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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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業評論 專訪
　
【管理學潛移默化，成就杜書伍通路帝國】
　　
1970年代初識管理學，杜書伍就深受吸引，更成為他日後打造聯強集團的軟實力基礎。然而，工程師出生的杜書伍，為何選擇通路一行？又如何帶領企業走向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榮光之路？
　
　　1970年，聯強總裁杜書伍成為大學新鮮人，進入國立交通大學（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工程系就讀。五十年後，他成為交大在台復校後的第八十位名譽博士。
　
　　今年1月25日交大舉辦的頒授典禮上，雖因疫情，並未廣邀貴賓，但仍聚集了多位產業界大佬，包括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光寶集團前總裁林行憲、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人親往，見證光榮時刻。
　
　　近幾個月來，杜書伍可說「喜事連連」。在交大頒發名譽博士前兩個月，2020年10月27日，他才與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總裁魏哲家等共七人，獲頒第九屆工研院院士。
　
　　而稍早之前，在《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10月號發布「台灣CEO 100強」評比，杜書伍榮獲第四名，於10月8日才剛參加贈獎典禮。
　
　　三個月內連得三大殊榮，讓他的團隊也忙得不可開交，開玩笑說，「短期內應該不要再得了吧。」
　
　　在《哈佛商業評論》台灣CEO評比中，杜書伍擔任聯強國際領導人期間，繳出3924％的總股東報酬率及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傲人成績。此項評比進行三屆以來，杜書伍每屆上榜，且全在十名內，經營功力可見一斑。
　
　　在領取名譽博士時，杜書伍以幽默且感性的口吻表示，這個博士，他念了五十年。事實上，在大學時期，杜書伍就展現不同於一般科技人的遠見和企圖心。
　
#管理素養為成功奠基
　
　　1970年代，國內資訊科技還在萌芽，一部電腦主機價值上百萬美元，可望而不可及，全台灣電腦數量更是屈指可數。「那時很怕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杜書伍笑說。他不斷思考，如何補強未來職涯發展能力？
　
　　隔年，交大管理科學系成立，讓杜書伍想到，企業營運不但要靠電腦，更要了解管理的內涵。因此他從大二就開始選修許多管理課，愈讀愈感興趣，畢業時一共修了超過二十個學分。
　
　　服兵役前，已對管理學深深著迷的杜書伍，還買了一本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著作《管理：任務、責任、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把這本超過八十萬字的大部頭書，帶到部隊「練功」。這本書至今他仍保留，裡面有當時他逐一劃重點、做眉批的珍貴紀錄。
　
　　台灣管理學先驅許士軍教授是這本書的三位譯者之一，而去年杜書伍在台灣CEO 100強的贈獎典禮上，也是從許士軍手中接過這項榮耀，不但巧合，更讓杜書伍感覺意義非凡。
　
　　杜書伍回憶，當時還沒有工作經驗，對管理學雖難深刻體會，但產生潛移默化效果，成為深植於內心的管理素養，所以他常說，這是他的「隱藏版學歷」。
　
#懷抱解決問題的心
　
　　這個隱藏版學歷帶給杜書伍最大的收獲，是後來他在經營企業時，非常強調要建立管理機制。有了管理機制才能不斷複製、成長，這也是他帶領聯強成為亞太第一及世界第二大資通訊產品通路集團的重要關鍵。
　
