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中國害怕香港人「變成黑社會」 】

香港成為警察國家，令人看到不少被隱藏的真相。七個月以來有物理上的戰鬥，也是集體的「香港意識」進入存在危機的時候，因為現實的震撼衝擊（警察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不少離奇自殺案、律政司玩程序令法治淪為笑話），令大家認清有些舊信仰不再行得通，被迫重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要去哪裡」這類基本問題。

港式法治成為同流合污者的遮醜布

例如香港人一直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即使它不是獨立國家、政府亦非民選；便宜行事，都行得通。很多民主派政客在競選的時候，都誓言「守護法治」。這只是選舉語言，其實沒人能夠守護法治。因為現時我們看到政府不斷破壞法治，警隊濫捕、律政司濫告，沒有真正公權力的人不可能反制和修補法治，一直處於挨打狀態。

正如一個刑事毀壞甚至殺人的破法者，都無法「破壞法治」，他只是犯法而已，他會受到現行法律體系的審判，法治還是完好無缺；同樣道理，只有政府，即擁有政權的人，才有能力破壞或維護法治。議員、政客或民間人士沒有真實能力去守護法治，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擁有公權力的人；甚至如果一開始的憲政設定是違反法治（如香港司法終審權在北京，人大釋法可以 override 一切），你再去跟隨和維護「法治」，是幫手「燔其惡於眾」，那才是終極的破壞法治，某程度上是同流合污的。

能夠維護或破壞法治的公權力，其根源並非「憲法」，而是制憲背後的原始武裝，即共產黨所說的槍桿子。香港在英治前的武裝力量是英軍，其餘是從屬於國共兩黨的境外勢力，「回歸」之後是中國軍隊進駐。香港人不擁有主權，也因而失去維護法治和自由的能力。

跳班出問題 方便生下流

「回歸」初期香港局面粗安，並不是因為香港內部存在「有機」勢力擋住了壓力、維護了法治，而是中國還未踩過界而已。壓力一來的時候，法院都要承認人大釋法和北京旨意。

不時有法官出來重申「三權要分立」，但由於他的法源是一套嵌入了人大釋法權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法官的誓言其實和政客一樣，都是面門說話。

這種窘迫是由於法治最終不是自行運轉的，它還是由人去執行。除非法治是一套獨立監護和調停人類紛爭的 AI 程式，才可能絕對超然。在現階段，法律和法治根源，始終來自超法律領域，法律體系背後都有一雙政治之手。

由於香港人不掌握自身主權，所以就要被迫信守一套不以自己為本的法律。這就是當日的方便，換來了今日的下流。

過去香港沒有結出有機的政治共同體，沒有玉石俱焚的武力解禁，所以最終無法輸出自己的憲政秩序，而是處於別人的憲政秩序之中。香港一直以來是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卻不是政治共同體，因此是無機的、人工的、散漫的。香港人的結成，大多數只是「不想要共產黨」、「不想要貧窮」這兩大群族，我們一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但對於「想要甚麼」則興趣缺乏，或者很快就說「沒有可能」而放棄。

個人上流 集體下流

一直以來香港人社群的牽絆，是由外人賜予的法律政治秩序，由於港英憲政曾經是高效而精美的，所以香港在現代化之前的有機族群，就慢慢分散了，大家都成為原子被進入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生態體系」。在現實而言就是城市化、中產化、金融化、非農業非製造業化。在這個被視為「香港起飛」的階段，個人是向上流的，但香港作為整體是被瓦解了。

趕超的代價，是個人在政權面前越來越失去議價力。在一些古老的例子，在社區裡發生問題，「報官」是不受歡迎的，因為這代表外來的權力進入社區的自治範圍。雖然「鄉民」不會採用這些術語表達，但他們的本能和歷史傳承就是運行這個原理。他們尋求的往往是「私了」或者由地區名望人士「調解」；

即使是在初步城市化的階段，涉事人都會各自援引自己的行業家鄉組織、家族或地區人士或者幫派作為談判籌碼，他們都不是孤家寡人。現在我們如果有甚麼問題，我們就報警，只有報警一途。因為我們是現代的受害者，我們是一個巨大體系陰影之下的孤家寡人。

