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文化】在亞洲 陪酒仍是一門大生意

在東京的銀座、首爾的江南區以及北京的朝陽金融區，幾乎每個工作日的夜晚都會上演一幅熟悉的場景。隨著夜幕降臨，商務人士紛紛湧向當地的KTV和陪酒俱樂部，在年輕女子的親密環繞下，在你來我往的推杯換盞中，商談生意、增進感情。

我們可以稱之為一起做壞事的情誼。這種文化與席捲歐美的MeToo運動格格不入。在亞洲部分地區，職場男性至今仍會公開前往一些有女性陪酒或陪唱歌的場所與同事或客戶喝酒，這些場所往往也會提供非法的色情服務。

雖然政府鼓勵女性留在職場並擔任更高職位，但這一傳統凸顯出亞洲距離平等對待職場女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陪酒俱樂部除了有傷風化外，它還是一個展示權力的舞臺，紙醉金迷和觥籌交錯鋪就了人生的遠大前程。有些男性（通常是社會新鮮人）將此類經歷比作加入兄弟會前的欺辱考驗。而女性若不想被排除在外，失去發展人脈的重要機會，她們只能擁抱這一文化，聽憑物化女性的洪水侵門而入。

「在中國和日本，陪酒俱樂部是談生意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紐約州立大學的教授鄭甜甜（Zheng Tiantian）表示，「他們會不停與陪酒女郎互動，旁人會從這種互動中評斷一個人的性格和能耐，評斷其是否值得成為商業夥伴。」「被認為值得的將能在事業中更上一層樓，反之則會遭遇冷嘲熱諷，」鄭甜甜說道。

這與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那些國家，前往所謂的紳士俱樂部或舞女俱樂部談生意的行為一直備受抨擊。Uber的經理人員曾因在韓國出入陪酒俱樂部而受到譴責，歐洲大宗商品交易所（European Commodities Exchange）的交易員們也曾因觀看了一場出現半裸女性的演出而遭到嚴斥。

工作文化

雖然美國和英國偶爾也有這種男人一起荒唐以增進感情的行為，但採訪顯示，此類做法仍深植於亞洲的工作文化當中。在日本、中國和韓國，雖然有些創業公司、風投公司和金融公司表示要高標準嚴要求，但此類行為仍遠未消失。華創資本（China Growth Capital）的公元女士表示，對投資者而言，此類俱樂部的盛行雖有百害卻有一益，即有助於分辨不同類型的創業者。

「從創辦人選擇的拉近關係的方式最能看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公元表示，「三年前那批試圖顛覆傳統行業的創業公司帶來了許多此類值得商榷的行為。而真正有技術的公司只會組織一些徒步活動。」

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的根本久美子（Kumiko Nemoto）教授做了大量有關於此的研究，她表示，有大量女性面對此類行為時會保持沉默，或默默辭掉工作，這也是儘管MeToo運動在亞洲逐漸興起、但陪酒文化仍然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MeToo要想在亞洲星火燎原，需要有相當一部分人認同女權主義和性別平等的信條，」根本久美子表示。

日本的陪酒俱樂部

日本國家預防犯罪協會（Japan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Association）的資料顯示，2017年該國有執照的陪酒俱樂部共有逾63902家，此類俱樂部通常稱「kyabakura」（キャバクラ），是英文「cabaret clubs」（歌舞俱樂部）的縮寫，但跳舞非固定選項。與一批女招待喝酒的價格從數百美元到高達3萬美元不等。

這一文化是許多日本職業女性面臨的一個嚴峻現實。31歲的上田綾（Aya Ueda）不得不在做了五年的銷售工作後離開了所在的投行，並告別了東京。

她曾與男同事一同出入當地的陪酒俱樂部或一些被稱為「kurabus」（クラブ）的更高消費的場所。在此類場所，男同事會當著她的面公開談論自己的婚外情或嫖娼行為，他們稱呼女性工作人員為「kyabajos」（キャバ嬢），即日文的陪酒小姐，並大言不慚地說公司應該讓女性員工出來陪酒，這樣能節省資金。

「在那個男性主導的行業裡，作為女性，毫無疑問，我經歷過一些不舒服的時刻，」上田表示，「但更可怕的是，在東京生活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有點被洗腦了，我會認為那些針對作為女性的我的言論是日本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無傷大雅。」

上田的經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動的女性經濟學政策可謂背道而馳，眼下，日本政府正大力主張女性留在職場上並擔任領導職務。這項努力旨在應對日本工作人口的減少，使該國擺脫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停滯。

為企業提供僱傭事宜諮詢的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駐香港的合夥人科洪（Helen Colquhoun）表示，長期接觸這種文化，加上遭遇性騷擾後不願聲張，這些都可能促使女性在忍受長期壓抑後直接走人。

