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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馬來西亞新山治安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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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史

    馬來西亞新山治安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8-10 1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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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祖與太祖｜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成祖朱棣是從淌血的靖難之役篡奪劇中，登上歷史的舞台。明成祖對海外政策態度上的改變，與他個人的因素有一定的關係。有人認為這是朱棣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所致，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成祖可能是一個癲瘋者。

    在許多方面，明成祖可與他父親明太祖做比較。他們都具有雄才大略、猜疑心重，也擁有病態的殘忍性格。然而，兩人具有很大的不同點是，明太祖身為開國之君，對國內政治經濟給予細心的關注，對外政策卻是消極。其國策，基本上是在國內實行中央集權獨裁專政，經濟上重農抑商，使民勤於農桑，寧可選擇閉關自守，嚴密統轄其臣民。與明太祖不同的是，明成祖在對外政策方面卻比內政更發揮了積極性。除了他本身的個性，以及當時積累的國勢基礎之外，我們不難推測這是明成祖為了洗刷其「篡奪」壞名聲的意圖。

    隱然地篡奪心理疑慮，反激了明成祖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借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以鞏固明朝之內政。建立偉大事功，創造萬邦來朝，君臨天下的盛世景況，構築一個以明朝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帝國之偉大盛世。如此盛景，提高了明成祖的威信，換取了得位的合理性。轉移國人目光，讓世人遺忘其篡位之殘酷記憶。

    在處理邊境國家的對外事務上，明成祖更像是當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繼承者。在南方，明成祖介入安南（今越南）陳、湖（黎）兩氏之紛爭，發動侵略戰爭，侵佔安南，置交趾布政司。縱然明朝統治安南期間實施一些不錯的政策，安南人民游擊反明的斗爭卻未曾間斷。明朝對安南的經營不易，至明宣宗時便放棄了這個得不償失的交趾布政司。

    對北方，永樂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一連五次親征蒙古。他不想消極地鞏固長城以防守，而是創造一幕幕空前絕後的皇帝親征漠北的積極政策。在第五次親征時，敵人遠遁，沒有交鋒，自己卻在永樂二十二年七月病死於榆木川（今內蒙古）的軍營中，結束了他65歲一生充滿欲望和不安的內心戰斗生涯。

    對西邊的政略，明成祖派遣宦官侯顯，招撫格魯派第五代活佛宗喀巴，利用喇嘛教各派之權威，間接統治西藏。在東北之經略，則是在永樂七年（1409）招撫女真人，在黑龍江口的特林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

    至於朝鮮半島，主張「反元親明」的李成桂自立為王，奉明朝為宗主國。在日本，正值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日本與明朝的關係在這期間也大為改善。以「日本國王」之名的足利義滿，遣使來華，表示愿與明成祖合作，聯合剿倭。這個舉動讓明成祖龍顏大悅，嘉許足利義滿是「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國者也」，並賜予「日本國王」「龜紐金印」，這是當時明朝皇帝對海外藩屬最高等級的封賜。日本則從明朝的朝貢貿易中獲得大利。

    與此同時，明成祖大遣使團出國，招諭各地。在西方陸路上，永樂二年（1404）帖木兒於東征中國的途中病死，避免了一場東西兩大強國的激烈沖突，此乃「天助」了明成祖。旋即，明成祖頻頻遣使往赴西域，其中的吏部員外郎陳誠就曾三次（1413、1416、1420）出使西域撒馬爾罕等地，促使西域17國遣使來朝入貢。

    海外之遣使招諭，其最著者，非鄭和下西洋莫屬。鄭和下西洋每次動輒2萬餘人，數十艘大型寶船（或謂百餘大小船隻）的遠洋航行，其航行區域之廣，詔諭國家之多，甚而把朝貢圈擴大至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文獻所及更提及麻林（地）、木骨都束等東非之地。不僅如此，明成祖亦同時多次遣使琉球（今日本沖繩），及派遣張謙等出使「東洋」的蘇祿（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該區域的友好關係。

    總而言之，欲探鄭和下西洋的本質，我們必須回探明成祖以及明成祖所推行的一系列積極的對外政策。鄭和絕不是孤立的神奇壯舉。事實上，鄭和只是貫徹明成祖對外政策中，頗有績效的奉行者。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 知史

    馬來西亞新山治安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6-17 1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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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海洋開放：宋元時代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商人之積極出海興販，始於晚唐五代十國。至宋元時期，中國海商的船跡已遍歷東亞、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地，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角，甚至連當時的阿拉伯商人亦喜乘搭中國的船隻來華貿易。