　　另外，面對工作的心態，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不挑工作，只想解決問題，」杜書伍強調，從退伍後進入神通集團擔任研發工程師開始，他一直抱持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工作，有什麼需要，他就接什麼工作。
　
　　24歲進入神通集團，32歲升任副總經理，1988年聯強國際成立，杜書伍接任總經理時也才36歲，外人看起來似乎是坐著直達車升官，但其實，是他把每一份工作，都當成是自我磨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杜書伍進入神通集團後，歷經了許多不同於一般研發人員的職涯，一路從研發、業務，到負責行政管理、蓋廠房，甚至還創辦過一本雜誌《微電腦時代》，更難得的是這本雜誌還得過金鼎獎。
　
　　杜書伍說，要接行政事務前，有人勸他三思：「你做業務，業績好，大家都拍手，為什麼要去做常捱罵的行政？」但杜書伍想，研發和業務他都歷練過了，但對後面的行政支援不熟悉，而且自己也常覺得行政部門效率不佳，為什麼不自己去做做看？
　
　　所以，他去做了一年的行政，「又練了很多功力出來，」晚上11點下班是常態，但他不以為苦。
　
　　聯華神通集團大家長苗豐強，跟杜書伍共事超過四十年，很早就發現杜書伍總是公司最晚走的人。苗豐強還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可看出杜書伍堅持的性格：當年公司交由杜書伍負責籌建神達電腦第一座竹科廠時，杜書伍只要不滿意品質，就是打掉重做，「我也接到不少廠商的抱怨電話。」
　
　　杜書伍總說，進入職場的前十年，「就已經把經營企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經歷過了。」
　
#開創高科技整合服務
　
　　聯強國際的成立，把杜書伍的生涯推上顛峰，多年來，他也成為聯強的代表性人物。
　
　　聯強國際在三十多年前開創出一個全新的經營模式，從專業通路商概念出發，將過往各自獨立的銷售、配送、維修等項目整合起來，讓高科技產品從生產到配銷成為一條龍的整合型服務。發展至今，聯強營運據點遍及全球38個國家與地區。
　
　　但杜書伍本人是工程師背景，為何投入通路行業？
　
　　杜書伍表示，他一路歷練下來，體會到資訊產品要普及，必定要靠通路，但通路的布建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投入研發製造，我就去開發通路，比別人早一步布局。」從這個事業的選擇就顯示了杜書伍差異化策略的本領。
　
　　杜書伍在交大的同班同學，前經濟部長尹啟銘曾說，當年他們的同學大多選擇從事高科技產業，唯有杜書伍選擇了「通路」這個競爭激烈，又要管理龐大物資的辛苦產業。
　
　　為何選「辛苦產業」，還一做超過三十年？杜書伍認為，通路事業永遠都有新的挑戰和機會，雖然一方面覺得永遠做不完，但也不必擔心同樣的事情做到想打瞌睡。
　
　　除了具備策略思維與工作熱誠外，做為一個經營者，杜書伍非常重視可以快速複製的內部管理機制。深知企業經營要可長可久，不能靠「人治」，還得靠「機制」。
　
　　認識杜書伍的人都了解他是個「制度狂」。聯強剛成立時規模不大，幹部有限，很多事都要自己挽起袖子來做。杜書伍深知，公司制度設計不能從教科書或別人的經驗抄過來；再加上聯強是一個創新模式，也無從抄起，只好由自己扛起責任。「前面幾年好辛苦，白天上班，下班後晚上就回家設計制度，」杜書伍難得皺起眉頭說，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把公司帶上軌道。
　
#杜書伍夢想中的新家
　
聯強國際近期最令外界矚目的動態，是2019年9月以50.87億元，購入南港輪胎舊廠區改建案其中一棟商辦的部分樓層，未來會將總部從已承租超過三十年的民生東路辦公室遷至南港。
　
　　聯強在海外布局已久，在全球許多城市蓋過運籌中心和辦公大樓，但位在台灣的總部反而都是租的，直到八年前，現在的總部用地傳出都更消息，才讓杜書伍驚覺，是該在台灣有一個自己的家了。
　
　　在杜書伍的職涯中，一共蓋了超過三十棟廠辦，所以他對「蓋房子」很有自信。新大樓設計不假手他人，因為這不僅是聯強未來的家，也是他未來的夢想。
　
　　硬體固然重要，更傷神的是軟體。「（新大樓）這個決策，我的壓力很大！」杜書伍認為，企業總部應該要思考百年傳承，必須考量長期的環境變化和使用需求。
　