五六十年代葉問那個時期，香港滿街武館、黑社會、國共也插旗，大家風山水起，因為香港人都有自衛需求，不管是拳腳還是社會資本。這些利益後來就被港英政府收藏起來，「盡入吾彀中矣」。

七十年代以後警察改革、掃蕩國共組織、經濟起飛，「靠自己」的中產階級出現，表面看來是好事，但長期的負面影響一直延伸至今，香港的大多數，是依賴別人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去成長的，原生的秩序被淘空，或者被乾脆整個收購。到對方不再優容，就沒有反制手段。就像法官律師都會呼籲北京不要人大釋法，但對方釋法了，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也是孤家寡人。

中國接手這套制度和殘破的社會之後，「不再優容」很快就出現，而她同時發現香港已經被殖民者改造到非常鬆散，加上「大家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進入很容易。香港問題一言以蔽之，是過早進入「現代」。「現代」的代價是社會中大部份利益團體，早已跟政府達到 equilibrium，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公務員、政黨、行業公會，都沒有獨立性的。

為何港警不會棄暗投明

最極端的例子是警隊，有人在事情爆發初期呼籲警察可以將槍抬高一吋，甚至想像警察像東歐軍警一樣罷工倒戈。在香港無法出現的深層原因是，「棄暗投明」都要有一個「明」，香港人長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香港社會也未曾覺得自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叛變轉投到到哪裡呢？港英的警隊訓練也極為成功，訓練了一班極為「專業」、只聽命令而欠缺自主性的軍人。港英留下的遺產， 中國繼承的部份比香港人拿到的更多。

簡單而言，香港人以往崇尚的自由，是消極自由；法治亦非真法治，因為我們這個「非組織社會」，欠缺了環環相扣的人民主權和軍事力量，欠缺真正的自為組織力。

七個月來，中共高調反對的就只兩條線，就是「不能搞暴力」和重炮攻擊「黃色經濟圈」；前者是所謂勇武的動武意識，絕不能動武的殖民地教條被破壞之後，會帶來無限的變數和可能；至於經濟圈概念可能製造的，是一個具自給自足意識的社會。工會、秘密結社更是如此。這類「重新組織」的風潮，可能將中國鋪陳多年的控制資源對沖掉。

中共有「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智慧，而香港的「自我再組織」，將會阻礙中國的觸手，結果是加速損耗中國的情報資源。由於中國是有組織狂熱的，它不會放任香港，一定要滲透和掌握局面，所以香港根本不需要反攻中國，只要試圖維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自我組織一下，就可以消耗可觀的維穩費。

組織是中國又愛又恨的東西

有親中報章煽情地說，黃經濟圈「惡過黑社會」，但這不就是香港正在完成的東西嗎？成為一個在國際上、在中國局勢成為一個有議價力的團體，整個香港會成為一個秘密社團。畢竟晚清志士推翻大清，也是靠秘密結社、陰謀和有組織犯罪。

香港人被警察國家迫害，受害人的列隊，形成一個由小金主、司法援助、跑路、協助躲藏、文宣、黑市醫療……形成的影子團體，最有趣的是這個團體裡的人互不認識，隸屬不同堂口。

甚至大家看到「私了」而不報警，已經是踩入灰色地帶，但其實「爭取民主」就是遊走法律之外，沒有民主運動是完全合法的吧？總之自己先不要有罪惡感，不要覺得有人甚至自己犯法就是世界末日，過去那套不是真正法治。升級是一定要升級，今日的組織是為了明日升級，千萬不要認為甚麼事會有封頂和停止的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停止。

最近讀到一些檢討群眾只能眼白白看著警察打人拉人，而作不出反應。這當然是實情，但同情地理解，是香港人「去組織化」太久了，空有義憤而不知道如何反抗的情況很多。在幾年前，很多人都想動武，但後勸和跑路的支援完全是零，大家都沒經驗；連陣營輿論都不支持，所以推遲到今年才完全解禁。

例如抗爭者坐完牢之後，以前都沒有公司特別認為要聘回來，但現在有了。只要情況繼續下去，香港各界重新互相接通，政府要獨大的成本就會因為面對 Alternative 的競爭而越來越高。

