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財務自由嗎，聰明投資的你一定要知道】

簡單說，不僅要注意波段漲幅，

還有該檔股票的「流動性」，

因為賺到錢的前提，就是「要跑的掉」。

但是，證交所有時會把某些股票「關緊閉」，不讓大家交易。讓急著抽身的人，只能像熱鍋上的螞蟻。

證交所到底憑什麼？

不想血本無歸，又該注意什麼？

＊本專欄「法白商感情」，每週一、四更新。星期一：財法名詞小學堂，星期四：分享創業、經營與投資相關法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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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吵感情愈好嗎？不見得！但衝突是真正理解對方、改變關係的起點】

(((疫情效應之一：家人彼此厭惡？)))

疫情期間，不少家長私訊給我說家裡的衝突變得很多，除了親子之間，更有天天絕對不連戲、卻沒完結篇的手足衝突，有些連夫妻之間也怒目相對，床頭吵、但床尾也和不了，相看兩厭。

家人之間二十四小時被迫黏在一起，到底是親密的「靠」在一起，還是痛苦地「銬」在一起？相信有不少家庭這一陣子已暗潮洶湧、一觸即發，或是早已煙硝處處、千瘡百孔。

「疫後大未來」作者Scott Galloway精準說到疫情期間全球家庭的兩個共同點：

•開始厭惡配偶
•開始厭惡子女(或是子女更厭惡父母)。

在台灣疫情再度爆發時，一位在美國經歷了一年多封閉生活的同學跟我說，令她非常驚訝的是，不少只羨鴛鴦不羨仙的佳偶經歷了這一年多之後竟變成怨偶，還有人以離婚收場。

另外，則是青少年把自己封閉，爸媽看不慣他們，他們也完全不把爸媽放在眼裡，防疫禁令如同關禁閉，親子關係比室友還疏離。沉溺在數位世紀的青少年則有愈來愈高比例的憂鬱傾向。

(((從小一路吵到大的娘家，是我最能自在展現自己的所在)))

說到家庭衝突，我想到了我的國中生物課，其中有一章是講基因配對，有個重點是關於血型的配對。

我記得老師說，若爸媽都是O型，那麼，配出來的孩子就全部都是O型，風趣的生物老師還順便說了血型與個性的關係，最後，她居然下了一個結論：

「如果你們全家都是O型，那你家可熱鬧了，肯定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當時這段課程我上得可認真了，因為當下覺得老師已不是生物老師，而是個半仙，真說準了我家的狀況。老師還問：「有沒有人全家人都O型的啊？」我就傻傻地舉了手，老師報以神秘又同情的一笑。

我娘家共六人，爸媽再加上四個女兒，果真如生物老師的神機妙算，真的三天就有小拌嘴、一週內絕對來個大震盪。

通常一開始只有兩個人吵架，但因為O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雞婆天性，一定演變成四個人吵；最後，六個人全都會跳下海，變成全家大亂鬥，驚濤駭浪、雞飛狗跳，正是我娘家的寫照。

當時我驚訝地看著生物老師，點頭如搗蒜。

可是奇怪得很，一晃眼，快半個世紀過去了，從小一路吵到大的不平靜娘家，如今，卻是全宇宙中，讓我感覺最自在、最肆無忌憚的無偽全真所在。

幾個姊妹感情至真至深至切，濃得化不開的相互依存感，讓年過半百的我開始不大敢想像姊妹們終究會老去的未來。

娘家姊妹的Line時刻叮叮咚咚，一點芝麻豆大的事隨時貼、隨便貼、隨時嘻笑怒罵、感時傷懷、喳呼喳呼沒完沒了，一如小時候天天耍寶逗笑或吵鬧不休，只是，到如今，姊妹只耍寶、訴心曲，少了拌嘴與吵架。

而更奇快的是，從小在沒有教養技巧可言的打罵教育中長大的我們，如今卻是朋友眼中最孝順團結的家庭。老媽幾乎受到皇太后級的高級照護與孝順回報。

我就在想，為什麼一個從小吵到天翻地覆、全家人都伶牙俐齒、吵起架毫不留情的家庭，最後卻最具支持力量、最溫暖照人、最能讓每個成員無須偽裝展現真性情？

我是一個親子作家，但是，我自己也有栽在親子問題上受傷難過的時刻，這些時刻，我的姊姊們才不會在乎我是不是個專寫親子議題、道貌岸然的傢伙。

在她們眼中，我不過就是一個心不平靜、需要倒倒垃圾、抓抓浮木的平凡小妹，她們為一個別人稱呼為「老師」、「親子作家」的家人獻上毫不保留的及時救援。

(((不是愈吵感情愈好，而是愈吵愈懂自己與對方)))