科洪表示：「對此類問題坐視不管會帶來各種傷害，包括人才流失，公司聲譽受損，員工對公司的價值觀及政策喪失信心，進而導致士氣低迷。」

韓國的陪酒酒吧

長期以來，陪酒酒吧在韓國一直被視為生意場上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有些酒吧還內建了地道或電梯通往所謂的情人酒店。據韓國政府評估，截至2016年，該國共有13316家所謂的性中介，其中57％以陪酒酒吧的形式經營。

在首爾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K.G. Chi表示，雖然MeToo運動在韓國引發了些許反省，但尚未得到廣泛共鳴，該國的男性習慣了在陪酒俱樂部裡開懷暢飲，他們甚至偶爾會在公司裡嘔吐。他說MeToo不太可能改變這種有眾多男性參與的文化。

據不願具名的商業人士稱，有些公司不會計較在此類場所招待客戶的開銷。他們透露，陪酒酒吧可以把發票開成麵包店、小吃店或其他小生意的樣子，看上去都是很恰當的招待支出，雖然一晚的消費金額常常高達數千美元。

首爾的一家消費者電器公司的員工表示，他所在公司的高層可以忽略開銷上限，以娛樂目的前往陪酒俱樂部的開銷也可以報銷。基於公司政策，他不願具名，他說由於此類活動對銷售非常重要，公司會心照不宣地放任此類支出，並粉飾出按規矩辦事的表象。

但近年來，韓國主要行業的不景氣促使各公司開始限制在陪酒酒吧招待客戶的做法。政府收緊了反賄賂的監管規定，一些公司也開始收緊開支上限，並嚴格規定了可以前往的餐館名單，以提高透明度。（撰文：Lulu Yilun Chen、Kurumi Mori、Sam Kim ）
#MeToo運動 #陪酒文化 #華創資本 #日本國家預防犯罪協會 #安倍晉三

2018.02《Taipei Walker》No.250，水瓶子城市漫步16：維特咖啡廳，到萬里紅公共食堂、黑美人大酒家

http://trip.writers.idv.tw/2018/02/201802taipei-walker.html

照片：推測為1942年台灣神社祭，騎樓有 CAFE WERTHER招牌，來源：《看見李火增》王佐榮編

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口的兩層樓建築，上面打著『萬里紅公共食堂』的字樣，該棟樓大約興建於 1930年代，二樓本來是『維特咖啡廳』。

在日本時代，咖啡廳為文人雅士的文化沙龍場所，討論美術、時事、生意等，咖啡廳內歐式的裝潢、留聲機等音響設備，牆上掛有西洋畫作，擺設石膏像等，並且舉辦許多藝術展覽活動。

單純的文化沙龍咖啡廳很難經營，因此還提供和洋食餐點、咖啡、茶等飲料，甚至提供酒類飲料，有些咖啡館女服務生（女給）穿上西式圍裙，還可以摸摸小手，給男性客人有談戀愛曖昧的遐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食物的配給限制很多，咖啡館也只能往情色發展。

戰後，這些場所逐漸變質為風化場所，政府明令禁止陪酒，並且將所有的酒樓、酒館、咖啡廳改名為『公共食堂』，這也是為何台灣的餐廳、旅館，都不稱為『酒館』的重要原因。後來『公共食堂』這個詞也廢止。

萬里紅公共食堂，因為『紅』字與中國共產黨的『紅』衛兵相呼應，於是只好改英文名『All Beauty』，『All』取其台語諧音為『黑』，變成了黑美人大酒家。這個有紅轉黑的過程，在早年反共的政治正確，是很常見的改名。

我小時候（1980年代）經過那個熱鬧的地方，印象中是大千百貨公司與銀座服飾店，一氣呵成的建築外觀，而且是三層樓高度，沒想到歷史建築重新整修後，外面的貼皮剝除，把三樓增建的部分拆除，還原到當時維特咖啡廳的模樣，在兩條馬路的轉角非場搶眼。

目前一樓為森高砂咖啡館，主要提供台灣產咖啡、茶類飲品與禮品包裝，坐在咖啡館內看著窗外的人車走動，就好像走入時光機。原本隔壁的大千百貨在日本時代是亞細亞旅館，我會想像穿著和服、西裝、藍衫各式服裝的人在此往來，路上還有人力車、腳踏車、黑頭車、凸頭巴士，夜晚霓虹燈閃爍燈紅酒綠，甚至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都在附近的天馬茶房。期待咖啡館的經營不只是相關的產品，若能增加一些文化沙龍的展覽，這樣距離楊三郎的哥哥楊承基當年開設維特咖啡的理想更接近了一些。

