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哪吒》與90年代臺北】#經典臺北街景 #蔡明亮電影處女作

1992年上映的《青少年哪吒》是蔡明亮作為新人導演的第一部長片，電影描繪了小康（李康生）、阿澤（陳昭榮）、阿桂（王渝文）等90年代都會青少年，在臺北城經歷的青春歲月與掙扎。影片刻畫的生活內容與角色遭遇，可說是一個時代的造影：逃離家庭規訓的重考生、偷竊度日的小混混、年輕男女的青澀戀情，在不同角色展演下，呈現少年衝動、苦悶與找不到出口的心情，如同電影鏡頭中看似繁華熱鬧，卻又隱含淒涼的臺北鬧區。

本片也是年輕的李康生、陳昭榮與王渝文初次被發掘或大放異彩的作品。據當年報導，李、陳二人是蔡明亮從柏青哥店發現的新人，演出此片是他們人生重大的轉捩點。李康生與蔡明亮開啟長期合作，陳昭榮從電機出身轉向戲劇發展，王渝文不久又參與李安的《飲食男女》，在戲劇上持續有表現。

而對懷舊的人來說，《青》片還有個絕佳的優點：它可以像時光隧道一樣將你瞬間帶回1990年代初期的臺北市。片中主角穿梭的西門鬧區和臺北街頭，如獅子林、萬年、中華商場、北門、饒河街夜市⋯⋯其中各種城市樣貌與生活百態，都完美保存了當時景象，如同紀錄片一般精確重現，具有濃濃的時代感。

當年三十餘歲、來自馬來西亞的新銳導演蔡明亮，也憑藉《青》片在第29屆金馬獎多項入圍（含最佳導演與最佳原著劇本），展開他作為臺灣重量級導演的生涯。

#青少年哪吒 #蔡明亮 #李康生 #陳昭榮 #王渝文 #西門町 #中華商場 #獅子林 #萬年 #臺北 #90年代
#報時光UDNtime

圖片日期：1992/4/25
攝影：本報記者
來源：聯合報
圖說：導演蔡明亮(左二)拍攝的「青少年哪吒」，演出的演員已確定為苗天(左一)、陸筱琳(左三起)、王渝文、陳昭榮、李康生、任長彬。

歷史新聞

【1992-04-26/民生報/10版/影劇新聞】

咖啡廳老闆娘 柏青哥少年兄 躍登銀幕
「哪吒」挖星 店裡找到「新人類」

【記者 王惠萍/報導】出入柏青哥店的青少年、咖啡店的老闆娘……，都可以躍登銀幕？是的，中影新片「青少年哪吒」的挖星奇譚實現了他們的星夢，中影並準備大張旗鼓為這些具潛質的新人提供演藝生涯規劃的保證，讓他們不致成為過眼即逝的「一片明星」。 以西門鬧區青少年生態寫生的「青少年哪吒」下周三開拍，將深入西門鬧區展開鏡頭的冒險。導演蔡明亮說：「現在的青少年個個是哪吒，但他們不是壞小孩。」

笑起來活脫脫是庹宗華翻版的陳昭榮，是「青」片導演蔡明亮費盡口舌從柏青哥店挖角出來的。陳昭榮，176公分，新埔工專機械科學生，柏青哥店組長，曾經被不少影視界注意，中影副總經理徐立功對他青睞有加，準備簽約長期培養。

李康生現實生活中和片中設定哪吒的背景一樣──有個外省父親（苗天飾）和本省母親（陸筱琳飾），他在柏青哥店打工賺考大學的補習費而被發掘，已跟著蔡明亮實習一年。

任長彬是顏正國的舅舅，因為常跟著顏正國跑片廠而被挖掘出來拍戲；陸筱琳則是蔡明亮經常去寫劇本的咖啡店老闆娘，也因而獲得晉身演藝界的機會，王童新片「無言的山丘」也準備用她軋一角。

