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唯恐百姓不飲酒」的朝代嗎？

歷史春秋網

作者：侯會
　　　　
《水滸》中的好漢們幾乎頓頓不離酒，甚至有些好漢的上山動機，就是為了「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借助電子檢索功能對《水滸全傳》中的「酒」字作一統計，在60萬言的文本中，「酒」字竟出現近2000次！
　　
「飲食」之「飲」本可理解為飲水、飲茶，但最早則專指飲酒。《尚書》中有《酒誥》一篇，是周公警告貴族子弟不可酗酒的文告，其中「爾乃飲食醉飽」中的「飲」，便指飲酒。而自周公之後，歷代統治者對酒多抱警惕態度，都曾頒布禁酒令。究其原因，一是怕臣民酗酒作亂，有礙於社會秩序的穩定；二來釀酒需要糧食，人吃還不夠，哪有多餘的糧食釀酒？
　　
然而從《水滸》的描述中，絲毫看不出官府對飲酒之風有所箝制，只覺得宋人飲酒成風，到了舉國若狂的地步。
　　
小說重虛構，但也總能或多或少反映現實生活的面貌。宋代官府對釀酒飲酒的歷史上有「唯恐百姓不飲酒」的朝代嗎？態度，確乎與歷朝不同。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日常養著一支龐大的軍隊。軍隊要吃飯，要官餉；而兵器衣甲、屯紮訓練之費，同樣是一筆驚人的數字。這樣一筆巨款，只能由國庫支給，用稅收來填充。
　　
跟許多朝代一樣，宋代的鹽、酒、茶屬於特殊商品，由國家壟斷經營，實行專賣，收取高額稅金，稱為「榷政」。而酒稅又是其中的大頭兒，徵收機制稱「榷酤」。宋代龐大的軍費開支，便仰仗著酒稅(「酒課」)的支撐。若趕上戰爭，酒課更成為雪中之炭。
　　
據學者考證，北宋初年，一年的酒課收入為185萬貫，約佔國家全年貨幣收入的10%。到了慶歷年間，朝廷跟西夏大動干戈，軍費需求激增，酒課也飆升至1710萬貫，是宋初的九倍！所佔貨幣收入的比例也升至38.9%，是宋初的近四倍！以後這個比例有所降低，但據估算，兩宋期間的酒課始終維持在稅收總額的20-25%。
　　
在宋代，各州府軍縣都設有「酒務」，專管酒的釀製、發售及繳稅等業務。據統計，在熙寧年間，北宋全境共設酒務1861個。單是開封府所轄州縣，就有酒務35個！哪怕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聚落，也都有賣官酒的酒店。
　　
地方財政沒有別的增收手段，也把手伸向酒稅。南宋人陳亮就說：今日郡縣的油水已經搜刮殆盡，即便有能力的長官，沒錢也是枉然。只剩下酒稅可以挪用，一縣的財政，全靠它了。(「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為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自《龍川集·義烏縣減酒額記》)
　　
好在酒務隨處皆有，稅金取用方便，不像茶、鹽，有專門的生產區域，還需長途販運。於是酒稅在負擔沉重的軍費開支之外，又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機。
　　
其實「榷酤」初行，國家壟斷酒漿生產，未嘗沒有「禁民飲」的動機。可是官府嘗到酒課的甜頭，一味擴大酒的釀造規模，不但不再提禁酒，反而明裡暗裡引導、鼓勵酒水消費。

