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支酒值不值得收？－財訊第637期

四月份踏入某酒展的展場時，一列長長的人龍立時吸引了我的目光，驚訝的發現這條人龍並不是為了買票，而是－我走到人龍底端－為了排隊購買某支剛推出的威士忌。入場後我與朋友聊起了這個現象，剛好幾位已經拿到酒、正在整理背包的年輕人就在附近，忍不住開口相詢，為什麼對於一支剛剛發行、沒有人喝過、價錢又不算低的無年份酒那麼熱衷。

「因為過去的風味桶評價都不錯，數量又少」（超前部署嗎？）

「本來沒有預定要買，但提早來到現場，剛好看到可以排隊購買」（盲目跟風？）

「如果覺得好喝的話就留下來，不好喝就…找機會轉賣，應該會漲價吧」（投資理財？）

近日好奇加入了幾個臉書社團，而後，猶如打翻了潘朵拉的盒子，每天不斷的看到許多「這支酒值不值得收」或是「這支酒現值多少」的留言，很顯然，在威士忌大波段行情已經逐漸平緩時(我的個人觀點)，仍有許多酒友心理拉扯在收藏與投資之間。盡管我身為「酒是拿來喝的」基本教義派，但大概能了解值不值、收不收的疑問，因為酒友們時時計較於性價比，所以產生以下種種的理由：「沒喝過但聽說很讚，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好多人在搶，我是不是也要跟？」、「聽說要漲價了，先囤一些起來再說」、「據說會漲，可以買來等著漲價賣出」、「單桶、台灣獨賣、全國限量，不買就沒了」或「我買了第一版，是不是要繼續追下去？（我買了第三版，是不是要把前二版補齊？）」

拍賣市場上瘋狂飆高的價錢，如去年山崎五十五年的六百二十萬港元，基本上只是酒後閒談，與絕大部分酒友無關。剛剛現身市場、至今為止最高齡的八十年格蘭利威，或是一套六瓶上千萬的麥卡倫RED，也都不是升斗小民所能企及。但你我都知道，除非頂尖富豪，上述酒款不會有人開來喝，存在的目的只是投資獲利，但若論及收藏，基於不同的理由與契機，每個人都可侃侃而談。所以暫且先放下投資不管，就「值不值」的目的簡單分類如下：

一、 個人意義：最常見的莫過於個人或家人親友的生日年份，或是重要的紀念日或事件，又或者是大師簽名。許多人喜歡遇見大師時，請他在酒瓶上簽名，不過請注意，簽名後的酒並不會因大師光環而價格倍增，不如就安心收藏吧！

二、 品牌喜好：麥卡倫、百富、波摩、雲頂、山崎、余市…等，主要關乎個人風味喜好，也可能是潮流趨向或增值性，以及對個人具有特殊意義的品牌。我的某位好友刻意收藏百富，因為是他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啟蒙。

三、 桶型與喜好：許多人喜愛初填雪莉桶，也有許多人（如我）喜愛酒齡夠老的波本桶，重泥煤總會吸引一批逐臭之夫，各酒廠、品牌不同的過桶具有特殊性，而稀罕的日本水楢桶更是一瓶難求。

四、 系列：麥卡倫的系列品項最多、百富故事系列、帝亞吉歐年度原酒甄選、高原騎士北歐神話...，市場上不乏以系列方式裝出的酒款，但通常不在同一時間出現，也不會公告何時終止，所以收集起來最是耗神，不知何年何月才收得齊全。

五、 第一版：定時定期推出的酒款，如果酒標上註明第X版，那麼第一版永遠最吸引人，其增質性當然也最高，山崎五十年第一版的拍賣價是第三版的兩倍。

六、 絕版：關廠的酒廠如波特艾倫、布朗拉、羅斯班克、輕井澤、羽生等，或是早年的裝瓶如雲頂的本地大麥、雅柏單桶、拉弗格小紅標，因為喝一瓶少一瓶，成為酒友到處尋覓的對象。

從以上的收藏理由讀者們應該注意到，「收藏」與「投資」時常糾纏不清，也是酒友猶豫著該不該下手的主因。的確，口袋不深、收藏不豐的我，主要都依據喜好來買酒，早年聽從前輩們一次至少買兩支的教誨，一支當然要開來喝，另外一支就成為收藏，可能未來開來喝，也可用來交換或轉賣。只不過某些當年以「喝」為目的的收藏，今日居然搖身一變成為珍稀，雖然十多年來幾乎都喝光了，少數未開瓶的酒價格漲到開不下手，真的不愛時，轉賣不失為存放空間不足的解決方案。

說到底，「值不值」牽涉了個人價值觀，不該問人，永遠該自問收藏的理由，不過也永遠要將經濟/家庭因素考慮進去，收藏收到經濟拮据或家庭失和就完全不值了。

Amber Lin真的很強勁，從國際舞台到當初民主運動研判到馬丁的成長歷程，從未看過寫李柱銘寫得那麼立體與精彩的訪問，很值得一看。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inte…

// 418讓李柱銘回到過往馳騁的國際戰線。我和他祕書約定好越洋採訪的那天，他只睡3小時，6點起來一路接受各國媒體輪番轟炸。相較於Facebook的安靜，Twitter上充斥著「MartinLee」的各種受訪影片、報導，西方政要或人權工作者紛紛貼出與他的合照，他在英文世界的重要性和關注度遠勝於中文世界。

電話那頭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幕僚表明，總統看到他在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投書，支持美國給中國WTO會員和「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前身是永久最惠國待遇）。投書裡，李柱銘主張西方應讓中國加入世界體系，並表示願意幫柯林頓遊說強勢反對的眾議院，當時主導的是現任眾議院民主黨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也是李柱銘的好友。