中國和特區政府一直都想推，但成效不彰的戰略是鼓動「和理非」應與「勇武」割席，這就是想取消戰鬥人員背後的後勤和物流組織力；至於吹風要割掉獨立論者，就是衝著香港不少人都「秘密結社」起來了的「壞勢頭」而來。如果不守法的意識擴散，人人都不自動自覺維穩，不再吃港式法治的幻覺藥丸，中國的管治成本要上升多少？

2016 年的旺角騷亂是怎樣被引發的呢？就是一些本地小販被打擊，他們是不交稅也沒中資大集團控制的，這像不像現在的民政部門打擊「和你宵」呢？中國統治者的小心眼就是可以小眉小眼到這個地步。

成為公民之前的公民課

早前看台灣網紅「館長」一個訪問，他大概是說某些事情在台灣不可能發生，因為台灣人很容易拉幫結派，你欺負人就會有一大班人上來尋仇私了。這聽來很像一班無視法治的暴民，但這正是「有機共同體」，非常 Raw。香港人是何時不流行拉幫結派、不多管閒事的呢？正是整個社會越來越中產化，移民潮淘空，加上中國收編本地黑幫開始。最後我們的組織力就是廢弛到連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事情都不知道。

這七個月來我們的教訓是，能戰才能和；要成為一個高雅孤高的公民之前，先要懂得做一群懂得自我組織的暴民；當你揭露出一國兩制不行，親北京派就開始說一國兩制都重要。中國會讓步，想像一下自己是流行打游擊戰的匈奴人、或者「人人都是領袖」的維京人，對方還只是封建大陸國家，雙方根本沒甚麼「復和」空間，只有無盡的打打談談和爾虞我詐，充滿予取予攜的搶略空間。剛好現在中國被美國搶略了，正好說明國際形勢裡，中國已被推到掠奪利益的險位。

台灣也豐收了。說不定香港支持下去，小的搏到香港問題國際化、兩制之爭成為冷戰熱點，大的搏到長遠的香港獨立，亦未可知。

【盧斯達：中國害怕香港人「變成黑社會」 】

香港成為警察國家，令人看到不少被隱藏的真相。七個月以來有物理上的戰鬥，也是集體的「香港意識」進入存在危機的時候，因為現實的震撼衝擊（警察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不少離奇自殺案、律政司玩程序令法治淪為笑話），令大家認清有些舊信仰不再行得通，被迫重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要去哪裡」這類基本問題。

港式法治成為同流合污者的遮醜布

例如香港人一直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即使它不是獨立國家、政府亦非民選；便宜行事，都行得通。很多民主派政客在競選的時候，都誓言「守護法治」。這只是選舉語言，其實沒人能夠守護法治。因為現時我們看到政府不斷破壞法治，警隊濫捕、律政司濫告，沒有真正公權力的人不可能反制和修補法治，一直處於挨打狀態。

正如一個刑事毀壞甚至殺人的破法者，都無法「破壞法治」，他只是犯法而已，他會受到現行法律體系的審判，法治還是完好無缺；同樣道理，只有政府，即擁有政權的人，才有能力破壞或維護法治。議員、政客或民間人士沒有真實能力去守護法治，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擁有公權力的人；甚至如果一開始的憲政設定是違反法治（如香港司法終審權在北京，人大釋法可以 override 一切），你再去跟隨和維護「法治」，是幫手「燔其惡於眾」，那才是終極的破壞法治，某程度上是同流合污的。

能夠維護或破壞法治的公權力，其根源並非「憲法」，而是制憲背後的原始武裝，即共產黨所說的槍桿子。香港在英治前的武裝力量是英軍，其餘是從屬於國共兩黨的境外勢力，「回歸」之後是中國軍隊進駐。香港人不擁有主權，也因而失去維護法治和自由的能力。

跳班出問題 方便生下流

「回歸」初期香港局面粗安，並不是因為香港內部存在「有機」勢力擋住了壓力、維護了法治，而是中國還未踩過界而已。壓力一來的時候，法院都要承認人大釋法和北京旨意。

不時有法官出來重申「三權要分立」，但由於他的法源是一套嵌入了人大釋法權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法官的誓言其實和政客一樣，都是面門說話。

