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 Reading! Let’s讀it.】
#書單推薦接力活動
　
意外知道吾友 重點就在括號裡 拉我下海，參加這個文化部舉辦的「 走讀臺灣 」系列活動。大王想到有網友之前留言哀號，大王推太多書了都買不完，所以剛好趁這個推書機會，來玩點不一樣的——這些書不一定找得到博客來連結XDXD。
　
1. 《視聽之餘》家明
新手書店 老闆常在網上推書賣書，這本來自香港影評人家明的著作，我一看就馬上私訊轉帳（老闆推的書都很威的，快去點讚粉絲頁）。
　
多年來，我都以為「寫香港電影的家明」是「那個」家明，又過了若干年才知道，原來這個家明不是那位譚家明，有夠尷尬。
　
看家明寫電影，有趣之處在於弦外之音：寫《瘋劫》，寫他與學生一起看數位重映的觀影經驗；寫《智取威虎山》，沒有避開徐克重拍中共樣板戲的尷尬（很多人認為這部電影是徐「通敵」的證明），反而認為他刻意強化正邪對決，弱化了必須解釋國共內戰的尷尬。當然大家可以見仁見智，但家明至少能給讀者一個新觀點。
　
2.《繪聲繪影一時代：陳子福的手繪電影海報》
　
這一本，不寫推薦，買就對了，請看附圖。
　
大開本，將陳子福先生自 50 至 80 年代的手繪電影海報，以最適合閱讀的方式展現（所以不可能買電子書），這些港台好萊塢電影海報裡，最寶貴的當然是台灣電影，看看下面的《盲女集中營》，看海報就知道，那時候演盲人的方法就是翻白眼！
　
《豔諜三盲女》海報上就有三對白眼XDXD
　
啊，這本台灣買得到唷XDXD
博客來：https://bit.ly/2XrZOBB
　
3.《一寸灰》毛尖
　
這也不需要推薦了（其實是我上面寫太多寫累了XD
看到毛尖大人的書，買就對了。
　
寫太多了，磚頭也丟太多了，該是引玉的時刻了。
在此邀請專業人士……請兩位專業作家分享他們喜歡的好書，絕對比大王的名單有看頭，而且我也很好奇他們會推薦的書單XDXD
既晴
Wolf Hsu
　
大家一起來看書吧～～
　
#閱讀的種子
#走讀臺灣
#KeepReading
#Lets讀it
#疫起待在家
#一起來讀書

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專訪文章共 8421 字，上述為節錄部分，全文請點此👉https://bit.ly/37HFHkO

台灣旅日作家獲芥川獎
7月14日，日本文學最高榮譽的芥川龍之芥文學獎宣布：最新得獎者有兩人，一是日本仙台市出身、41歲的石澤麻依；另一位是台灣旅日作家、32歲的李琴峰，她以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獲獎。李琴峰在台灣讀完大學才去日本留學，母語是中文，她以非母語的日文寫文學作品，而取得這個最高文學獎，實在很了不起。此外，她已有兩本日文小說由她自己譯寫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分別是2017年獲日本群像新人文學獎的《獨舞》，和2019年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中文讀者直接讀她用中文書寫，比由他人翻譯會更好。

日本的文學獎，與香港、台灣的不同。香港較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學獎，台灣的文學獎較多，每個獎都分小說、新詩、散文等組別，獲獎之後也不見得可以寫專欄，出書，當作家。日本的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體裁只限小說，一些著名文學獎不是公開徵稿，而是只要寫作者在雜誌或書籍上發表新作品，便會自動列入評選名單，然後評判再從中挑選。通常選出的得獎作品只是一篇，最多兩篇。獲獎作者基本上已獲得雜誌或出版社取用他稿件的機會，可以說已經出道，當以寫作為生的作家了。

日本各文學獎中，以創辦《文藝春秋》雜誌的日本小說家菊池寬在1935年設立的芥川龍之芥獎和直木三十五獎的歷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獎是頒發給「典雅小說（雅文學）」新人作家的一個獎項，直木獎是頒發給通俗小說作家的獎項。

日本許多名作家，都因獲芥川獎而成名，如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
為什麼日語學得這麼好？
李琴峰不是第一個用非母語的日文寫小說而獲芥川獎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於哈爾濱到日本留學並已經歸化日籍的楊逸，憑小說《浸著時光的早晨》獲當年的芥川獎，故事講述1980年代一個青年在中國20年轉型期中的經歷。但這本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楊逸也未見有其他著作繼續問世。

用日文寫作的台灣人，之前還有作家東山彰良，以小說《流》獲直木賞，他原名王震緒，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長大，並改了日本名，及繼續發表作品。

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她1989年生於台灣，15歲開始自習日文，並創作中文小說。她大學時雙主修日文系與中文系， 2013年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日語科碩士課程。畢業後做了三年上班族，現在是專業作家。