    中國海商的崛起以及其主導海洋事業的優勢地位，使中國在宋元期間的海洋發展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輝煌時代。《宋會要》記載，當時「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南宋的泉州和廣州是世界性的大商港。這種生機勃勃的海外貿易氣象，宋元時期造船術等物質科技基礎趨向成熟，宋元王朝所探取的海洋開放政策，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相對於中國以農立國的歷史傳統，宋元兩朝的立國精神頗為特殊，深具很強的海洋性基因。劉子健在《兩宋史研究匯彙》指出，南宋的立國特質，在於它是以整個東南靠海地區做根本，來控制從長江此岸以南，一直到廣東，這樣的一個幅地，用「靠海地區做根本」，是中國歷史上，在近代以前絕無僅有的。南宋可謂是個「背海立國」的國家，以杭州（臨安）為中心的南宋政權，由於其政經中心的南遷，南方沿海，或為治安，或為維護及收取海上市舶之利，都成了南宋政府必須要去重視的問題。

    面對北亞遊牧民族的南壓，宋朝軍事積弱，但在經濟活力上，宋朝一點也不積弱。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圖》，就能感染到那種商貿活絡的景致。兩宋之所以能維持三百多年，可以說是以經濟財富來換取和平的。為了應付龐大的戰費，宋朝政府已清楚地認識到海貿商稅的巨額收入，可資成為國庫重要財源。宋神宗就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命令臣下「創法講求」，希望借由海貿「歲獲厚利，兼使外藩幅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宋神宗的這一番話，反映了北宋歷代國君積極重視海外貿易的態度。

    到了南宋，整個形勢更為緊迫，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又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蒙古滅宋，至元代後期，大抵仍是沿襲宋制，「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元代蒙古統治者實際上也沿襲了宋朝的海洋開放政策。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認為，這是一方面征服者為被征服者更先進文明所征服，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沒有正統的中國統治者所擁有的那種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思想，而是富有創新和銳意進取的精神所致。

    宋元的積極和開明的海洋政策，不僅反映在遣使招徠海外蕃國商人使團來華貿易，同時還獎勵中國民間商人之出海興販。宋元時期設置的市舶司，其職能是「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意即徵收海貿商稅。不僅掌管外國船舶事項，亦管理中國商船出海手續及徵稅事務。與此同時，宋元政府對能招誘舟舶，使抽稅物貨達一定數量的中國海商，給予封官或升遷的獎勵。例如綱首（船主）蔡景芳因招誘舶貨，使市舶司收得海貿商稅息錢98萬緡，而獲補官承信郎。福建和廣州的舶務監官如果能讓政府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亦能升遷一級。

    在這種積極獎勵的海洋政策之下，南宋建國之初，在其他經濟制度尚未穩固之際，其市舶商稅曾經一度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後來的海貿市舶之利，一般上也維持在全國總收入的4%至5%的比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北宋設立市舶司的地點有廣州、杭州、明州（寧波）、密州等地。南宋則有廣州、泉州、杭州、明州、溫州、秀州、華亭、江陰軍和澉浦等地。元代則是泉州、廣州、溫州、杭州、慶元等地。掌市舶司者，都是掌管海貿事務的專業官員，宋元兩代設市舶司據點之多，體現了宋元官方對海外貿易之重視。

    比較看看其後之明代中國，僅廣州、明州、泉州（後移往福州）三地。由於海禁政策的長期施行，明代市舶司其職能已轉變成僅是專管海外蕃國使節團往返之事，而不再是中國海船下海興販徵稅之部門。鄭和下西洋不過是代表明代官方船隊的大規模出航，惟這時候的中國民間海船卻是片板不許下海，除非「走私」當「海盗奸民」。

    中國北京中央電視台錄製的《海洋中國》系列講座紀錄片，受邀的中國學者亦誠實地論說：「其實鄭和下西洋亦可謂是明初海禁政策的延續。」當我們在大事誇談鄭和之際，鄭和的此項本質，不可不察。研究歷史必須是嚴謹而且要洞察深入。至清朝，即使「收復」台灣開海之後，清朝政府亦僅是把中國的海洋對外通口，局限在廣州一隅。其基本國策仍是封閉的。19世紀鴉片戰爭，西方的船堅利炮打到中國國門，沉醒多時的中國才如夢初醒，卻也驚慌失措。

    反觀宋元，並沒有施行嚴厲和長時期的海禁政策（即使施行海禁，也是特殊原因，屬暫時性的應變政策）。這與明清兩朝長時期的海禁，民間片板不許下海的封鎖政策，實有天壤之別。陳希育指說，宋元政府能正視海貿對國家的重要作用，這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總的說來，宋元兩朝對中國民間商人海外貿易的政策，比起唐代以前，乃至後來的明清二代（包括鄭和下西羊時期），都要來得開明與積極。

    中國也是海洋性的國家。惟其真正的開放，是在宋元時期。這是熟悉中國海洋史發展的共識。縱然宋朝武功積弱，縱然元朝是「非漢族」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國家。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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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新山治安 在 莓姬貝利 • 食事旅行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1-13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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