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北台灣龍柱發展介紹】

台灣的日治時期，是從西元1895年至1946年，共51年時間，也就是明治28年起日本開始統治台灣，歷經大正，至昭和21年結束。目前筆者所知紀年龍柱中屬於明治時期的，全台僅有7對，為桃園大溪仁和宮三川殿(1898)、正殿(1903)、嘉義朴子配天宮三川殿（1905)、台北蘆洲保和宮三川殿前檐(1910)、正殿(1910)、嘉義新港奉天宮三川殿前檐(1911)和雲林北港朝天宮三川殿前檐(1911)，這可能與統治初期反抗動亂有關。而北台灣最早日治時期龍柱即為大溪仁和宮三川殿明治31年(1898)所立，其次為同為大溪仁和宮正殿，再其次為蘆洲保和宮的兩對。

這段時間北台灣共有43間廟宇68對龍柱出現，屬於明治年間有4對，屬於大正年間則有39對，屬於昭和年間25對。而廟宇所在位置也不再集中於特定區域，屬於台北市、新北市與基隆市有26廟40對，包含松山、大同、萬華、士林、景美、蘆洲、樹林、三重、八里、中和、新莊、金山、三芝、淡水、澳底、基隆等地；屬於桃園市有8廟16對，包含桃園、龜山、八德、龍潭、大溪、蘆竹、中壢等地；屬於新竹縣市有6廟9對，包含新竹市、湖口、新埔、北埔、關西等地；屬於苗栗縣市僅有3廟3對，為竹南一地。所以若從龍柱豎立的時間與地點來看，日治時期北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逐漸脫離海港或河港位置，往離海較遠之平原或丘陵鄉鎮邁進。

不再透過海運，不再向中國進口龍柱，而是直接從中國聘請匠師來台，如蔣馨和張火廣；或是邀請祖籍是潮州，但在台灣成長的優秀匠師，如辛阿救，因此新的風格與技法儼然而生，也就是少了長途運送的問題，讓台灣日治時期的龍柱有了新的可能性。這種新的可能，即是由潮州匠師率先使用高鏤空的手法來雕鑿龍柱，到了昭和時期惠安匠師也廣泛使用此工法。

附屬造像也逐漸增多，從清朝一柱4人1魚，到三芝福成宮正殿(1937)的一柱13人6獸騎6魚1烏賊，可知日治時期龍柱附屬造像的繁瑣。如果就附屬動物、禽鳥及水族造像種類來說，清朝惠安石匠喜刻鳳、凰、麒、麟、鶴、蝙蝠等，而日治時期同派石匠則偏好蝦、蟹、龜、烏賊等題材。此外日治時期匠師亦喜歡將捐贈紀年款刻在令牌或書卷形式上。

泉潮兩派匠師同時對場雕刻龍柱，亦是特色之一，以殿位對場的例子有龜山觀音寺、新竹都城隍廟、八里天后宮等；屬於左右對場者，則有蘆竹五福宮和三重先嗇宮等。也由於大正後期的對場風氣，讓兩派匠師之間的交流更為頻繁，也逐漸讓第二代的泉州派匠師們，發展出融合泉潮兩派工法與造型的風格來。所以到了1930年代，已經很難以大正時期的派別特色來分辨潮派或泉派之作品。

石匠師到了日治時期地位顯然提升許多，已容許刻上姓名於自己所雕作品上，但仍屬少數，且以泉州派勢力最大，人數也較多。日治時期較為重要的匠師有張火廣、辛阿救、蔣馨、蔣細來、張木成、李泉成、謝萬來等人。而他們活動地區各自不同，例如張火廣集中於北台灣，蔣馨及其族人則多活動於中台灣。

主流柱例仍是八角單龍盤柱，且多為重修時改立，但是新式的雙龍盤柱也隨即誕生，北台灣最早的雙龍柱例就出現在台北陳德星堂(1914)，隨後還有大同保安宮(1918)及台北劍潭古寺(1924)，不過仍未廣泛流行，直到民國37年(1948)後才逐步增多。

清朝龍柱除了用方位來區分性別外，也會利用造型的差異作區隔，最常見到的例子就是公龍開口與母龍閉嘴，且多出現在清朝道光年間的龍柱上，到了日治時代就少有如此的表現方式，而是用母龍帶幼龍的方法加以暗示。不過母龍帶幼龍的做法，在清朝並不普遍，僅有少數幾個例子是早於日治時代的，例如新莊廣福宮的兩對龍柱，在三川殿的是兩柱都有，正殿的是母龍的位置才有。而台中萬春宮道光年間、雲林北港朝天宮咸豐年間、西螺福興宮和北埔慈天宮三川殿及正殿同治年間的龍柱也都有幼龍跟隨母龍的造型出現，正好說明這樣的表現手法在清朝仍未形成主流，直到日治時代才廣為流行。

總結來說，北台灣日治時期龍柱的發展相對於清朝，有三點值得注意的方向：一是本土匠師的崛起。二是雙龍盤柱的出現。三是對場形式的影響（相關圖片，請點選下方連結呦！）。

http://tom20030208.pixnet.net/blog/post/311677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