難道，感情真的愈吵愈好？不！從小根本沒機會被教導好好傾聽、好好溝通與對話的我們，往往只會破口大罵、甚至演上全武行。

只不過，年齡增長的我們，馬齒並沒有徒長，各自也修持了幾十年，總歸有點長進，終歸學會了好好溝通的技巧。

但我真正想表達的是，對照一些寧可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疏離也不願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家庭，我的感悟是：因為願意吵架，所以我們愈吵愈懂對方，最後吵成了彼此肚子裡的蛔蟲。

我們非常明瞭解彼此的個性與特質，對方的困境、限制、擔憂、苦楚與需求，一切盡在不言中。

因此，一起長大、一起變老，早就懂得繞過對方的雷、避掉對方的痛點，最後磨成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最佳應援團。

我們姊妹之間連哭點笑點都不必點通，一個眼神、幾個字、一個動作，就能引發連鎖反應，笑出眼淚、哭成花臉。

在這裡我必須鄭重表明，我不是鼓勵吵架。吵架，很不好，代表彼此還沒學會更好的溝通對話技巧，但暗藏於其中有個值得鼓勵的動機，那就是因為在乎彼此，所以很想把話講清楚，有個心想把死結打開來。

我跟所有私訊我的家長說，家有青少年的家庭，千萬別用無菌高標準來衡量親子關係，因為此時期幾乎很難避開爭吵。

因為，孩子在短時間之內迅速變化，大多數的爸媽來不及適應與改變對應之道；而孩子也尚未具備完全獨立自我負責的能力，卻又力斥父母的監督與介入。這種充斥著矛盾的不平衡狀態，本來就處處埋藏地雷，沒有人可以完全不踩到。

我姑且稱此時期的親子爭吵為「激烈溝通」吧，乃是因為，我覺得其中至少也蘊藏著在乎彼此、想表達關心、想相互了解、想把心結打開的良善美意。

(((避免衝突、繞過問題，最後會累積成「衝突債」)))

在「良性衝突」(平安叢書出版)這本書裡，我很認同一個概念，那就是「衝突債」。

作者Liane Davey是組織心理學博士，他認為「每個組織都無法避免衝突、也都需要衝突，但是人們傾向避免衝突、或避免表達不同意見，以規避問題所在，最後就會形成『衝突債』。」

我們大多數人從小就被教導衝突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習慣繞過問題，而非去穿越它們，但是作者說：「衝突是組織的基本要素」、「爭議性的問題必須解決才能繼續往前推動」。

若是問題一直沒有被提出來討論、讓彼此確認界限，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問題與對立就變成一種固定的存在，各自將在自己的玻璃罩下保持慣性且疏離、沒有溫度的關係。這絕對悖離人類合作的群性本質。

一個正常的家庭絕對會產生各種不同意見的擦撞，因為每個成員都有不同的個性與生活經驗、價值觀與解讀方式都不同，因此，夫妻意見相左、兩代衝突、手足爭吵，絕對不是「和諧」的相反詞，「正是通往真正深層理解與達到動態和諧的必要過程」。

累績過多懸而未決的內心疙瘩、維持脆弱的表面和諧，整個組織勢必在某一天爆發慘痛的代價：互不信任、彼此猜忌、淡漠疏離、不在乎彼此、無法相互支持照應，最後注定是分道揚鑣的平行線。

我省察到的是：我們姊妹若從小到大從不敢有衝突，或沒有勇氣表述自我，就絕對無法因撞擊而帶來彼此的覺知，因而去理解到對方的底線與痛點、在乎與不在乎。這將少掉了刺激自我省思、學習分清人我界線的機會。

良性的衝突，是一種「破壞性創新」，它像一座充滿礦產的危險高山，裡頭蘊藏著豐富的資源，如果願意好好挖掘資源，我們將學會看清對方的脆弱敏感，也能一次又一次讓我們更精準地預測對方的反應，避免挑釁對方的罩門，而隨著成熟度增長、隨著接觸到愈來愈多有效溝通的好工具，我們終將學會如何「好好的吵架」，甚或，平和有效的溝通。