為什麼會想學日語？她說：其實沒什麼契機。15歲的某天，不知為何突然有個念頭，「不然來學個日語吧」，從此開啟了日語學習之路。她說，剛開始只是某種沒來由的念頭，但學了以後，便為日文之美所迷惑，從此欲罷不能。

日語之美在哪裡？她說，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夾雜漢字與假名，密度不均看來像是某種斑點花紋，這就有一種美感，彷彿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風一吹過，櫻瓣紛紛飄落。

接著是音韻，日語的音節基本上是「子音+母音」的組合，極富節奏與韻律感，使人不由得想出聲朗誦。

問李琴峰為何能把日語學得這麼好，她說，「因為我愛上日語了」。
《彼岸花盛開之島》
母語是中文，又愛上日語的李琴峰，在獲獎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中，把中文、日文、台語，還有某些琉球語混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她知道在宜蘭的原住民中，有一種和日語混合而成的語言，於是她就做個語言實驗，把3種語言混合使用，這是個新嘗試。

有評審認為《彼岸花盛開之島》這小說的內容融入多種語言做安排，突顯日語是在變化的，因此得芥川獎對日本文學的意義很大。這可能是評審給李琴峰得獎的原因之一。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相當獨特的「日本（nihon）語」，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上了年紀的女性才能學習，作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領導人稱為noro，暫譯為「祝女」（祝福的祝），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和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不得學習女語，但他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為何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有權力？這是作者幻想的烏托邦，它要突破人類自農耕社會以來的男權社會。但烏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世界。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陰影的一面。
彼岸花的雙重隱喻
《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作者李琴峰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歷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的東西，即使是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思維、邏輯、科學乃至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跳脫歷史脈絡，幻想出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

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桃花源。她讀了琉球的神話，神話中有一個位於海洋彼端的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烏托邦是人類幻想出來、不可能存在的。對某些人而言，烏托邦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書名《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是植物「石蒜」的別名，它可以作麻醉劑，也可以在加工後變成毒品，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暗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李琴峰的小說都貫穿著「逃離」的主題。《彼岸花盛開之島》是幻想可以逃往的不太完美的理想之國。
逃離與理想國
李琴峰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她十幾歲到二十前半段，「在台灣承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暴力，度過許多與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之形式，──當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時，天曉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贖。」但在日本，雖然「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也曾承受過令人憤怒甚而落淚的歧視」。

李琴峰談到在日本租房子，儘管有永久居留權，儘管日語流利，但仍然多次被謝絕入住──就因為她仍是外國籍。管理房產的不動產公司規定，日本人的保證公司費用為房租的50%，而外國人則是100%。

在她2017年獲獎的《獨舞》中，主角趙紀惠為了擺脫舊日傷痕，從台灣前來日本，卻仍無法從「自己」逃離，於是便決心從人生舞台逃離，嘗試死亡的跳躍。趙紀惠說：「出生並非出於自身意志，是遭人強加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在2019年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裡，在日本工作的台灣女子林妤梅，以及在台灣工作並結婚的日本女子淺羽實櫻，曾是研究所時期的好友，卻有著說不出來的同性情感。研究所畢業後兩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五年之後，兩人終於在東京久別重逢，共度漫長而又短暫的一天。

逃離與留下，都需要勇氣，因為都要面對不同的問題。於是，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就夢想有一個世界，能夠接受人的不同屬性，卻不為其定義，這樣人類才能回歸單純的存在，並獲得些許自由。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5633&year=2021&list=1&lang=zh-CN

►場次：Ｃ 07/26 14:00(映後座談場）

廖建華｜2019｜台灣 Taiwan｜彩色｜93min
2019 南方影展·人權關懷獎
2019 香港國際紀錄片節·華語紀錄片競賽入圍

七〇年代，民主的浪潮奮力湧起，海外黑名單陸續闖關回台，都是對基層黨工意義重大的事件。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在他的喪禮上，黨外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也跟隨其腳步自焚身亡。

對許多狂熱投入反對運動的基層人士來說，這層層事件的堆疊，讓他們的反抗意志更趨強烈。他們犧牲了工作、家庭與生活，只為一股腦地追尋所謂的理想。如同電影中主要紀錄的兩位主角：外省第二代女作家曾心儀、人稱「康仔」的康惟壤。時至今日，步入中老年階段，以當下的日常瑣事與生活形貌，對照著台灣或他們，在八〇至九〇，那些政治碰撞、經濟榮景而風起雲湧的「狂飆年代」，都在影像和影像的隙縫之間，流瀉出蒼涼的情懷亦或釋然的情感。

台灣近四十年來民主化的歷程，不只有舞台上的菁英，更多時候是由基層運動者的熱血而撐起來的。在《狂飆一夢》中，希望透過影像的敘事重整，試圖理解反抗者們的初衷，以及他們宛如宿命般被束縛的自身狀態。「一夢」暗喻世事無常變化，所有的成敗枯榮、執著心念，到頭來都像夢一場。雖說勇敢追夢，但也不得不承認，夢在多數時候，既難實現，又無從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