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葉郎每日讀報 #一週大事版
#本週以舊文更新代替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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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電影的成功總是基於兩個元素：
好的故事，以及完善的執行。不是明星，
不是特效，不是勞師動眾，不是不惜
工本，更不是一窩瘋的熱潮」
—— Jeffrey Katz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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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文前半來自2020年1月20日原載於端傳媒的「短片平台 Quibi可以在串流大戰殺出生路？迪士尼武俠顛覆電影產業的未竟之夢」一文，後半則更新了 Quibi 在半年內快速殞落的下半場故事。Jeffrey Katzenberg 的N度創業仍然充滿了好萊塢電影的戲劇性（和90分鐘演完的規格），就算要跌倒也要是史詩級的華麗一跤 /

今年1月8日，年近70的 Jeffrey Katzenberg 站上拉斯維加斯的 CES 消費電子展的舞台介紹他最新創業作——短片串流平台 Quibi 時，他心裡一定百感交集。

近30年前這名年輕激進的片廠主管被迪士尼毫不留情地攆出大門，憤恨的他把接下來的人生全耗在用夢工廠動畫來向迪士尼報仇。30年不到，那個他一直想扳倒的好萊塢巨人如今已走到了另外一個混屯未明的十字路口，面臨外來者 Netflix 侵門踏戶的鯨吞蠶食。

而這一回，終於輪到 Katzenberg 這個片廠外的流浪劍客，率領包含他的終極死敵迪士尼在內的幾大門派聯手出擊，企圖用Quibi這個激進的新商業模式，讓好萊塢在勢不可擋的串流宇宙中找到存活之路。

從來不選容易題目的 Jeffrey Katzenberg 不論第N次轉職似乎全是同一個職涯命盤，故事大綱永遠都是 Katzenberg 對抗整個世界。

這就是 Disney 最傳奇性的離職員工 Katzenberg 的故事：

馬三 vs. 宮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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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丟人現眼而且代價高昂的迪士尼清宮內闈大戲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要1994年4月3日正在度假滑雪的迪士尼總裁 Frank Wells 的直升機沒有撞上山壁，只要這個迪士尼第二號人物還好好的活著，迪士尼宮廷就不會出現要命的權力空白進而引發一場讓整家公司倒退十年的慘烈宮鬥。

墜機事件隔天天才剛亮，迪士尼第三號人物 Jeffrey Katzenberg（時任 Disney Studio 主席）已經坐在辦公室等候迪士尼第一號人物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打電話來通知他被拔擢為總裁。

Katzenberg 辦公桌上的電話一整天都沒有響過。

Eisner 和 Katzenberg 早在 Paramount 時期就是關係非常親密的師徒，Eisner 被 Roy Disney（Walt Disney 的姪子）挖角到迪士尼進行集團改造大業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徒弟 Katzenberg 跟他一起投靠迪士尼。報到上班第一天，師傅向徒弟介紹迪士尼環境之後，指著窗外另一棟迪士尼動畫製作部門的大樓對他說：「對了，那個也是你要搞定的難題。」

從來沒有碰過動畫片的 Katzenberg 奇蹟般地帶領迪士尼動畫走出了 Walt Disney 過世後連續十多年的低潮期，並用《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魚》和緊接著的《Beauty and Beast 美女與野獸》、《Aladdin 阿拉丁》等動畫電影實現了 Walt Disney 生前一直夢想完成的願景：一個不只是給小孩子而是給所有人的動畫產業。

意氣風發的 Katzenberg 隨後也開始監管迪士尼多年來一直上不了軌道的真人電影製作部門。

2020年此時此刻不可一世的迪士尼執行長兼董事長 Bob Iger 和 Marvel Studio 總裁 Kevin Feige 這組人物的關係，其實就是1990年代前後重新擦亮迪士尼招牌的 Eisner/Katzenberg 組合的翻版。Eisner/Katzenberg 剛赴迪士尼報到時迪士尼年營收只有3.2億美元，十年後的1994年迪士尼營收是48億美元。沒有師傅的慧眼和授權，也不會有徒弟的大展身手。但是外頭開始傳出有點刺耳的說法：有華爾街分析師說迪士尼連年股價大漲的功勞應該有八成都歸功於 Katzenberg，連Newsweek 都出現 Katzenberg 是「整家公司最有價值的人」的說法。

Katzenberg 小時候大概沒有看過韓信的歷史故事，沒有想過功高震主的下場。江湖謠傳他甚至曾自稱是「Walt Disney 再世」，讓最後一個參與集團經營的迪士尼家族成員 Roy Disney 大為光火。

