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連網路側翼都陌生的國家 - 索馬利蘭 】
　

索馬利蘭（Somaliland）。一個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全台灣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國家」，突然變成網路上熱搜點。
　
有些人自稱聽過這個國家，但旋即被打臉「不是海盜的那個啦，有海盜的是索馬利亞（Somalia）」。但其實Somalia與Somaliland究竟是不是同一個國家，坦白說是一個在國際法上至今仍沒有正確唯一解答的問題，因為國際法上並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authority），可以決定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如同台灣的邦交國數目。每當我演講時被問到這個大哉問：究竟台灣要有多少個邦交國才夠？其實也沒有答案。28個邦交國跟15個邦交國，差別在哪？如果有天剩下一個邦交國或出現乍聽之下很可怕的「零邦交國」，會怎麼辦？你問我內心的真正答案，我會說：其實不會有短期內立即的影響。
　
索馬利蘭是不是一個國家？跟台灣類似，它有軍隊，有警察，有貨幣，有個相較還不差的政府，有海關，有民主選舉，也有護照（但承認的國家不多，所以為了出國便利，索馬利蘭國民也可以有索馬利亞的護照）。
　
硬要說，護照這一點，跟台灣的差異性最大。台灣的護照非常好用，而且我們不能同時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索馬利蘭跟台灣相同，都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它雖然跟少數國家維持官方互動或稱所謂的外交關係，但它沒有任何邦交國。別忘了，台灣到目前為止可是有十五個邦交國。而索馬利蘭跟台灣，都是「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會員，台灣是1991年由台灣民主基金會身份加入，而索馬利蘭是在2004年由該國政府加入。
　
說了以上這些，大家可能會好奇：那為何索馬利蘭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
　
索馬利蘭的困境，跟台灣很不一樣。
　
台灣是因為中國的反對，而中國非常的強大。
　
而索馬利蘭的經濟甚至比索馬利亞好，而前者不被承認為一個國家的原因是因為「冷漠」。
　
誰冷漠？非洲國家冷漠，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冷漠，沒有太多人在意「索馬利蘭是不是一個國家」這件事。就連索馬利蘭國內，都有人認為應該要跟索馬利亞統一。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的立場，也不樂見非洲境內各國疆界變動。如果原先屬於索馬利亞境內的索馬利蘭真的獨立了，會不會引起境內其他分離主義區域的「巴爾幹化」，這個考慮導致了非洲各國對讓索馬利蘭獨立這件事興致缺缺。
　
台灣要發展跟索馬利蘭的關係，其實有許多挑戰。
　
第一，包括外交部在內，全台灣的人對索馬利蘭這個回教國家大概都非常陌生。
　
這也出現了有趣的現象，網路上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小英政府的各類臉書粉專，對於這個議題都異常沈默，因為太陌生了，所以連發文的角度一時半刻都不知如何拿捏。
　
第二，台灣目前有十五個邦交國，每一個邦交國除了台灣之外，都各自有數十個甚至百餘個邦交國，這些邦交國必須在台灣跟中國之間擇一建交。
　
依照台灣跟索馬利蘭互設官方代表處的跡象來看，下一步未嘗不會走向建交。但建交的意義是什麼？
　
台灣成為索馬利蘭的第一個邦交國，索馬利蘭成為台灣第一個「原本零邦交國」的邦交國。
　
這對台灣而言，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其實值得討論。
　
台灣部分媒體報導稱為「外交突破」，但通篇報導也寫不出來究竟突破在哪，最大的原因正是索馬利蘭尷尬的國格地位（statehood）。
　
第三，既然台灣政府投入資源與索馬利蘭發展外交關係，我認為也不見得是壞事。
　