這種窘迫是由於法治最終不是自行運轉的，它還是由人去執行。除非法治是一套獨立監護和調停人類紛爭的 AI 程式，才可能絕對超然。在現階段，法律和法治根源，始終來自超法律領域，法律體系背後都有一雙政治之手。

由於香港人不掌握自身主權，所以就要被迫信守一套不以自己為本的法律。這就是當日的方便，換來了今日的下流。

過去香港沒有結出有機的政治共同體，沒有玉石俱焚的武力解禁，所以最終無法輸出自己的憲政秩序，而是處於別人的憲政秩序之中。香港一直以來是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卻不是政治共同體，因此是無機的、人工的、散漫的。香港人的結成，大多數只是「不想要共產黨」、「不想要貧窮」這兩大群族，我們一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但對於「想要甚麼」則興趣缺乏，或者很快就說「沒有可能」而放棄。

個人上流 集體下流

一直以來香港人社群的牽絆，是由外人賜予的法律政治秩序，由於港英憲政曾經是高效而精美的，所以香港在現代化之前的有機族群，就慢慢分散了，大家都成為原子被進入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生態體系」。在現實而言就是城市化、中產化、金融化、非農業非製造業化。在這個被視為「香港起飛」的階段，個人是向上流的，但香港作為整體是被瓦解了。

趕超的代價，是個人在政權面前越來越失去議價力。在一些古老的例子，在社區裡發生問題，「報官」是不受歡迎的，因為這代表外來的權力進入社區的自治範圍。雖然「鄉民」不會採用這些術語表達，但他們的本能和歷史傳承就是運行這個原理。他們尋求的往往是「私了」或者由地區名望人士「調解」；

即使是在初步城市化的階段，涉事人都會各自援引自己的行業家鄉組織、家族或地區人士或者幫派作為談判籌碼，他們都不是孤家寡人。現在我們如果有甚麼問題，我們就報警，只有報警一途。因為我們是現代的受害者，我們是一個巨大體系陰影之下的孤家寡人。

五六十年代葉問那個時期，香港滿街武館、黑社會、國共也插旗，大家風山水起，因為香港人都有自衛需求，不管是拳腳還是社會資本。這些利益後來就被港英政府收藏起來，「盡入吾彀中矣」。

七十年代以後警察改革、掃蕩國共組織、經濟起飛，「靠自己」的中產階級出現，表面看來是好事，但長期的負面影響一直延伸至今，香港的大多數，是依賴別人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去成長的，原生的秩序被淘空，或者被乾脆整個收購。到對方不再優容，就沒有反制手段。就像法官律師都會呼籲北京不要人大釋法，但對方釋法了，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也是孤家寡人。

中國接手這套制度和殘破的社會之後，「不再優容」很快就出現，而她同時發現香港已經被殖民者改造到非常鬆散，加上「大家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進入很容易。香港問題一言以蔽之，是過早進入「現代」。「現代」的代價是社會中大部份利益團體，早已跟政府達到 equilibrium，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公務員、政黨、行業公會，都沒有獨立性的。

為何港警不會棄暗投明

最極端的例子是警隊，有人在事情爆發初期呼籲警察可以將槍抬高一吋，甚至想像警察像東歐軍警一樣罷工倒戈。在香港無法出現的深層原因是，「棄暗投明」都要有一個「明」，香港人長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香港社會也未曾覺得自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叛變轉投到到哪裡呢？港英的警隊訓練也極為成功，訓練了一班極為「專業」、只聽命令而欠缺自主性的軍人。港英留下的遺產， 中國繼承的部份比香港人拿到的更多。

簡單而言，香港人以往崇尚的自由，是消極自由；法治亦非真法治，因為我們這個「非組織社會」，欠缺了環環相扣的人民主權和軍事力量，欠缺真正的自為組織力。

七個月來，中共高調反對的就只兩條線，就是「不能搞暴力」和重炮攻擊「黃色經濟圈」；前者是所謂勇武的動武意識，絕不能動武的殖民地教條被破壞之後，會帶來無限的變數和可能；至於經濟圈概念可能製造的，是一個具自給自足意識的社會。工會、秘密結社更是如此。這類「重新組織」的風潮，可能將中國鋪陳多年的控制資源對沖掉。