Katzenberg 甚至也沒好好上莎劇那堂課，未能記取馬克白的教訓。他聽取了另外一個業界長輩、唱片大老 David Geffen 的「職涯輔導」，決定化被動為主動，用更激烈的方法表態爭取迪士尼第二號人物迪士尼總裁的職務，企圖成為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的正式接班人。於是他（也可能是他的老友 Geffen 擅作主張）透過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放話說：Katzenberg 不幹了。

「老猿掛印回首望。關隘不在掛印，而是回頭。」Katzenberg 試圖以退為進逼宮，沒料到惱怒的師傅 Michael Eisner 根本不給他機會回頭。

墜機事件兩個月後，迪士尼正在歡慶《The Lion King 獅子王》爬上那個史上從來沒有任何動畫電影登上過的賣座山頭。一路領導動畫團隊的Disney Studio 主席 Jeffrey Katzenberg 正式被掃地出門。

史瑞克 vs. 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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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劇情進展則更接近莎劇中年老愚蠢的李爾王：

Jeffrey Katzenberg 的背叛讓迪士尼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大受打擊，開始沈溺於一種集羞愧、悔恨、憤怒於一體的複雜情緒，並嚴重影響他作為專業經理人的判斷能力。

Eisner 統治下的迪士尼開始由盛轉衰。Eisner 火速重金禮聘CAA超級經紀人 Michael Ovitz 來替補被他攆走的徒弟。經常被媒體捧為好萊塢最有影響力人物第一名的 Ovitz 一手掌握各種明星演員和導演的人脈資源，卻根本沒有製片和片廠經營的任何 know-how。迪士尼付出的慘痛代價是14個月後還要支付1.4億美元的天價請 Ovitz 滾蛋（損失之高甚至還因此被迪士尼股東告上法院）。

這還不是這場迪士尼宮鬥所帶來的最大財務損失。Jeffrey Katzenberg 本人的資遣費在歷經難堪訴訟之後，合計讓迪士尼付出了2.7億美元的代價（其中還不含昂貴的訴訟費）。

要記得 Katzenberg 去迪士尼報到那年迪士尼年營收才3.2億，這2.7億資遣費等於十年前迪士尼年營收的85%。讓迪士尼全公司上上下下更為震驚的是，Katzenberg 完全沒有浪費時間，立刻把這筆資遣費拿去籌組一家新片廠來跟迪士尼打對台。

據說 Katzenberg 離職消息曝光的第一時間，Microsoft 的財務長立刻打斷 Bill Gates 的會議建議他出錢成立片廠給 Katzenberg 經營。但 Katzenberg 婉拒了，他寧願選擇用迪士尼的錢進行復仇大業。Katzenberg 找來了剛剛賣掉唱片公司的 David Geffen 一起創業，Geffen 則又點名剛剛以《Jurassic Park 侏羅紀公園》和《Schindler’s List 辛德勒的名單》登上事業高峰的 Steven Spielberg 一起投資。「我跟他說我們這幫人終其一生都在替片廠打工，是時候該搞一家我們自己的片廠了」Katzenberg 如此說服 Spielberg 上車。好萊塢睽違五六十年來第一家新片廠「夢工廠 DreamWorks SKG」終於在復仇的背景音樂中轟動成立。

1994年成立的夢工廠成為一場甜美但艱辛的夢。SKG三巨頭也沒能一起撐到最後，來自唱片業的 David Geffen 很快就被電影業的大起大落嚇到，不久就淡出經營。十年後 Steven Spielberg 主導的夢工廠真人電影部門脫手賣給了 Katzenberg 的老東家 Paramount。但這筆交易不包含製作過《Shrek 史瑞克》和《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馴龍高手》等經典動畫的動畫部門。Katzenberg 堅持把動畫部門夢工廠動畫獨立出來，自己再繼續苦撐十多年，以便繼續跟另外一個老東家迪士尼纏鬥到底。直到2016年夢工廠動畫才以高得出人意料的38億美元價格賣給 NBCUniversal，結束了他向迪士尼復仇的未竟之業。

值得玩味的是夢工廠的失敗原因其實就藏在 Jeffrey Katzenberg 的迪士尼職業生涯裡。

1991年，Jeffrey Katzenberg 發了一封題為「世界已在劇變：對我們家生意的幾點檢討（The World Is Changing : Some Thoughts On Our Business）」的信給迪士尼全公司主管（包含他的老闆 Michael Eisner），表達他對於公司和好萊塢未來的惴惴不安。