【1992-10-20/聯合報/22版/影視廣場】

「青少年」為中華商場留影
無心留下的街景 到十一月上映時已成「紀錄」了

【記者徐正棽╱台北報導】中華商場今天拆除，但還未上映的新片「青少年哪吒」由於以西門鬧區為背景，拍到不少中華商場街景，無心之下，形成「中華商場紀錄片」的功能。

「接近紀錄片的形式」，正是「青」片導演蔡明亮想達到的效果，「青」片以非常寫實的方式拍出西門鬧區的青少年是怎麼「混」的，為什麼選擇西門鬧區，蔡明亮說：「這裡帶給我一種特殊的，起伏的感覺，西門鬧區起起落落，從極盛到被東區取代，可是有時又好像『扳』回一點聲勢，像彩色人行步道實施的時候。」 蔡明亮讀書的時候就常逛西門鬧區，常在這兒看電影，觀察在萬年大樓、冰宮、電動玩具店等走動的年輕人，蔡明亮說他是個不喜歡規矩的人，所以西門鬧區的「亂」是吸引他拍成電影的原因，拍之前戲裡的演員陳昭榮，李康生、任長彬和王渝文都曾奉命到西門鬧區「實習」，還要交心得報告。至於中華商場，它是西門鬧區很重要的一部分，鏡頭自然會帶到，幾位主要演員騎機車時好幾次「飆」過中華商場，蔡明亮當初也沒特別注意到今天就要被拆掉，而電影十一月中旬上映時，中華商場已不知道拆成什麼模樣，可是電影裡的中華商場肯定是永久留存下來了。

出巷口的決心－曾柏瑜
　
「我的年齡和經驗，讓我看清世代正義、分配正義的問題。」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新北市第11選區立委候選人 ③ 曾柏瑜
來自大塊文化董事長、前國策顧問 郝明義Rex How 的推薦！

