肉屑，其實，更深層的考慮，就是打從骨子不願意跟中華民國政府有任何瓜葛，當然反對小孩子在大學聯考填人文科系。吳敦義不知受誰影響，竟然投考台灣大學歷史系，算是異纇。不過，日後從政總能引經據典、出口成章，特別是擔任閣揆時接受質詢，算是選對志願了
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吳敦義當過台大「大學新聞社」社長，言論犀利，曾經還為文建議校長不要兼職；在那戒嚴的時代，已經可以看到敏感的政治嗅覺。進入中國時報當記者，主跑市政新聞、又當主筆寫社論，經過余紀忠的認證而選上台北市議員。通過第二關的考驗，空降回南投選縣長，兩度高票當選。不過，在1987年，信義鄉東埔村布農族因開發案而祖墳被掘，先人死無葬身之地，族人迄今無法諒解。
在前總統李登輝的賞識下，吳敦義南下擔任末代官派高雄市長，並在1994 年以高票贏得首任民選市長，不過，卻被在野黨以未履行政見而稱為「白賊義仔」；最後，因為「錄影帶風波」，在1998年以三千票連任飲恨。回首看來，高雄人雖然不計較吳敦義是外地人，然而，政壇一直盛傳市長心不在焉，不是意在北上入閣、就是參選省長，或許因此惹惱有意栽培他的李登輝。
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選，與李登輝有瑜亮情結的林洋港找郝柏村搭檔，以獨立參選人的名義獲得15%選票，幸好本土派喊出「棄彭保李」，讓李登輝過半獲勝，才有改革的正當性。然而，吳敦義當時以跟阿港伯的鄉誼，拒絕返回南投幫李登輝輔選，若即若離的態度，點滴在心頭，難怪被指控「人在曹營、心在漢」。只不過，何者為漢、何者為賊，演戲的人有自己的想法，立場不同的人看戲，也有南轅北轍的詮釋。
其實，吳敦義在1993年「透過很直接的傳遞方式」向李登輝請辭，並在媒體面前公開落淚，究竟是為了市政（高捷）、催票（直選）、還是以退為進（選省長），只有當事人知道了。另外，1990年在高雄舉辦的區運，吳敦義堅持聖火要傳到釣魚台，彷彿以國民黨保釣的正統傳人自居，與主張低調處理的總統李登輝看法有所分歧。再三交心表態，或許可以說明吳敦義為何最後會被馬英九欽點為副手。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吳敦義轉戰來到立法院，淋漓盡致發揮了「林洋港式」的口才，讓人覺得它真的是飽讀四書五經、通曉中國歷史。在馬英九政府上台後，最大的難題是閣員無力作政策辯護，因此，劉兆玄內閣因八八水災無感而下台，本土籍的吳敦義成為最佳的人選，不時在立法院賣力演出。吳院長的名言百出，譬如台獨白痴、海豚轉彎、無薪假得諾貝爾獎、以及粗話親切等，難怪惹得大新社的學弟寫了一封尖酸刻薄的「開除吳敦義公開聲明稿」，指控他在「面對他人批評時，只以河蟹的嘻笑回應，而不深切反省」。
在2011年，吳敦義提到李登輝，雖然「肯定李登輝對台灣民主貢獻」，卻不忘加上一句「我不會說那是個潔白無暇的年代」，暗示李登輝執政時期黑金猖狂，表示無法釋懷當年的心結。對於這樣的污名化，李登輝要大家「想想吳敦義的外號是甚麼」，而吳敦義也不甘示弱，回敬一句「幫我取這個外號的人已客死異鄉」，被馬英九總統譽為「悲天憫人」的形象不攻自破。
根據馬英九的說法，之所以看上吳敦義，是因為他的「學養俱佳，執行力、戰鬥力強」，應該是從立委的質詢（學養）、以及閣揆的詢答（戰鬥力）表現來看，特別是站在火線痛批在野黨。至於執行力如何，看法見仁見智。譬如他點名指名林務局對於「公地放租」成效不彰，指為「無能、敗家」，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被國民黨掌控的國會擱置十多年的『原住民族自區法』，他自豪對原住民族事務嫺熟，然而，在他的「對現況影響最小化」指示下，有所謂的立法「三不政策」，形同閹割原住民，讓人情何以堪。
雖然副總統只是備位元首，依照憲法的規定是「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以及「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然而，如果能獲得統的授權，也可以有所作為。先前，吳敦義對外表示，他會當馬總統的耳朵、作好本分，不會像呂秀蓮以深宮怨婦自居。大家還在觀察他要如何謹守本分之際，中方恭維「更上一層樓」，而他以「昨天不只更上一層樓，我從金海岸飯店，從一樓我走到六樓的，更上五層樓」回答記者，逞口舌之快的習性不改。
相較於廣結善緣的王金平，吳敦義當然知道，說好聽是自己不會拉幫結派，往另一方面想，其實就是孤鳥的身段，讓國民黨比較放心。相對之下，地方出身的廖了以，即使姿態在如何低，還是免不了要拉到中央就地看管，防他以地利人和出選升格後的台中市長，以免壞了全盤的接班大計。即使是滿清八旗權貴都有正黃、鑲黃之別，更何況歸順的漢人綠營？
其實，算命是民間習俗、好辯只是個性，只要能在重要關頭守住台灣人的立場，在台灣的歷史就會留下美名，更不用說台中一中的傑出校友。否則，即使像宜蘭人林毅夫被中國高官封爵，在世界銀行擔任高職，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