「《Pretty Woman 麻雀變鳳凰》、《Ghost 第六感生死戀》、《Home Alone 小鬼當家》這些大受歡迎的電影告訴我們一個屬於1990年代的教訓：排除掉那些一時熱潮和過度行銷的干擾，到最後社會大眾終究還是會自己找到那些他們真的想看的電影。這些電影的成功總是基於兩個元素：好的故事，以及完善的執行。不是明星，不是特效，不是勞師動眾，不是不惜工本，更不是一窩瘋的熱潮」他在信中說。

在還沒有 Facebook、Twitter 甚至 Email 都還沒普及的年代，這封長達28頁的紙本信快速透過傳真機的尖銳噪音在好萊塢掀起了一波聲浪。媒體搶刊全文協助散佈 Katzenberg 對好萊塢模式的質疑，尤其特別指名道姓批評Warren Beatty那部昂貴而對迪士尼完全沒有效益的超級英雄電影《Dick Tracy 狄克崔西》。

這封信引發的風波後來被導演 Cameron Crowe 改編成為運動經紀人電影《Jerry Maguire 征服情海》的劇情：電影中 Tom Cruise 也寫了類似的信批判整個行業，並寄給全公司的主管和同事分享，最後導致自己被開除。真實世界中，Jeffrey Katzenberg 和他的老闆 Michael Eisner 開始有嫌隙的起點也是這封信。

Katzenberg 或許始終沒有注意到夢工廠的失敗理由根本就白紙黑字寫在信中：

他強力質疑明星制過度發展對好萊塢有害，真正有價值的是編劇，編劇才是片廠應該多多花錢投資的對象。然而因為拍攝成本超出預期、票房起伏太大、還有2000年以後的 DVD 市場崩解，此外又沒有像其他家大業大的片廠有各種業外收入來分攤風險，腳步蹣跚的夢工廠動畫一直要到《史瑞克》出現之後才開始勉強站穩，但 Katzenberg 從頭到尾仍舊花了大量預算在邀請明星參與動畫配音。放眼好萊塢真正做到以劇本為中心、全職養創作者寫劇本的公司，正是 Katzenberg 的死對頭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 Pixar。《Coco 可可夜總會》的 Lee Unkrich、《Up 天外奇蹟》的 Pete Docter 、《Wall-E 瓦力》的 Andrew Stanton 都是皮克斯的全職員工，這些迪士尼 / 皮克斯長期投資的創作者才是夢工廠動畫在競爭中不斷吃鱉的原因。

歷史的因緣際會是：迪士尼的第一份皮克斯發行合約，正是當年充滿遠見的 Jeffrey Katzenberg 還在職時親自去和皮克斯董事長 Steve Jobs 簽下來的。

30年後他那洋洋灑灑28頁的信仍是足以顛覆好萊塢的真知灼見，只是最後真正達陣的人不是他而已。

好萊塢 vs.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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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2日夢工廠動畫完成交易的那一天，才是 Jeffrey Katzenberg 意義上真正從迪士尼「離職」的那一天。二十年來第一次，Katzenberg 再也不用馴龍、再也不用救世、再也不用搶救費歐納公主。他終於可以在他的迪士尼復仇劇中下台一鞠躬。

結果，不按牌理出牌的他這時候竟然來了一手「老猿掛印回首望」，回頭去了一趟迪士尼。

舊地重遊之日，他的師傅/仇敵 Michael Eisner 早已退休。Roy Disney 過世之前幾年在董事會聯合其他股東發動突襲，逼Eisner讓出他早已不適任的董事長一職。如今坐在執行長兼董事長位置上的是電影史上最成功的片廠經營者 Bob Iger。

於是師兄 Katzenberg 在會議上給了師弟 Bob Iger 一個他無法拒絕的 Offer。

直到週三的CES發表會上，這個由迪士尼、福斯、華納、索尼、NBC環球、維康Viacom、高盛銀行、JP摩根銀行、阿里巴巴等投資人集資十多億美金的神秘新公司才正式揭露他們野心勃勃（但短短的）的計畫：Quibi。

WTF is Quibi? 該公司的Twitter帳號甚至選了這個充滿挑釁意味的帳號名稱。

「我們的任務是讓你隨意咬一口（quick bites）卻得到驚人的好故事。」Katzenberg 在CES的舞台上解釋 Quibi 這個字的由來。

Quibi 不是 Netflix，不是 Disney+，不是 Apple Tv+，也不是後來才上線的 HBO Max。Quibi是針對手機用戶的短片串流平台，專門鎖定你的通勤、午休或是在沙發上滑手機的零碎時間，提供一集不超過十分鐘並以好萊塢電影規格製作的精緻戲劇節目、實境秀和新聞氣象等資訊節目。