　　新大樓在物聯網的機制和核心軟體，是他花最多心思的地方。軟體必須是開放系統，未來只要升級軟體，就不怕建築功能過時。舉例來說，辦公大樓在上下班和中午休息時間，電梯很容易堵塞，如何讓電梯順暢運作，是大樓相當重要的一環。
　
　　為了創造最高的使用效率，杜書伍甚至親自拜訪電梯公司，了解他們的軟體如何設計，未來修改調整的空間如何……連這類小細節都要親力親為。
　
　　新大樓預計在2024年完工，由老闆親自量身打造的總部將以何種面貌出現？令人期待。
　
　　從大學時代醉心管理，到後來建立制度，杜書伍還有一項與眾不同的嗜好——透過文字傳播新觀念。
　
　　從2000年起，他把自己多年經營企業的心得，撰寫成一篇篇管理文章，已累積二百餘篇，超過五十萬字，部分還集結成書，十分長銷。
　
　　即使到今天，杜書伍都還在不斷思考有什麼東西可以做為寫作題材，即使在開會時，靈感一來，他就會馬上在手機上寫下標題，有空時再把文字整理出來，「有時興緻一來一個禮拜寫二篇，有時候偷懶就二個月沒寫，」杜書伍笑著說。
　
#數位轉型收穫成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聯強國際全年營收預計微幅衰退1.66％，不過下半年業績已回升，12月甚至還創下單月營收374.6億元的歷史次高。這要歸功於推動多年的數位轉型，發揮了巨大功效。
　
　　其實聯強在成立初期就推動資訊化，所有制度都要靠資訊化平台來執行。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產生諸多新應用後，杜書伍又發現資訊系統若只做內部管理絕對不夠，幾年前就在公司內部推動數位優化，甚至發展數位轉型。去年疫情，不但剛巧成為驗收成果的機會，更確定這是對的方向。
　
　　目前聯強內部資訊已廣泛串連，並利用APP讓員工隨時協同作業，因此去年3月大陸雖突然封閉，但聯強在大陸二十多個據點，連同香港、台灣在內，還是可以維持遠距作業。
　
　　聯強推動數位轉型有四項重點。第一是工作模式轉型。就是把一些制式化、勞力密集，像資料輸入這類工作數位化，改由電腦執行，一方面節省大量人力成本，效率也大幅提升。
　
　　第二項重點是管理轉型。以往有許多制式化工作，要花很多時間查核，交給電腦後，只要源頭資料正確，就一定可以產出正確結果，促成內部分工及管理方式改變。
　
　　第三項重點是商業模式改變。由於所有資訊數位化，不但可以做到橫向內部連結，甚至縱向與客戶連結。在透明和即時資訊流下，不需要再跟客戶曠日費時地核對資料，使得溝通模式、交易方式等等也跟著改變。
　
　　第四項，也是最重要的數位轉型重點，是創造新的商業機會。聯強有一個新的發展重點，就是「營運管理服務平台」，產品的製造商或品牌商，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取得協助。
　
　　在這個概念下，2016年新成立「通達智能運籌」公司，提供到宅服務、專業配送、智慧倉儲、快速維修和技術服務等五大類業務，至今在台灣已提供超過一百萬戶各類家電用品、淨水器、按摩椅等到宅安裝和維修，如同「家用產品的最後一哩（last mile）」，成長潛力無窮。
　
　　從創立初期挑燈夜戰擬定公司制度，杜書伍投注了一生心力，使聯強長成今日規模。外界看他總是意氣風發，但他說每天總是會有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沒有挫折，就沒有克服困難後的欣慰和充實，「所以有時候要學會憋氣往前走，制度對了才能走得遠。」
　　
文章出處：哈佛商業評論 / 作者：張彥文 / 攝影：池孟諭
　　
#連結閱讀：
1.聯強總裁：制度是我們的信仰
http://bit.ly/34HVdsY
2.我的隱藏版學歷
http://bit.ly/3mZTyHC
3.談紀律不如談自律
http://bit.ly/3q4W2WL
　
🌏聯強國際為亞太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資通訊通路集團，2019年全球營收規模突破台幣1兆3,500億元。
🎯知識與經驗的分享，是我們回饋社會的方式。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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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