曾柏瑜：衝出巷口的決心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新北市第11選區立委候選人
　
「我的年齡和經驗，讓我看清世代正義、分配正義的問題。」
　
@郝明義看到的這個人
　
曾柏瑜是2016年所有立委參選人裡最年輕的一位。今年只有二十三歲。
和她見面的那天早上，下雨。她走進綠黨在台北辦事處，穿著雨衣的樣子，就和路上任何一位大學生的樣子沒什麼差別。當然，當她開始談話之後，就都不一樣了。
　
我寫《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裡面有一章是＜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緊接在＜沒有下一棒的經濟＞之後。我談的，是年輕人在今天我們政府經濟發展思維裡的困境，以及因為沒有年輕人參與，我們經濟沒有新發展的困境。
　
但那一章主要談的是出了社會的年輕人。那天和曾柏瑜訪問的過程，則讓我第一次看到年齡層更往下的年輕人的困境，他們從還沒出社會，還在大學時期就背起的沉重負擔：學貸。
　
也正因為如此。我又特別為她是怎麼開始參與公民行動，以及走上參選立委的路，感到印象深刻。
　
曾柏瑜家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國小的時候，曾柏瑜父親收到平反的賠償金，雖然一人只有幾千元，但父親卻對政治產生狂熱。也可能因為父親的影響，曾柏瑜在高中就對社會學感興趣，上人文科學營隊，想做社會改革。然後大學就讀政大社會系。
　
也因為家庭因素，曾柏瑜很早就開始工讀。2013年，她讀大三，平時接學校很多助理的case study，當補習班的小老師，還兼打一些其他的工。
　
那年7月18日下午，曾柏瑜在一間咖啡廳裡打工。就在清理桌子的當兒，她不經意地看到了電視上播出的大埔事件的新聞。
　
「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曾柏瑜說，「我突然警覺到打工是為了維持生活，可以做想做的事，而不是一直打工，反而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
　
＃她知道自己不能只是讀社會系卻不投入社會運動。經過兩個月的摸索和思考，加入了黑島青。
　
次年，318學運爆發，她讀大四，就休學。全程參與，她負責的事都和人有關，像糾察站籌備和街頭審議式民主組長。後來退場晚會，也是她和蔡中岳一起主持的。
　
「結束後，有一兩個月我的情緒很低落。」曾柏瑜講話的時候，已經是在講別人事情的語氣了，「我覺得背負了大家的希望，卻又沒達成任何事情，而318，不可能再來一次。」
　
曾柏瑜說，她在那段低潮一直在思考幾個問題：是否社會運動並沒法造成社會改革？為什麼更多人進來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卻會把力量分散？還是她自己不適合？
　
「然後我想通了，」她說，「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必須兩輪前進。否則，社會改革就會很慢，很小。」
　
這樣，2014年7、8月曾柏瑜當了綠黨青年部的召集人，進行輔選。也招募志工。
　
我問她為什麼選擇綠黨。
　
「＃重視人的政治才是值得嚮往的。」曾柏瑜說，「綠黨比較老，沒有年輕人，但綠黨也比較溫暖。政治需要改革，而綠黨可以寄望。」
　
後來，在我訪問過的幾天後，柏瑜的競選服務處開幕。
　
我去新店，中興路一段288巷1號，和中正路的交口。
　
曾柏瑜的對手是國民黨的羅明才。當了十六年立委的羅明才，經費充足，買一個月廣告看板的錢，就等於曾柏瑜全部經費。曾柏瑜服務處巷口的路對面，就掛著羅明才大大的廣告看板。
　
我跟曾柏瑜說：她選的這個位置很有意義。看起來，他們是侷促在一個巷子裡。但是如果他們真正衝出去，一步之外就是中興路和中正路的交通要衝。
　
很像今天被壓抑的年輕人，如果他們繼續安於被壓抑，就一直被壓在巷子裡，但是如果決心衝出去，就可以扭轉情勢。
　
＃所以這是一場小旗子對大看板的選戰，也是年輕世代要衝出巷子口的選戰。
　
@曾柏瑜自己說的話
　
我當選，進立法院的話，希望發生的改革主軸和分配正義、世代正義有關，其中包括社會福利、長照、居住。當然，這樣也就一定會涉及稅制改革。在稅制改革上，以我的個性，和我相信的，都不怕打到太多有資源的人而影響政治生涯。
　
因為我是最年輕的參選人，以我的年齡和經驗，＃特別看到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和貧富不均有關。
　
許多年輕人，讀大學要背的學貸是很重的。一學期公立大學三到四萬元，私立大學四到八萬元的也有。四年下來大約要揹五十到一百萬元不等的學貸。
　
你讀書的時候打工，現在每小時120元。畢業出來找得到工作的話，每個月薪水 25,000元。這樣要什麼時候才還得完學貸？
　
所以今天年輕人綜合起來的問題是：
1. 低薪
2. 還學貸
3. 供養父母
4. 養小孩就更不用想
　
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存錢？當然就更不必想了。
　
