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動物都活過來了】

昨天看到一則新聞，政府宣布全國防疫三級警戒，台北市立動物園暫時關閉，結果動物們全都跑出來曬太陽。

連一向害怕人群的雲豹也緩步走向沒有遊客駐足的玻璃窗前趴著，目光炯炯，精神抖擻。

動物園方表示，少了遊客干擾，生性敏感的草食動物們放下戒心，悠閒到活動場中央活動筋骨；大河馬愜意將屁股坐在水池底，舒服地泡水消暑。

這則新聞讓我突然有感而發，淺談一下早先自媒體們吵得如火如荼的「環保」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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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提倡環境保育，我經常會見到各大報導或 KOL 要求眾人不可以對動物「做些什麼」，像是不准開冷氣、不准吃肉、不准去某字母水族館玩等等。

然而，正是上述種種看起來「很複雜的規矩」，反使某些對環境意識原本就不怎麼高昂的群眾徒生反感，心想倘若搞環保還要奉行這麼多規矩，我才不想把人生活得這麼累咧！

環保人士各個立意良善，可一味治標的結果，倒意外形成老子《道德經》中所述的「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意即越多禁忌規矩，就越多人想要破壞，又或者根本記不清楚要遵守什麼，結果變得更混亂，最後索性就不遵守了。

環境教育和人生一樣，都是需要化繁為簡的。（這什麼雞湯話）

想和大家分享我前陣子看的紀錄片《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The Year Earth Changed），這部作品就是驗證了我的觀點：

如果你想珍惜動物，請先捨棄一切條條框框，從一個超級簡單的「心念」開始做起。

這心念僅有三個字：不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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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是 Apple TV+ 原創節目，特別選在「世界地球日」推出，已經上線很久了。

製作團隊從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始的 4 月開始起跑，和全球超過 160 個團體與研究組織合作、取得他們從未公開過的學術報告，並且和各地攝影團隊遠端配合，用無人機在超過 30 個城市進行空拍。

片中以實際數據搭配真實畫面，讓觀眾見到在疫情肆虐下，「少了人類干擾」的五大洲動物們，他們竟悄悄復甦起來、各個生龍活虎。

紀錄片找來知名自然歷史學家 #大衛艾登堡 配音，他是英國女王的摯友、是英國有「國寶」之稱的 BBC 金牌廣播製作人。

連大衛艾登堡看完這部紀錄片都驚嘆：「當我看見企鵝竟然在馬路上行走、鯨魚以新的碰頭方式溝通，竟然讓我得到從未有過的療癒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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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見到，因爲封城隔離的緣故，很少人跑去海灘，母海龜終於能在不受打擾的環境下產卵，海龜們願意走出來讓龜殼曬曬太陽，死亡率大幅減少。

沒有觀光客搶拍照的獵豹，牠們總算可以在捕獲獵物後，輕聲叫喚幼豹來享用。

鯨魚們在沒有郵輪干擾後，牠們獨享海域、擁有更頻繁的交談，還發展出新的溝通方式；還有水豚，牠們竟大方出沒在南美洲郊區進行繁衍。

至於黑腳企鵝，平常白天海邊人潮太多，牠們只敢在晚上捕魚，小企鵝一天通常只吃一餐晚餐。

現在海邊人變少，沒什麼人衝浪跟潛水，企鵝爸媽就可以白天跟晚上出門兩次，小企鵝一天能吃上兩到三餐，存活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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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景點奈良公園及東大寺，每年有多達 1,300 萬遊客到訪。

疫情發生後，許多日媒都指出奈良小鹿「沒東西吃」、各個變得瘦削，但是《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所呈現的畫面卻沒有如此蒼白。

真相是，只要人類不要忙著干涉，生命會自尋出路。

片中見到，當小鹿們沒有仙貝可討食，牠們遂展開群體遷徙，儲存在基因裡的原始本能帶著牠們走了 2.5 公里回到古早覓食的地點。

從被動化為主動，奈良鹿回歸自然生存法則，牠們肌肉變得結實，毛色因曝曬在陽光下而變得透亮、健康度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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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紀錄片讓我不只驚訝生態轉變，更覺悟到人類的自以為是。