一、香港僑生被暴力架離事件

部長請問您是否知道昨天有三位在台大、政大讀書的香港僑生在「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被保全人員強制驅離？有學生被拉扯脫離現場、還有學生整個人被抓起來摔到地上，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香港財政司長目前正在訪台，昨天下午會晤賴幸媛，三名港籍學生為表達訴求，在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誠品書店信義店連續兩個地點，都被保全人員以暴力拉扯、強制驅離，以暴力拉扯驅離。

包括日前的文林苑抗議聲援行動，警察濫公權力，導致漣漪般保全人員也以為自己可以這樣暴力對待善良的學生和民眾。

教育部知不知道昨天這些學生現在情況如何？有沒有去關心了解？我要譴責暴力，教育部在談學生受教權、就學權益之前，應先談保障學生的生命安全。

二、建教合作生相關問題
1.建教合作制度幾年開始試辦實施?→58年
2.現在建教生有多少人?→約三萬五千人
a.過去十年就讀建教合作教育班的學生人數成長多少?→近兩萬
b.過去十年建教合作機構家數成長多少?→一千三百多家
3.當初實施建教合作目的為何?→建教合作實施辦法第一條：為求教育與國家建設配合發展
4.建教合作制度是為了培養「技術人力」?還是「產業人才」?
5.目前參與建教合作的事業單位，最多的是哪些產業類別?→依合作事業家數多寡為：美容科1347、餐飲管理科1090、商業經營科901、資料處理科340、流通管理科326
6.在餐廳、超商接受實習培訓的建教生，部長你覺得他們未來會成為「技術人力」嗎?(若第三題回答「產業人才」，即改「產業人才」)
7.部長知道這些學生之所以這麼辛苦地選擇唸建教合作班的原因為何嗎?
8.這些建教生大多是為了學習一技之長而選擇念建教合作班，但不論是選擇參與哪種型態的實習，都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時間是待在事業單位實習，可是部長，曾經在超商上過班的學生跟我說只要花兩天的時間，就可以學會超商95%以上的工作內容，還有在餐廳有需要花到一年以上的時間來學習端盤子打掃的「技術」嗎?
9.這些學生待在事業單位學習不到技術，卻又因為大多時間待在事業單位，在校學習到的知識有限，導致學理知識、實務技術兩頭空，這樣有符合當初實施建教合作制度的目的嗎?對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有幫助嗎?
10.所以教育部身為主管機關，是不是應該定期檢討合作的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像超商這種學不到什麼特別技術的行業類別，是不是應該取消?

11.建教生除了為學習一技之長外，還有另外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大多來自於弱勢家庭，以為有生活津貼，可以減輕家裡負擔，而選擇唸建教合作班，結果到了實習單位，卻處處遭受不合理待遇，本席隨便說幾個案例給部長聽：(略)

13.以上種種不合理的情況產生，除了惡質的事業單位有責任外，學校有沒有責任?假如發生類似的事情，學校應該要如何處理?
14.跟學校申訴有用嗎?我再唸幾個案例給部長聽：(略)

15.部長，以上這些案例，證明廠商和學校多為共犯，這些學校和惡質的人力仲介公司有何差別?假如把學生的權益保障，全部寄託於學校，你覺得有用嗎?假如真的有用，為什麼學生遇到問題，常常投訴無門?被各單位互踢皮球?往後再發生爭議，繼續透過學校與廠商協調，有用嗎?你認不認同應該建立一個正式的「建教生申訴審議會」，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16.上面這些案例，難道都不曾向學校申訴，請學校出面協調嗎?可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學校和廠商是連成一線，一起對付全力不對等的學生，這樣你還要跟我說學校出面協調會有

17.最後，請問部長，你求學的時候，朋友多不多?

18.那你覺得有同儕的陪伴，學習效果是增加還是減少?

19.那你是否認同，建教生在事業單位接受訓練的時候，也要有同儕陪伴，共同成長激勵?

20.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明訂建教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的下限?最少應該有幾人?


結論：

部長，上一屆「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差一點未能通過，就是因為少數幾個委員杯葛人數下限，那麼請你好好跟你們的黨籍立委好好溝通，讓確實對建教生有利的法案趕快通過，不然三萬五千的建教生將因為你們的怠惰，持續處在水生火熱之中，這樣你對得起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