中共有「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智慧，而香港的「自我再組織」，將會阻礙中國的觸手，結果是加速損耗中國的情報資源。由於中國是有組織狂熱的，它不會放任香港，一定要滲透和掌握局面，所以香港根本不需要反攻中國，只要試圖維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自我組織一下，就可以消耗可觀的維穩費。

組織是中國又愛又恨的東西

有親中報章煽情地說，黃經濟圈「惡過黑社會」，但這不就是香港正在完成的東西嗎？成為一個在國際上、在中國局勢成為一個有議價力的團體，整個香港會成為一個秘密社團。畢竟晚清志士推翻大清，也是靠秘密結社、陰謀和有組織犯罪。

香港人被警察國家迫害，受害人的列隊，形成一個由小金主、司法援助、跑路、協助躲藏、文宣、黑市醫療……形成的影子團體，最有趣的是這個團體裡的人互不認識，隸屬不同堂口。

甚至大家看到「私了」而不報警，已經是踩入灰色地帶，但其實「爭取民主」就是遊走法律之外，沒有民主運動是完全合法的吧？總之自己先不要有罪惡感，不要覺得有人甚至自己犯法就是世界末日，過去那套不是真正法治。升級是一定要升級，今日的組織是為了明日升級，千萬不要認為甚麼事會有封頂和停止的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停止。

最近讀到一些檢討群眾只能眼白白看著警察打人拉人，而作不出反應。這當然是實情，但同情地理解，是香港人「去組織化」太久了，空有義憤而不知道如何反抗的情況很多。在幾年前，很多人都想動武，但後勸和跑路的支援完全是零，大家都沒經驗；連陣營輿論都不支持，所以推遲到今年才完全解禁。

例如抗爭者坐完牢之後，以前都沒有公司特別認為要聘回來，但現在有了。只要情況繼續下去，香港各界重新互相接通，政府要獨大的成本就會因為面對 Alternative 的競爭而越來越高。

中國和特區政府一直都想推，但成效不彰的戰略是鼓動「和理非」應與「勇武」割席，這就是想取消戰鬥人員背後的後勤和物流組織力；至於吹風要割掉獨立論者，就是衝著香港不少人都「秘密結社」起來了的「壞勢頭」而來。如果不守法的意識擴散，人人都不自動自覺維穩，不再吃港式法治的幻覺藥丸，中國的管治成本要上升多少？

2016 年的旺角騷亂是怎樣被引發的呢？就是一些本地小販被打擊，他們是不交稅也沒中資大集團控制的，這像不像現在的民政部門打擊「和你宵」呢？中國統治者的小心眼就是可以小眉小眼到這個地步。

成為公民之前的公民課

早前看台灣網紅「館長」一個訪問，他大概是說某些事情在台灣不可能發生，因為台灣人很容易拉幫結派，你欺負人就會有一大班人上來尋仇私了。這聽來很像一班無視法治的暴民，但這正是「有機共同體」，非常 Raw。香港人是何時不流行拉幫結派、不多管閒事的呢？正是整個社會越來越中產化，移民潮淘空，加上中國收編本地黑幫開始。最後我們的組織力就是廢弛到連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事情都不知道。

這七個月來我們的教訓是，能戰才能和；要成為一個高雅孤高的公民之前，先要懂得做一群懂得自我組織的暴民；當你揭露出一國兩制不行，親北京派就開始說一國兩制都重要。中國會讓步，想像一下自己是流行打游擊戰的匈奴人、或者「人人都是領袖」的維京人，對方還只是封建大陸國家，雙方根本沒甚麼「復和」空間，只有無盡的打打談談和爾虞我詐，充滿予取予攜的搶略空間。剛好現在中國被美國搶略了，正好說明國際形勢裡，中國已被推到掠奪利益的險位。

台灣也豐收了。說不定香港支持下去，小的搏到香港問題國際化、兩制之爭成為冷戰熱點，大的搏到長遠的香港獨立，亦未可知。

【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http://blog.omy.sg/purefilms/2014/04/14/%E6%AF%8D%E8%AA%9E%E8%88%87%E6%AF%8D%E5%9C%8B%EF%BC%8D%E9%99%B3%E4%B8%B9%E9%9D%92%E6%BC%94%E8%AC%9B%E5%85%A8%E6%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