我們常常自認對動物友善，誤解所謂的「不打擾」就是「靜靜旁觀」與「不要獵捕」就好。

殊不知，我們登山健行所發出的聲響、潛水踢打時產生的波動，全部都在影響著動物們的情緒、繼而影響他們的生活作息。

正因感受到沒有人類的影響、動物們繁殖力增強，片中部分動保團體不再想著「增加規矩」，而是開始思考想「減少」郵輪交通、規劃潛水與登山人數的數量、每年關閉沙灘數日。

這才明白，試圖和野生動物共生的方式，不過就是「別吵他們」，只要懷抱著這項前提去思考，你自然就會做出保育環境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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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話說回來，要做到不能登山、不能衝浪、不能潛水未免強人所難，因此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在從事這些活動時若看到小動物，就盡量主動和他們保持距離吧。

台北市立動物園的新聞出來後，看到底下有網友說可以考慮動物園也來個「週休二日」，讓動物們可以稍微休息。

恩，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曾去動物園參觀，就常常看到雲豹、石虎都在籠子後方繞圈圈，乍看挺像人群恐懼症，看得有些不忍心，最後和朋友速速離開。

Taipei Zoo 臺北市立動物園

昨日交通委員會質詢-針對「振興疫後旅遊暨發展國內觀光－就推動旅遊泡泡、臺灣小鎮漫遊及主題旅遊年執行之現況與後續規劃」進行質詢

#善用我國海島優勢發展海洋觀光
臺灣與日本沖繩同樣位於太平洋左岸之黒潮經濟圈，兩者距離接近文化相近，有優勢共同發展，為促進臺灣東部地區的區域發展，過去航港局積極推動「太平洋左岸經濟圈發展」，期藉此帶動雙邊之觀光、農特產品、民生物資等經貿交流，透過海運客貨航線將宜蘭、花蓮、臺東與日本與那國町、石垣島、沖繩等地區之產業及觀光鏈結，強化產業發展技術與能量，拓展品牌與通路。

#政府規劃藍色公路十年綜合發展計畫，宜蘭優美海岸線未整體納入？

台灣是海洋國家，海洋領土面積是陸地的3倍，航運是台灣對外連結古老的方式，交通部提出「藍色公路十年整體發展規劃」，從「航」、「港」、「船」、「遊」、「貨」五大面向，擬定短、中、長期計畫。未來10年，政府將結合民間資金投入500億元，從2021到2030年間推動，希望打造世界級藍色公路，讓航運環境、產業、服務再升級，目前藍色公路計畫已陳報行政院，希望新任部長遵循過去林部長構思進行。

#活化蘇澳港土地，增加營收也帶動繁榮，蘇澳港觀光遊憩商業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蘇澳港目前尚有約18公頃土地(含觀光遊憩商業區約10公頃土地)可供招商進駐，台灣港務公司刻正積極探詢相關產業投資意願，期能活化土地，增加營收，帶動繁榮。請王部長督促航港局儘速提出計畫。

#主題旅遊年推動可快速感受主題變化，但無法持續性推動的策略，真能顯現經濟效益？
觀光業者提到，每年一個主題觀光年立意甚佳，但是執行暨推動效率不彰？！每年的主題年發包廠商後，都是接近第2季甚或第3季才開始執行，執行到該年底，主題年尬然而止，講究數字而非長遠規畫，讓主題年無法延展；明顯是無法達到持續性推動的觀光策略？
因此我建議執行至少應是1年加上3年共計4年，例如2021年自行車主題年，就應該2020年發包相關專案，今年就開始運作執行，累績執行一年成果後，持續行銷推廣，讓國內外遊客都能親自體會到主題年的精彩，進而彰顯經濟效益。

//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