我們父母的那一代，在我們這個年齡的時候，其實已經完成了很多的夢想，例如很多現在四、五十歲的人，在他們二十四、五歲時，其實已經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結婚了，甚至很快可以存到房子的頭期款，也有可能創立一間小公司。
　
簡言之，對她們來說，在二十多歲時成家立業是一件很普通、正常的事情，但是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不要說成家立業了，以現在的薪水來說，要存錢都是一件困難的事了。
　
我參選的選區是新店。
　
這個區有五個區，101個里。沒有一個里長是民進黨籍。這裡有中央新村、調查局、空軍宿舍，也可以說是一個和318 完全沒有關聯的選區。1129的選舉，游錫堃在新北市也是只輸新店、中和。
　
而我的對手是國民黨的羅明才，他在這裡已經當了十六年的立委了。
　
我之所以選新店來參選，有幾個原因。
　
我外婆因為美河市的徵收而搬走，所以有淵源。我讀大學的時候，因為政大和新店很近，以前做社會調查，在坪林和深坑都工作過，所以可以把我在政大的資源和經驗都延伸到新店。
　
和羅明才對打這場選戰，當然很辛苦。我們最不利的，就是彼此資源的不對等太大。羅明才可以一口氣買20面大看板。幾百萬，相當於我們全部經費。
　
羅明才也開里長聯誼會，開各種支票：修路燈、修水溝、UBike，等等。
　
我完全沒有這些資源。所以就是提前跑，提前努力。到十月的時候，我每一個里長都打過電話。見過面的也有一半。其中明顯願意支持的有三到四個，可以相對友善介紹活動的有三十到四十個。
　
而羅明才可以輕易開的那些支票，我都沒法保證。我想破解選民對立委那些修水溝、修路燈的「服務」的迷思。而我也明白這種迷思會出現的根由是什麼：大家對政治已經失望，不相信「理想」，所以只相信實質的回報，雖然那些回報都很瑣碎。
　
我也看到機會點。
首先，大家對國民黨太失望了。去年國民黨的市議員票少了兩萬票（但沒到民進黨那裡）。
　
第二，新店由農業而工業而衛星都市，外來人口多，住宅社區，不容易被綁樁。
　
第三，20到40歲的選民人口，佔40%。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可以為他們提供不同於過去的服務。我想把我的社會學所學和所長，在新店實踐。
　
以今年八月蘇迪勒颱風造成烏來嚴重災情，我們參與搶救烏來，當時我們透過網路號召了大約一百人次的志工，進入烏來山上的原住民部落忠治部落，幫忙清理沖入民宅的泥沙。
　
也從這些出發點，我的競選政見裡最重要的是：＃大台北行政區重劃，大新店溪流域併入台北市。
　
其實大台北生活圈可以說非常的緊密，而現階段如同甜甜圈一般、由新北市供養台北市的行政圈劃分，對新北市來說不但不公平，對於管理和規劃也會產生不便。
　
舉新店為例子來說，這裡的通勤人口高達40%，但是因為行政區的劃分，這裡許多聯外道路塞車問題嚴重，而大眾交通運輸，例如公車和捷運，卻欠缺整體的規劃。
　
另外，台北市的水源百分之百來自大新店溪流域，可是保護和治理的責任卻落在新北市居民頭上，不但大新店溪流域的居民不公平，也讓自來水資源欠缺整體的管理和規劃。
　
但我也知道這不容易改變，所以，只要大家願意聽聽，#接受一些理念也就是很大的一步。
　
我也很享受做這種溝通。因為我一直就相信：民主本身就有很大的溝通成本。
　
318學運，有些決策被批評不夠透明，坐在外頭二十四天的人，一直不知未來是什麼。包括最後的撤離，很多人覺得沒有參與討論。
　
所以，不論是參與318, 還是參加這次選舉，我都不奢望直接民主，但是我相信應該多花時間與心力來溝通。我們追求民主的運動，反對的就是不民主，因此本來就該承擔這種溝通成本。
　
我還有一個特長，是很會開會。世代差異使得年輕人在老師面前不敢開口。但我善於分析重點，也不怕吵架。#我相信這個特點尤其有助於我進了立法院之後的發揮。
　
現在，選戰打到只差選舉一個月。也看到當了十六年立委的羅明才緊張起來。根據這裡的當地記者透露，以前他在11月才會開始選舉活動，例如買看板、會面里長。而這次他九月就掛上看板，對於選情相對來說是比較緊張的。
　
最後關頭，還是需要大家更支持我。我拍了很多影片，在Youtube及FB上都有，可以幫大家更了解我。
　
政治人物太多也都是曾經有理想，但又墮落。所以有些人對年輕人也有疑慮。
　
我希望大家相信我、支持我的，是我確實走過一段摸索、實踐的路。
　
我也很感謝像是黃武雄、姚立明、史英、陳來紅、簡錫堦、夏聖禮、賴中強、魏千峰等前輩、長者，願意支持我，加入我的顧問團，把我介紹給更多的人。
　
我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陳季芳的側記
　
前幾天才看了《五花鹽》，嘆為觀止，今天就碰到了《五花鹽》的編輯曾柏瑜。她23歲，投入了今年立委選戰，選區很艱困，對手是財力、人脈雙雄的羅明才。
　
兩年前的七月十八日，她在咖啡店打工，電視上播出了拆大埔的畫面，她想，念的是社會學，社會不公動亂，自己卻困在生活裡，念書有什麼用？於是，她辭職了，投入了社會運動。
　
318，她奮力投入，退場後，她又想到一個問題，「社會運動真的有助於社會改革嗎？」所以，她投入了選舉。
　
曾柏瑜對貧富差距，對弱勢青年，有超乎常人敏感，講到激動處，雙拳緊握。