郡縣預先規定了難以完成的稅收額度，縣吏催繳不力，是要挨板子、受黥刑的！為了推銷美酒，商家及官府想盡辦法。例如北宋官府有一項救濟措施，即在春夏青黃不接之際，向農民發放貸款，稱「青苗錢」。一些商家盯上了農民的救命錢，特地在放青苗錢的日子，於通衢酒店擺出美酒，「命倡女(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引誘農民入肆買醉。農民一旦入內，到手的青苗錢往往「十費其二三矣」，更有空手而歸者。
　　
官府則派兵帶著枷、杖等刑具到現場彈壓，號稱「設法賣酒」。這個「法」，是指刑法；而「設法」的目的，不是禁止商家過度推銷，而是監督飲者要乖乖飲酒、痛快還錢，不得鬧事。——官府自然也是要坐地分肥的。為了增加酒課收入，官商勾結，沆瀣一氣，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宋代鼓勵釀酒，還因當時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糧食進一步商品化。但利益攸關，官府漸漸對釀造規模失去了控制。全國用來釀酒的糧食，有時竟要佔到總產量的三分之一！釀酒佔用糧食過多，搞得貧苦百姓沒飯吃。
　　
酒糟是釀酒餘下的下腳料，堆積如山，酸腐糜爛，連豬狗都不吃，只好送去肥田。就是這種東西，每當酒務早上開門，總有窮苦百姓扶老攜幼擠在門前爭買，拿回去摻和著糠秕充飢。更有買不起的，只好向人乞討。這樣的悲慘景象，被詩人寫在詩中，稱這些可憐人為「食糟民」。(歐陽修《食糟民》)——如此一比，不時還能喝上兩頓水酒的梁山好漢，境遇還不是最糟的。
　　
宋代官府「唯恐人不飲酒」(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談·酒禁》)，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酒文化」中絕無僅有的荒唐現象。——酒文化發展到宋代，已演化為名副其實的「酒經濟」「酒財政」！
　　
本文節選自侯會《銀字水滸傳》一書。
　　
作者簡介：侯會，1949年3月生，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文學教學、科研工作，側重於白話小說研究。在《文學遺產》、《文藝研究》、《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以及日本，台灣地區等處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著有專著《水滸源流新證》、《中華文學五千年》、《世界文學五千年》、《元曲誦讀》、《中國神話故事精選》等。兼任北京市文藝學會古代小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編委。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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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這是小編前些天在微信看到的一篇文章。
筆者觀察了武漢疫情以來，官方媒體上的「戰爭隱喻」。
算是解析這一種輿論手段吧。
感覺還滿有意思，分享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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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詞語有如掛鉤，能固定我們的思想觀念。」
——亨利·沃德·比徹
　
這些天，在許多媒體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新聞題目：「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衝鋒」「人民戰爭」等等戰爭術語，在新聞報導中屢見不鮮。
　
針對這一現象，人們似乎還沒有進行過較多的分析和討論。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在閱讀新聞報導時，往往會更關注新聞事件本身，而忽視這些戰爭術語。或者說，人們已經司空見慣。
　
但是，戰爭術語的大量出現，其實是新聞敘事中戰爭隱喻泛化的一種表現。這是應該引起人們加以注意的。
　
原因在於，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事實上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十分明確的戰爭思維，去錯誤地認知和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比如說，將原本的災難看成一場戰爭，而非悲劇。認為結局只有勝敗，而沒有勝敗之外的其它選項。
　
一、戰爭隱喻是什麼？
　
戰爭隱喻，是指以真實的戰爭，類比非戰爭行為或事件。
　
作為一種在新聞敘事上出現的話語現象，戰爭隱喻則是指以戰爭術語，描寫各類非戰爭領域的新聞事件，賦予其以強烈的對抗性、緊迫性和修辭認知張力。
　
「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這些話語，其實就是戰爭隱喻的典型代表。
　
這一類戰爭隱喻，當然不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出現，也不只是今天才出現。只要認真觀察國內媒體的新聞報導，人們不難發現，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被廣泛地運用著。政府工作、經濟活動、體育比賽、醫療等等領域，都能看到，例如：
（1）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疫情防控阻擊戰（常德日報，2020/02/11）
（2）中國經濟戰「疫」錄：經濟保衛戰全面打響 (中國新聞網2020/02/12)
（3）疫情如何影響中國軍團備戰奧運（環球網 2020/02/12）
（4）貴州省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誓師大會引起黨員幹部強烈反響（新華網 2020-02-11）
（5）在疫情炮火中「誕生」 泰康同濟（武漢）醫院譜寫英雄讚歌（中國網醫療頻道 2020/02/08）
　
如果我們往回看三十年，那些我們所經歷過的重要事件，比如說1998年的大洪災，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國內媒體相關報導的新聞敘事，實際上也都運用了大量的戰爭隱喻。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戰爭隱喻何以會在新聞敘事中泛化？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楊洋和董方峰，在《當代中國媒體話語中的戰爭隱喻現象研究》一文中，對戰爭隱喻泛化這一現象有進行過分析。他們認為，在當代中國話語中，戰爭隱喻泛化的原因有以下三點：認知動因、修辭動因、歷史文化動因。
