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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香港釣網會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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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釣網會 在 信義妹 Instagram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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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怡

    香港釣網會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9-27 07: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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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 李怡

    香港釣網會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1-09-24 08: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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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者回憶錄0924）
    覺醒，誤知，連結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67）

    圖1，1998年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

    圖2，1971年4月30日在華盛頓的保釣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正發表演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 李怡

    香港釣網會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9-22 08: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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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者回憶錄0922）
    脫穎而出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當局除了按法律正式拘捕和起訴一些參與群眾之外，還政治拘留了一些名人或可能是各界的實際領導者，在摩星嶺政治集中營裡。出版界領導人藍先生與我相熟，他那時候常到我的辦公室兼居處度宿，認為可以躲避拘捕。是否真有作用不得而知，但我們因此晚上常會單獨傾談。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你也不是想一直做普通群眾吧？」我即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試探我是否有意入黨。我想到入黨可能對麗儀在大陸的處境有利，但同時又想到正在發生的文革種種扭曲的事態。於是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回答他的探詢。但於此，我相信這位常將創辦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掛在嘴邊的黨員，基於對知識人的珍惜，又看到我創辦《伴侶》的成績，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1969年底，我將所看到的香港和國際的思潮與文化現象向他分析，提出辦《七十年代》的構想，他很快就同意，並說服上海書局投資。也許是因為要辦的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刊物，而是外圍刊物，較不需擔心與北京領導層的極左意識形態有抵觸。雜誌只我一人挑起所有編務，兩三名校對和處理發行、行政。

    我忘記創刊號印了多少冊，但這種探討知識的、非消閒非實用的刊物，當時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萬份，因為估計銷量不會多。但使我意外的是,雜誌發行只四天,就到處售缺而要再版了。這說明在香港和新馬一帶，左派讀者真是長期陷於文化飢渴中。創刊號的打響，使這本雜誌脫穎而出，立即確立了生存地位。

    開始挑大旗的寫手，主要是《大公報》的趙澤隆，以梅之的筆名，每期寫近萬字的國際問題專欄；梁羽生寫隨筆；羅孚寫散文；舒巷城寫小說和詩，張初與吳羊璧寫報告文學和雜文。

    我們的左派意識，不在宣傳中國，而是在國際舞台上，集中在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以相當多篇幅報導和評論美國那時激烈的學生運動。我在三月間去日本探望媽媽，和參觀大阪博覽會，也採訪了參加反安保運動的學生，訪問了日本貧民窟。總之，美國、日本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盡量予以揭發報導。

    這些內容迎合了親中左派的意識，因為都是他們不知道但又想知道的事實與評論。不過除了這些國際政治內容之外，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詩、報告文學和關於留學生生活的評論，現在看來還是有價值、寫得好、能夠吸引讀者的。其中，舒巷城以他自身經歷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記實《戰火下的香港，和我》，為當時的社會風貌留下珍貴的記載。有些文章還相當有趣，例如創刊號梁羽生寫的「粵語怪聯與怪詩」，他引用的粵語怪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利時」……，刊出時引起不少人津津樂道。

    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66）

    圖1，《七十年代》創刊號；

    圖2，1973年在《七十年代》所設的圖書中心，與同事合影。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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