為了展示決心，他們甚至宣示只會提供手機平台的 APP，所以使用者如果想要在大螢幕上收看必須自己使用裝置上的 Airplay 或是 Cromecast功能來投放。更重要的是 Quibi 的內容將會是第一個專為手機直式螢幕提供原生內容的平台。創作者必須同時使用直式和橫式構圖的兩台攝影機同步拍攝，並透過演算法將畫面結合成為一個十字形的畫面傳輸給使用者，做到不論直式收看或和橫式收看都不會有任何黑框，同時又可以在使用者把手機轉向時讓影片畫面即時無縫轉向，有如黑魔法。

除了偵測手機水平之外，他們還試圖在節目中置入其他手機功能，比如配合節目內容讓手機鈴聲響起，或是會依據 GPS 偵測你所在地時間藉以推出天黑之後才能看的恐怖節目。

為了和 YouTube、抖音、Instagram 上面的素人網紅經濟對抗，Quibi 將以每分鐘10萬美元的製作費，製作每年約8500集的精緻節目。已經加入 Quibi 陣營的包括 Steven Spielberg、J.J. Abrams、Guillermo del Toro、Sam Rami、Antoine Fuqua 和 Ridley Scott 等導演，以及 Dwayne Johnson、Kevin Hart、Jennifer Lopez、Liam Hemsworth、Idris Elba、Zac Efron、Tina Fey 、Dave Franco 和 Bill Murray 等明星。

Quibi 這個新品牌之所以能集結這麼驚人的陣仗，除了 Jeffrey Katzenberg 自己在迪士尼和夢工廠的多年人脈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察覺了串流時代對內容的強烈需求已經讓創作者更加重視著作權歸屬的議題，Quibi 因此提供了 Netflix 或是 HBO 絕對開不出來的合作條件：除了在 Quibi 上播出七年之外，其餘著作權完全歸屬於創作者，因此他們在其他平台可以有額外收入。

面臨擁擠而血腥的串流大戰，Quibi 試圖另開戰場、殺出生路。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Vox 旗下的科技媒體 The Verge 因此在 CES 的專題報導中以 “Quibi vs. The World” 來形容這條不尋常的路徑。

到頭來，Katzenberg 的故事終究是一個武俠故事。

在電影將死、電視將死，而且通通將死於手機和 Netflix 夾殺的世紀科技變局之下，曾被迪士尼逐出師門的 Jeffrey Katzenberg 站出來統一好萊塢各大門派，提出一個殺出重圍的激進構想：不如我們放下各自的詠春拳、形意拳、八卦拳、64手之類的舊功夫，發明一套新的。

一百年來電影一直就是一門「如何吸引觀眾眼光」的生意，但這家百年老店早已沒有年輕人的俐落身手來應對觀眾和媒介的頻繁招式變化。 Quibi 是第一次由電影從業者主動提出的原生媒介規格，而不是「電視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電視上放電影，「DVD 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 DVD 上放電影，「網路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網路上放電影之類的被動作法。

從來不選容易題目的 Jeffrey Katzenberg 的解題口訣：放下舊成見、接受新媒介、繼續講好故事。


Quibi vs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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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像一部90分鐘長的標準好萊塢電影，Quibi 的故事在199天之後就戲劇性地收尾 ......

生不逢時的 Quibi 上週無預警地宣佈將自12月1日起停止運作，並在出售現有的技術和內容等資產後解散公司，將剩餘的資金退還給股東。Quibi 以主打 10 分鐘以內的精緻內容而且可以直立觀看為號召，並有先後經營過 Disney 和 Dreamworks 等片廠的 Jeffrey Katzenberg 擔任董事長， 以及先後當過 eBay 和 HP 執行長的 Meg Whitman 擔任執行長，然而最終仍在6個月內迅速玩完。這兩位好萊塢資深玩家（Whitman 也是 Disney 畢業生）在對股東的信件中表示：「我們的失敗並不是出自於不夠努力。而是我們評估認為真的已經用盡所有可能的選項。」

Katzenberg 在上週的一場訪談中重申他過去兩三個月說過很多次的結論： Quibi 失敗的主因是他們原本鎖定通勤時間的利基市場，但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此時此刻每個消費者都受困沙發上，根本沒有人在通勤。