　
第一，認知動因
　
喬治·考萊夫和馬克·詹森，是美國的兩位語言學家，兩人合著過《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這本書被認為是認知語言學隱喻系統研究的開始。在書中，他們指出，隱喻不僅僅只是一種修辭手段，同時也是人類思維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參與人類的認知過程。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老師，則在《論隱喻》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隱喻就是借用在語言層面上成形的經驗，對未成形的經驗作系統描述。通過隱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經驗，借助已經成形的經驗得到組織和表達。
　
對於許多人而言，戰爭是一個我們從小就十分熟悉的物件。比如各種抗日題材的電影電視劇，還有許多唱紅歌比賽，以及在學校所學的課本，乃至我們的國歌，其中就有著許多戰爭的話語。因此，新聞敘事運用戰爭隱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能讓人更快速地認知某些暫時不太瞭解的新聞事件。
　
第二，修辭動因
　
戰爭所特有的緊急性質，決定了戰爭術語必須是精准和簡潔的，而不能像現在的政府通告那樣空洞冗長。另外，新聞敘事語言的相對匱乏，也會促使人們通過詞義泛化，來實現語言一定的動態平衡。因此，新聞敘事借用戰爭術語，既符合其對簡潔度的要求，也有助於豐富其語言形式。
　
第三，歷史文化動因
　
建國初期的領導人，多是軍旅出身，習慣於用戰爭術語部署和平時期的各項工作。而隨著大量軍隊幹部和軍人轉入地方工作，軍事用語也隨之被帶到了地方工作的「各條戰線」。在近幾十年來的歷次搶險救災中，軍人往往也被命令參加，成為主要救援力量。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
　
三、戰爭隱喻泛化，會產生哪些影響？
　
戰爭隱喻作為一種話語模式，其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積極方面的影響有：1、便於人們認知新事物；2、滿足新聞敘事對語言簡潔的要求；3、能將人們共同置於一種緊張的境地，以便齊心協力應對困難。
　
但是，它也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極為明確的戰爭思維，去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
　
比如說，在各地的防疫宣傳標語中，也能看到「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今年過年不串門，來串門的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 「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這一類的標語。
　
人們製作這些標語的初衷雖然是好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戰爭思維在起作用。來串門的就一定是敵人嗎？就不能是有急事的人？發燒不說，就一定是階級敵人，而不是另有隱情？比如說，或是因為恐懼？或是因為擔心被隔離而無法照顧家人之類？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就是一種強制性的行動，讓敵人屈從，並為我們的意志服務。戰爭思維的要點，其實就是明確劃分敵我意識，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敵人。就像毛澤東曾經所說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但是，這些新聞敘事所陳述的物件，大多並非真實的戰爭，也不是革命。這些物件，可能只是一項政府工作或經濟活動，一次體育競技比賽或社會公共衛生事件，但戰爭所特有的那種生死對立的敵我意識，它們其實並不具備，最多只能說它們是有一定限度內的對抗性或緊迫性。
　
因此，楊洋和董方峰兩位作者指出：「當人們無意識中將戰爭話語作為動員武器時，戰爭思維就往往構成行為指導框架，使人們把他們的工作視作真正的戰爭，其終極目的就是採取任何手段消滅虛擬的敵人」，可能導致的後果就是：「戰爭隱喻客觀上會遮蔽思維，阻礙人們接近事物真相，並放大對抗性，在行為上可能導向不必要的暴力」。
　
習慣于用戰爭思維去理解事物的人，也往往會將歷史上的每一次災難，都視作戰爭，並認為結局只有勝利和失敗兩個選擇。而只要沒有被「打垮」，就是勝利：
　
但他們從不會去想：災難就是災難，每一次災難都是悲劇，沒有真正的勝利。
　
四、我們可以做什麼？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新聞媒體控制著社會話語權。當新聞媒體開始選擇一種特定話語模式進行新聞敘事時，人們也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就接受了這種話語模式所承載的思維模式，並運用其去認知新聞事件。
　
因此，當我們在看新聞報導時，至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對新聞敘事的語言保持高度的敏感。不管是哪一家新聞媒體，對其在新聞敘事中所運用的話語，尤其是戰爭隱喻，都應該時刻保持一種警惕，思考其背後所潛藏的思維模式究竟是什麼。
　
第二，多管道搜集資訊對比新聞報導。新聞是建構出來的，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媒體的新聞敘事中，會呈現不同的形態，有時甚至會截然相反。因此，長期只接收同一類新聞源，可能使你只會用一種思維模式去理解世界。比如說，你十年如一日地只看《環球時報》，那你對中美關係的認知，很可能也就「美帝亡我之心始終不死」的境界。
　
第三，關心他人的遭遇，始終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不要熱衷於「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樣毫無根據的話語，而應盡可能設身處地的去理解那些有著不幸遭遇的人。這不是政治正確，而是因為你我這樣的人，大多數也只是被時代所玩弄的普通人。
　
就像作家方方所說的那樣：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文章出處：公眾號「1號檔案館」
作者：伯羅奔尼撒