人若非天生特具慧根，多數凡夫俗子勢必都得經歷一次次的良性衝突，才能提升對人際互動的敏感度，也才可能學會帶著覺知關照自己的表達方式。

但人們都討厭衝突，因為衝突帶來心裡的不平靜、關係的暫時斷線，但我告訴來信的家長們，當有一天連衝突都嫌煩、都懶的時候，那就是哀莫大於心死，代表連最基本的「在乎」都已消失。

(((衝突隱藏著豐富的資源，是自我靈性與群性最快速提升的機會)))

所以，請不要對「衝突」抱著這麼大的畏懼與懊惱，它的背後埋藏著豐富的資源，每一次衝突，請好好抓準這些資源，每個人將會對自己、對別人產生更深的覺知，這是讓自我靈性與群性獲得最快速提升的大好機會。

如今，若是家裡發生任何衝突，我已學會先觀照自己的情緒，然後，想一想，這個衝突裡面，我如何能讓對方感受到我的心情、想法、界線與原則？而又如何讓對方知道我之所以有這些想法的原因？

我是否真的能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到他的處境、他當下的心情、以及他背後隱藏的錯綜複雜的爆發源？我能展望到這次衝突帶來彼此更深的覺知與一起成長嗎？

這才發現，唯有經歷過意見相左、唯有願意如實表達內心的想法，才有機會成為關係親暱長遠、且值得信靠的真正家人。

任何一方若不斷隱忍、息事寧人，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但最後可能造就出一個只懂自己、甚至只能利己而學不會善解、利他的巨嬰。

因為沒有任何浪潮打擊到對方的背脊，沒機會刺激到對方的鏡像神經及深層的心智系統。

這就是為什麼過度隱忍的父母可能養出無法感知別人痛處的自私孩子，但也可能剛好相反，因為這無疑的是一個錯誤的示範，也就是教導孩子，即使不公不義，也絕對不要站出來「用愛心說誠實話」、學習去爭取該有的權益。

規避問題的父母，很可能為子女示範息事寧人、維持脆弱而疏離的和諧，「因為衝突不被允許，你從未學會如何與人進行開誠布公、善意或有效益的衝突。」

我想說的是，沒有家庭是零衝突的，這不是要安慰所有疫情中有衝突的家庭，因為，我深切體驗到，衝突，不見得只會造成傷害，破壞裡隱含著「創造性資源」，且絕對遠遠多於「僅止於表面的平靜無波」，畢竟，有適度力道的浪頭，才能衝擊到石頭，石頭才有機會改變位置。

(((衝突帶來的痛苦，逼使我們學習更有效、締造雙贏的溝通技巧)))

當然，這裡所說的良性衝突絕非口無遮攔、無休止的大吵大鬧，而是，當難以避免義正嚴詞的「積極溝通」時，請絕對不要只有自責與自愧，在情緒過於激動時停下來、各自分開的那一刻開始，很可能就是開始挖掘資源且創造覺知的起始點。

於是，爸媽因而體會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在快速改變，開始學著思考如何運用智慧來和青春期的孩子相處，如何拿捏介入與監督的分寸，如何締造孩子感受到被相信的正向氛圍。

而這些看似氣氛搞砸弄僵的一次次激烈溝通，似乎撕裂了親子的情感，但是，隨著孩子不斷長大、隨著離家、隨著必須體驗獨自扛起責任的每個新階段降臨，孩子都會在回溯這些衝突中更加體貼到父母一路來的辛苦與無私。

這些效應，不可能發生在當下，但是，每一次的良性衝突，都有可能刺激到孩子去體認到父母的焦慮、難處與無條件的初心。

當然，學習避開引發恨意的溝通技巧，是另一個課題，但是，不斷衝突所帶來的痛苦，痛苦又引發衝突的無限循環，很可能就演變成一股最強勁的動力，逼使我們不得不去學習更有效、締造雙贏的對話與溝通方式。

所以，帶著覺知來看待衝突，就是引發改變的創造起點。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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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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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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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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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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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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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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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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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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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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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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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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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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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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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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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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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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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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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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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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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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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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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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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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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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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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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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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