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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