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考試還是先工作好？

星期六下午整理訊息，看到網友來訊詢問堅持考國家考試還是先工作好？我一直認為沒有標準答案，以下分享去年寫的舊文「回頭看我的坎坷落榜路」搭配舊圖，供參考：

在大學畢業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考律師、司法官等國家考試，只是想著研究所畢業後找份工作有飯吃就好。進了法研所後，幾位同學考上律師與司法官，那時不懂事，誤以為法律系畢業就是要考個律師或司法官，還誤以為考上後就有美好生活。於是，我決定開始準備考司律考試。

2007年第一次考司律考試落榜，由於落榜在意料之中，沒有很難過。2008年跑去高雄考，明明比去年更認真，卻差了更多分，加上產經研究所必修被當，是研究所求學的谷底。2009年入伍，抽單位籤，國防部二抽一，前面的人把籤抽走，我從國防部文書兵變成了542野戰砲兵，下單位後知道差一分落榜。原以為2008年是谷底，沒想到2009年是更深的谷底，好險剛下實戰單位根本沒時間悲傷，就這樣走出落榜陰霾。

2010年差不到一分落榜，大受打擊。但同一天，投第一個履歷也是第一個面試公司給我工作機會，雖然不能專心準備司律考試，但為了生計我就去工作了。幾個月後，另一家研究機構開出參與債務清理法與企業併購法修法的工作機會，我想，這是研究所所學破產法的最好機會，就投履歷面試，也錄取了。後來這份工作讓我有機會參與公司法修法與公平交易法相關研究計畫。

我有時會想，如果我當初繼續堅持準備司律國考，我現在會是怎樣的結果？當年收到工作錄取通知，該堅持繼續準備國考？還是抓住意外冒出來的機會？以後見之明來看，我選擇先去工作而放棄繼續準備，讓我充實更多非法律的專業，也接觸更多產官學研人士。

而對於律師，則是做了律師之後才發現和自己想像的不一樣。不少人以為考上律師後就賺大錢，以我觀察到的，在中小型事務所做受雇律師或許月薪比一般上班族高，但如果論年薪，身邊有不少進某汽車和金融業的年薪高了受僱律師許多。還有看過當年放棄考律師改做業務的，現在慶幸自己沒有繼續考律師。

更不要誤以為只有考上律師才能提供非訴訟的法律服務，現在不只很多會計師、記帳士、地政士提供法律服務，更多顧問也提供法律服務，不但不受律師法限制，收的還很可能比律師多。

如賴英照老師為拙著寫的推薦序：「事實上，不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對國考鍥而不捨，屢敗屢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們在追尋目標時，也需要接受更多的可能，走出自己的路。

既然講到國考，還是要打個書《早知道就這樣準備國考：P律師從落榜到上榜的考取秘訣》，博客來購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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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道就這樣準備國考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回頭看我的坎坷落榜路

在大學畢業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考律師、司法官等國家考試，只是想著研究所畢業後找份工作有飯吃就好。進了法研所後，幾位同學考上律師與司法官，那時不懂事，誤以為法律系畢業就是要考個律師或司法官，還誤以為考上後就有美好生活。於是，我決定開始準備考司律考試。

2007年第一次考司律考試落榜，由於落榜在意料之中，沒有很難過。2008年跑去高雄考，明明比去年更認真，卻差了更多分，加上產經研究所必修被當，是研究所求學的谷底。2009年入伍，抽單位籤，國防部二抽一，前面的人把籤抽走，我從國防部文書兵變成了542野戰砲兵，下單位後知道差一分落榜。原以為2008年是谷底，沒想到2009年是更深的谷底，好險剛下實戰單位根本沒時間悲傷，就這樣走出落榜陰霾。

2010年差不到一分落榜，大受打擊。但同一天，投第一個履歷也是第一個面試公司給我工作機會，雖然不能專心準備司律考試，但為了生計我就去工作了。幾個月後，另一家研究機構開出參與債務清理法與企業併購法修法的工作機會，我想，這是研究所所學破產法的最好機會，就投履歷面試，也錄取了。後來這份工作讓我有機會參與公司法修法與公平交易法相關研究計畫。

我有時會想，如果我當初繼續堅持準備司律國考，我現在會是怎樣的結果？當年收到工作錄取通知，該堅持繼續準備國考？還是抓住意外冒出來的機會？以後見之明來看，我選擇先去工作而放棄繼續準備，讓我充實更多非法律的專業，也接觸更多產官學研人士。

而對於律師，則是做了律師之後才發現和自己想像的不一樣。不少人以為考上律師後就賺大錢，以我觀察到的，在中小型事務所做律師或許月薪比一般上班族高，但如果論年薪，身邊有不少進某汽車和金融業的年薪高了受僱律師許多。還有看過當年放棄考律師改做業務的，現在慶幸自己沒有繼續考律師。

更不要誤以為只有考上律師才能提供非訴訟的法律服務，現在不只很多會計師、記帳士、地政士提供法律服務，更多顧問也提供法律服務，不但不受律師法限制，收的還很可能比律師多。

如賴英照老師為拙著寫的推薦序：「事實上，不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對國考鍥而不捨，屢敗屢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們在追尋目標時，也需要接受更多的可能，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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