他坦承過去三週他們已經用盡各種方法尋求策略投資夥伴、願意收購的買主或是其他各種財務上的支援，但全部都踢到鐵板。他們認為再繼續撐下去結果也不會改變

娛樂產業媒體 IndieWire 認為 Quibi 則分析說 Quibi 鎖定的短片市場原本就有 YouTube、Vimeo、TikTok 和 Snapchat 等等免費而且永遠看不完的影片。而該串流服務孤注一擲地押寶在通勤之後（甚至一開始App還沒有投放到電視上的功能），更造成該公司後來求售非常困難。接連被各個片廠甚至 Apple 和 Facebook 拒絕收購，就是因為鎖定行動端的 Quibi 換到非行動市場上就難以顯現價值。

財經媒體 Bloomberg 引述 S&P 分析師 Naveen Sarma 的分析：每一個平台都需要吸引人的內容來讓新訂戶上鉤，並繼續用大量的內容留住他們。而萬一沒有達到目標，就必須要口袋夠深的母公司拼命搬資金來支援前線。Quibi 原先預估他們製作的175個節目會有8~10個可能會中。要命的是不僅一個節目都沒有中，而且他們的 App 甚至無法讓使用者截圖來製作病毒式擴散必備的迷因。然後再回去跟富爸爸們伸手要更多金援支持時之所以會一毛錢都要不到，是因為 Disney 或是 WarnerMedia 這些片廠當時投資心態並非覺得 Quibi 會中，只是純粹為了避免 Qubi 中了之後自家集團會面子無光而花點錢買張保單而已。

另外一家財經媒體 Forbes 提到 Quibi 其中一個豪賭是他們打破傳統電影電視的版權歸屬遊戲規則，讓其他平台的一切版權歸屬於創作者，而 Qubi 要的只有在自家平台的權利。這當然是一種吸引大量明星創作者參與的談判利器，但也是一種長期經營上的豪賭。Qubi 賭行動裝置端的需求會非常強烈，所以這些他們出錢製作的內容上頭的所有商業價值都會在他們自家平台上耗盡，因為所有消費者都會訂閱 Quibi，而不會等未來的其他二級通路上架。他們錯了。

科技產業媒體 TechCruch 認為 Quibi 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與其努力做功課、尋找市場上已經成功的短片模式，Jeffrey Katzenberg 寧願用好萊塢的老方法——把20億美元盡可能用在砸大錢買明星和導演來增加平台賣點 。最終 Apple+ 和 Quibi 等等串流大戰新玩家都是用同一個姿勢華麗跌跤，因為兩家都一樣花了大錢製作新節目，卻欠缺觀眾早已熟知的舊內容片庫來吸引觀眾上門。

值得玩味的是，把時間倒回到1991年 Jeffrey Katzenberg 發給 Disney 員工的那封信中，正是一再強調不要迷信明星的魔法。Katzenberg 用標題為 "Tracy, Tracy, Tracy" 的一整個章節苦口婆心地解釋讓 Disney 自傲的漫畫電影《狄克崔西》其實是一場完全被明星誤導的失敗。他強調「如果點子跟故事足夠強悍，任何一部電影都不需要仰賴特定的表演者就可以大獲成功」，因此希望員工在演員酬勞的談判桌上努力達到這個目標。

30年後，不知道 Katzenberg 是否改變了上面的想法？

抑或者等塵埃落定後，他會終於替大家修訂這封改變好萊塢歷史的信——「世界已在劇變：對我們家生意的幾點檢討（The World Is Changing : Some Thoughts On Our Business）」。

就像當年他在信中說的：「這是與眾不同的行業。即便不在行業裡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只熱衷於看電影，而更執著於想要理解電影產業背後的運作」，我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好萊塢的成功是如何成功、失敗是如何失敗。

「他們想要知道我們是怎麼創造魔法」Katzenberg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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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enberg 在正式發佈 Qubi 收攤消息的前一天，在跟員工的視訊會議中，」難掩情緒激動地要 Quibi 員工去聽 DreamWorks Animation （Katzenberg 近年才剛剛賣掉的公司）的電影《Trolls 魔髮精靈》中 Anna Kendrick 唱的主題曲 ，希望大家用音樂來振作自己。

Quibi 準備資遣所有員工並支付資遣費。事實上 Katzenberg 也說之所以會選擇這麼早就解散公司，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他覺得目前就業市場越來越艱難，有義務儘速協助員工趕快找到新東家，不要耽誤人家的大好人生。

這個戲殺青了，就投身到下一個故事裡。

「現在，就讓我們重新回到繪圖板上，回到最根本的工作裡頭」Jeffrey Katzenberg 在 1991 年那封給 Disney 員工的信中如此作結。

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
★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