古箏最精華的詮釋就是左手技巧，追逐雙手彈奏、新技巧展現是符合現代審美趨勢而誕生，例《慶豐年》、《打虎上山》等。現在古箏演奏法左手快速伴奏、掃弦，右手掃搖、長搖、短搖，更加證明古箏是富有表現力以及不輸西方樂器的個性！雅俗共賞、彈唱自娛、剛柔並濟的樂器！

但我們不能忘記左手的本份呀！所以2020年第一天新拆封的書，分享給愛箏的大家🌹光是左手就非常詳細的說明，還有畫圖呢😍
實在好棒，感謝林玲老師的用心😍

#不斷的學習是提醒自己的不足
#音樂是一種精神上的傳承
#每一首曲就是一幅畫
#新年快樂2020

《絃索拾叁套》書本作者介紹：
林玲，中國當代著名古箏演奏家、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古箏碩士研究生導師；天津音樂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廈門大學藝術學院、中國戲曲學院碩士生導師、客席教授。林玲的古箏教學在古箏學界也享有一定穩固的聲譽，以授課嚴謹、方法科學著稱，執教以來、成績斐然，2004年榮獲澳門首屆青少年兒童音樂大賽「金園丁獎」。
林玲早年師從潮州古箏名家楊秀明，1977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1981年轉入中國音樂學院，師從曹正、邱大成、李婉芬教授及古箏名家項斯華等。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被推舉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免試的古箏研究生，1987年以學術論文《論潮州箏演奏藝術》獲碩士學位，隨後留校執教至今。
林玲的演奏富於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演奏曲目蘊含深厚的傳統功底，被香港《文彙報》等知名媒體譽為「中國當代首屈一指的古箏演奏家」；多年來，作為中國藝術家小組和中國彈撥樂團的成員，她的演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先後出訪奧地利、日本、加拿大、菲律賓、美國、泰國、朝鮮、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均受到高度贊譽。
1995年在台灣舉行了個人獨奏音樂會，好評如潮，被當地評論家稱為「林玲的演奏富於靈感，細膩高雅，完美的技術和激動人心的音樂，令人難忘」。
林玲的古箏教學在古箏學界也享有一定穩固的聲譽，以授課嚴謹、方法科學著稱，執教以來、成績斐然，2001、2002連續兩年在全國青少年藝術新人選拔大賽中獲「園丁獎」；2004年榮獲澳門首屆青少年兒童音樂大賽「金園丁獎」。她的多名學生多次在全國古箏比賽中獲一、二、三等獎，有的已成為音樂院校的古箏教師。

本集主題：「我的雜種人生：林保華回憶錄」介紹
　　　　　　　
訪問作者： 林保華、 楊月清
　　　
內容簡介：
生涯遍及五國的資深評論員，
走過八十一個春夏秋冬的回憶錄。
　　
　　書寫「心史」與「跡史」
　　何謂「賣國」與「愛國」
　　如何「順民」變「刁民」
　　
　　印尼成長、中國學習、香港就業、美國短居、台灣入籍
　　歷經東亞政治局勢動盪時刻，原鄉與異鄉間的輾轉奔波
　　身分認同與人生價值的抉擇，書寫七十餘載的壯闊漂盪
　　
　　本書雖以「心史」為主，也不乏「跡史」，即可作自傳來看，也可作歷史來讀。由於作者生涯遍及印尼、香港、中國、美國到最後定根台灣，而且敢言人之不敢言，內容豐富多彩自不待言。
　　
　　作者披露了他的「雜種」身份，還是皇親國戚的「賣國」世家；「賣國」表達他具體化中國歷史的若干背景，「雜種」更是對傳統中國史觀的顛覆。
　　
　　這是一本作者由共產黨的「順民」轉變為「刁民」的歷史見證；從史的誤會走向歷史的必然。不但有上當受騙的經歷，也有覺醒反思的過程，更有追尋光明的勇氣與行動。
　　
　　在面對全球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大對決的關鍵時刻，作者對其一生平實的敘述與敏銳的觀察，有其可貴的價值。
　　　
作者簡介：林保華
　　1938年出生於中國重慶，兩個月大隨父母移居印尼梭羅，在那裡接受華語小學教育，開始接觸左傾思想；1949年移居首都雅加達在中共控制的華語中學就讀，1955年回中國。1960年畢業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被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1964年被調到化工局半工半讀技術學校，文革期間下放車間勞動，1976年離開中國到香港定居。在香港長期從事時政評論，先後擔任中報、信報編輯，1986年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擔任張五常教授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助理研究員。1997年移民美國，在美國繼續評論時政，並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2006年移居台灣，繼續時評工作，並且與台籍妻子楊月清共同創辦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與台灣維吾爾之友會擔任創會理事長，並任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與台灣智庫諮詢委員、亞洲公共文化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