從日本時代與歐洲一樣的文化沙龍咖啡廳，演變為風化場所，各類的用詞，因為特有的禁令，從單純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非常文青的咖啡館，歷經萬里紅公共食堂，演變為黑美人大酒家，應該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荒謬歷史。

中時社論－極樂悠遊卡 照見台灣道德反覆

台灣近20年來政治發展平順，藉著選舉與政黨輪替的實現，民主獲得深化與鞏固，值得國人驕傲。但在個人尊嚴與政治權利獲得確保的同時，政府的治理效能卻明顯退化，激烈的選戰與選舉策略操作及政治人物「頭過身就過」短線思維，形成的「道德反覆」現象，卻對民主價值的合理性造成傷害。

悠遊卡公司發行波多野AV女優卡，遭傳統媒體罵翻，但網路上有一派柯粉與綠營支持者拿著所謂「女性主義」為悠遊卡公司辯護，質疑為什麼波多野結衣不能成為悠遊卡主題人物？這既是性別歧視，也是職業歧視，甚至還以「食色性也」反質疑「偽君子」。

對於性產業、性解放或性工作者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台灣的主流價值存有一定的道德判斷，並反映在法律上，對性工作者以及性消費者有嚴格的法律規範，若有逾越即須受罰；反映在社會觀感上，即便不會去大肆譴責如波多野結衣的外國性工作者，但也不會去推崇性工作者，但公股為最大股東的悠遊卡公司大張旗鼓讓AV女優成為產品代言人，卻非主流價值所能接受，這也是AV女優悠遊卡推出後，會引起社會大反彈的緣故。

即便從女性主義或女權的觀點，大部分的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者也無法認同悠遊卡公司的作為，認為這是利用男性對女體的偷窺慾行銷，將女體商品化，是剝奪女性主體性的嚴重歧視與公然羞辱。當然，也有另一派女性主義者認為，應把女性從事性工作一般化，視為普通職業，應打破對性工作者的歧視，這才是對女性的真正解放，也有人以荷蘭與北歐國家開放的性產業為例，認為這並不影響他們被視為進步與文明的國家。

進入這種道德論爭，有如進入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迷霧，不管認同哪一個理，如果一以貫之的以同樣的標準堅持自己相信的理念，不管是道德虛無或道德極端，至少擁有一致的「道德標準」。但這場爭論中最糟糕的部分，是立場跳躍不定的「道德反覆主義」，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以今非昨，以明非今，不斷自我打臉，採取什麼標準，看的只是合不合自己的政治利益。

這一點，歷史是最好的鏡子，以2002年發生的「極樂台灣」事件為例，一本在台灣市面上販售的日文書《極樂台灣》，赤裸裸地報導台灣情色市場，為日本買春客指引台北色情場所，事件揭露後，當時的馬英九市長，立刻受到包括綠營人士在內的各方撻伐，質疑他掃黃不力，讓台北蒙羞，傷害台北的國際聲譽。民進黨籍的台北市議員也召開記者會，大肆抨擊這本為日本遊客而寫的尋春指南。

在輿論壓力下，馬英九震怒，大舉取締色情行業，販售該書的書商，也被檢方依「妨害風化罪」法辦。當時的綠營支持者，可沒有人出來大聲叫好《極樂台灣》，推崇《極樂台灣》是在為台灣行銷，是幫台北集人氣。極樂台灣風波中，台北市政府至少還站在情色產業的對立面，都受到如此撻伐，而今天，有台北官股色彩的悠遊卡公司大剌剌推出AV女優卡，等於是間接為情色產業背書，柯粉與綠營的支持者，卻能繼續淚推、護航。這不是「道德反覆」嗎？

另一個與悠遊卡公司相輝映的「道德反覆」是200多天不進議會的台南市長賴清德。他在與議會鬥法時，曾指控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是議會賄選的幕後黑手，但當王金平確定不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後，又成了賴清德口中的「台灣歐吉桑」，希望王應該和蔡英文合作。「賄選黑手」忽然變成應該與蔡英文合作的「本土代表」？請問賴清德，那要與蔡英文合作什麼？合作賄選嗎？前言不對後語、價值錯亂的「賴神哲學」，說穿了，就是順他者聖賢逆他者黑金的「道德反覆主義」。

民進黨與綠營人士其他林林總總的道德跳躍多不勝數。民進黨人士涉案是司法迫害，國民黨議員涉賄是天理不容；李登輝發表了眾人皆憤的「日本祖國論」、「釣魚台是日本的」、「慰安婦問題已解決論」，蔡英文呼籲「包容」；連戰參加九三北京大閱兵，民進黨立刻跳出來痛批、酸諷，蔡英文則要國民黨「處理一下」。

傷害台灣民主的不會是道德虛無，也不是道德極端，而是雙重標準的道德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