但館舍要錢，官邸要錢，預計四名駐外人員（含代表及三名館員）的人事費（我評估應該會列為D區，地區加給應為四千美元以上，也就是說最菜的三等秘書每個月可能領到將近一萬美元薪水），業務費，交際費，交通費等，全部都是政府資源（以上還不含可觀的機密預算），都是台灣國民辛苦的納稅錢。
　
既然投入了資源，那我們預期要什麼回來？政府機關最近很流行KPI機制，那跟索馬利蘭發展外交關係的KPI是什麼？這一點，我認為外交部也需要適度跟國會報告，讓人民了解。
　
以台灣邦交國而言，這些友邦對台灣最主要的協助之一，就是在台灣的國際組織參與上幫推一把。例如每年九月份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這些友邦的常任駐聯合國代表會替台灣執言或致函。這幾年台灣民間很關注的每年五月份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大會（WHA），也是類似機制，我們仰賴友邦跟非友邦國家幫我們執言或致函。
　
那這些事情，索馬利蘭政府能幫上台灣嗎？
　
似乎很難。因為它自己並不是聯合國會員國，自身難保，怎麼幫台灣呢？
　
講白了，索馬利蘭是個比台灣在國際上更「邊緣」數倍的「國家」。
　
那可以有其他的KPI嘛？例如經貿交流？軍事合作？不確定。這也是政府需要跟人民解釋的。其實只要給個說法，相信多數人民都會支持。
　
最後，我想提一點我的個人建議。
　
台灣現在只有一個非洲邦交國（史瓦帝尼），而全世界都知道中國近幾十年來在非洲的著力很深，尤其是花了許多資源在非洲聯盟的經營上。非洲聯盟的總部在衣索比亞Addis Ababa，正緊鄰索馬利蘭。如果外交部進攻「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與索馬利蘭發展外交關係，是為了重整在非洲的外交戰略，我個人相當贊成，但也務必要投入足夠人力跟資源，否則只是淪為一個無關痛癢的D區館處。
　
依照中央社的報導，目前外交部預計在此處配置四人，也就是一名代表加上三名館員，我個人認為這個人力配置有往上調整的必要。例如，我過去曾派駐帛琉，在一萬多人的島國上，大使館人力配置原本五人，後來調整為六人。索馬利蘭人口將近四百萬，面積數倍於台灣，而且台灣目前在非洲僅有四個館處，其中三個位於南部非洲（史瓦帝尼及南非），一個位於西非（奈及利亞），如果在索馬利蘭配置五人，屆時該如何掌握整個廣大東部非洲的政情？甚至也許可以試著考慮，如果政府真有心重整對非洲外交戰略，也不一定非得指派資深職業外交官出任，而應該是以特任方式，指派高層信任之外交賢能親自出征，反而能凸顯政府之拚外交決心。
　
陸媒對於台灣與索馬利蘭建立官方關係一事呵呵不語，反映出中國的大國傲慢及過度自信，台灣毋需太過在意。但捲起袖子，我們的確需要認真討論該如何在非洲做出新局。共勉之。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圖文部落格版本
https://21furu.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html

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圖文部落格版本
https://21furu.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html

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

曾經的上下屬關係在多年後身分逆轉了，認真工作的人還是有好回報！
#邱文仁 #駐外大使 #公務員

黃宥嘉預測自身晚年 節目上罵婆婆下場悽慘？！
👉https://youtu.be/xeZEAsmAPfc
廖輝英被老公氣炸 彼此冷戰才驚覺生病了...
👉https://youtu.be/fj-DutxsySA
結婚五年關係生變 林千鈺焦恩俊冷戰內幕
👉https://youtu.be/kSFkeotCbvs

【薪水小偷顧人怨】
完整版請點▶▶https://youtu.be/fJycTPefmyM
精華版 請點▶▶http://pse.ee/5PTNK

每周二到周六凌晨00:30準時上傳最新節目！
支持正版，尊重版權請訂閱【新聞挖挖哇】官方 Youtube 頻道喲！
臉書請搜尋【新聞挖挖哇粉絲團】http://www.facebook.com/newswawa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