李柱銘隨後在5月的白宮遊說之行相當順利。他對堅持每年審查以確保中國人權情況的裴洛西說，拒中國於千里之外不能解決問題，促使中國進步最好的方式，是以貿易協定的經濟誘因，鼓勵中國遵守國際協議，進而尊重法治和人權。

隔天他見到柯林頓說出一樣理由，但也特別對這位後來被揭露與北京關係密切的熊貓派總統耳提面命──美國務必要嚴格監督中國如實遵守每個條款，因爲這個法案會讓他得到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其一是他的努力讓中國學會尊重法治和人權；或者是他的努力延長了一個獨裁政權（Prolonging the reign of tyrants）。

「我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但週末我有時間，我們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訪談，我可以回答任何妳想問的問題。」李柱銘很久沒有在前線打仗，他渴望再次為香港貢獻──幾年前他已將國際戰線交棒給黃之鋒、羅冠聰等年輕人，他們很快銜接起李柱銘在西方政界的豐厚人脈，穿梭在歐美國會、國際研討會及國際媒體，青出於藍勝於藍──這種世代綿延沒有斷裂的傳承，在台港民主運動的長河中特別清晰。

「當時我認為中國需要被鼓勵，應該給他們機會學習，我也對柯林頓總統做出警告。不幸的是，後來美國沒有嚴格監督中國，他們覺得讓中國有錢了，中產階級發展起來，中國就能民主了，」李柱銘話鋒一轉，「其實那時即使Nancy贏了，中國也只是晚幾年進WTO。就算看到令我害怕的結果，但我還是希望試試看。」而他內心更深的盼望是，當中國學會遵守國際協議，也會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但李柱銘不認為自己是「民主回歸派」。「我不是贊成民主回歸，我是沒有選擇，接受了一國兩制，」他一再強調。

和被尊稱為「華叔」的已逝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以及飽讀中國文學詩詞、景仰中國民運人士，寄望中國民主更甚於香港的長毛相比，李柱銘的「中國性」（Chineseness）其實頗為淡薄。他的風範更接近英國的保守中產階級仕紳，而非中國文人士大夫。

他從不是嚴厲批判英國的解殖主義者，甚至1980年代中英談判時，香港人無份參與，李柱銘和同伴寫長信提議，北京以主權換治權，香港回歸後繼續把港島、九龍、新界租給英國經營，確保不會有制度銜接問題而永保繁榮。

1970到1980年代主管港澳移交及中英談判的主要代表人、1990年代的港澳辦主任及起草委員會祕書魯平也很尊重他的意見，攻防過程很多交鋒但他還是能找到突破空間。甚至，李柱銘還成功說服本應從倫敦搬到北京的終審法院，直接搬到香港。

在講求制度的民主法治世界，騎士手上的武具和精湛的技藝，足以在追求榮譽的比武中贏得勝利。當年李柱銘和英國人打交道時，用的是法治與價值，講求的是專業、節制和體面。

但他和香港民主派面對的，是當年幾乎被蔣介石剿滅，幾千里長征到延安的黃土高原窯洞中，靠著周旋於共產國際、蘇聯、西方社會的靈活統一戰線術存活下來，最終再打敗國民黨的強韌政黨，更別說現在是最大、最富有、最高科技的專制強權──對不講求體面的競技者而言，當眾撕毀兩紙合約並非難事。

「我當時反問，妳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要獨立嗎？當時如果要獨立就得革命，但英國不會支持，中國只會更早派軍隊接管，國際社會誰幫你，這樣會比較好嗎？」女孩沒說話。他接著對女孩說，當時如果不接受一國兩制，除了離開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你們要革命，可以自己做，不要怪我們，但你也知道有什麼代價。

而2019年，香港就爆發了時代革命，香港年輕人轟轟烈烈付出代價。

李柱銘認為北京一再打破承諾，所以他可理解年輕人的暴力抗爭，但他不贊成，因為沒有效。這位就事論事、優秀的法律人，似乎一輩子都未能參透政治──無數次徒勞的抵抗，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可以昇華一個群體。共同體的苦難會被世代傳頌，民主之火得以生生不熄。

雖然總是穿梭殿堂備受尊崇，這個命運之人曾有機會離開，卻選擇留下。而和許多老一輩泛民不同，他對年輕人關於前途自決的討論態度開放。

「我不贊成獨立，但前途自決為何不能討論？這是言論自由。年輕人有自己想法，也可能犯錯，但我們也會。我支持他們以小程度的武力（small degree of force）施壓成功撤回送中條例，而他們也贏得全世界人的心。只有歷史能證明對錯，重點是他們能獨立思考，我永遠為年輕人辯護。」

李柱銘至今都相信只要北京願意放手不干預，給香港該有的普選，一切都可以很好。只是這一切美好的想望可以成真嗎？

長毛以共產黨慣用的「敵我矛盾」分析，他認為，期望北京轉變心態幾乎是緣木求魚，零和遊戲才是北京最大利益，他對香港前途非常悲觀。長毛依舊深信「民主回歸論」──台港命運都不可能和中國脫鉤，只要中國不結束一黨專政，台灣不可能維持現狀，而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一國兩制。

但李柱銘卻不這麼認為。「這是寫在《基本法》的承諾，為什麼香港要等待中國民主才能民主？」他說，「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自私，我也希望中國能有民主，這是生而為人都該要有的權利，但我不會強迫北京給內地民主。只是共產黨應該要有自信，結束一黨專政對大家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