http://twunbound.github.io/view/poyu-tseng2016

曾柏瑜

#年輕的力量進國會

因為楊泰興大哥在本版留言，說沒有貼他專訪的文章，讓我覺得非常失禮，因此我趕緊把它找出來。裡面有一段，我當時對來訪的楊大哥提到：

＂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這應該是洪案發生的前一年。當時我自己以王瑞豐案，聲請大法官解釋，希望可以廢除軍事審判制度。萬萬沒想到洪家委任了一心想要廢除軍法的我。在被軍檢霸凌的情況下，一個月後竟有25萬人上街示威，真的廢除了軍法。

全文如下:

冤獄平反，追求公義的人權律師：邱顯智（德晴法律事務所律師）
作者：採訪撰文／楊泰興，攝影／許育愷、黃于倩

過完舊曆年的一個閃耀陽光午后，走訪了邱顯智的德晴律師事務所，事務所就在台中法院對面四樓，不大但清爽，目前事務所三個人，一個律師、一個法務專員、一位助理，典型的小而美。「專員是我大學好同學，房子他們家的，我們一起打拚，他家是法律世家，剛好有這個點空出來，我便到台中執業，而鄭性澤案這幾個人權案都剛好在中部，我自然參與比較深一點，一切都是冥冥注定的，我投入法律實務工作才兩年，算是菜鳥。」邱顯智說來羞赧，少了些浮誇。

走上律師這條法律實務的道路，有其必然性與其偶然性，邱顯智坦率地說，年少時可沒立什麼偉大志向，一路走來跟一般年輕人一樣懵懂，而幾次轉折點都有幸看到追隨的典範並得到貴人相助，至於投身「廢除死刑運動」等社會公益活動當中，他表示一切都是義所當為，沒什麼太特別的。

從醫科叛逃到法律系

來自嘉義竹崎鄉下的邱顯智，老家就在知名的「奮起湖」附近，唸的竹崎鄉龍山國小才百來個學生，「爸爸在嘉義農專教書，但假日我們全家都還是要回山上務農、灑農藥、種龍眼。」功課不錯的他順利考上嘉義第一志願──嘉義中學，也就讀第三類組，準備考醫科。

邱顯智回想起來，他覺得鄉下小孩對於未來是沒有什麼想像的，也不太清楚什麼是律師、法官，「家鄉普遍認為『唸得上去』就該考醫科，我幾乎沒有選擇。」但高中時期的邱顯智對史地很有興趣，特別喜歡看報紙，那時剛好是政治運動蓬勃的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國會直選也在此時，而這些訊息對青年邱顯智腦袋的衝擊特別大，每天貪婪地吸收報紙上的資訊，他發現到這些頭角崢嶸的政壇要角，幾乎清一色畢業自法律系，自此，他才開始對「法律人」這個身分有了模糊的想像。

「那時候特別著迷於台大法律系憲法學者李鴻禧教授，他那時談什麼『龍的憲法』之類的，我都如數家珍。」一九九二年，有一次李鴻禧到嘉義市中央公園噴水池演講，邱顯智還特別踩著腳踏車去聽，「聽完就覺得怎麼這麼會講、這麼有道理，」邱顯智談到這一段法律啟蒙，聲音不自覺興奮起來，眼睛放出光芒，「不過等進了法律系，就發現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

邱顯智自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高中時代每天很高興地帶便當上學，帶便當放學，別人在猛Ｋ書，他在看報紙，聯考一出來，果不其然落榜，而且還差最後一個志願一大截，家中總算徹底斷了讓他當醫生的心。面對重考選擇時，邱顯智告訴自己，我要幫自己重新選擇生涯，「念第一類組，考法律系。」找到了方向，一切就不同，隔年放榜，他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

「大學時功課如何？」邱顯智面對提問時，總是典型憨憨羞赧的笑容、不顯誇，「說來很不好意思，我功課一直在後半段，當時鄉下小孩一到台北，就發現實在太好玩，功課自然不太好！」「同時，我是山裡的小孩，大學參加登山社，頭一次爬山就發現，原來山才是我的心靈故鄉，大學就瘋狂地爬山，也沒管好功課。」「不過我愛上了讀書，只是都不是課內書。」

「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呢？有沒有參加學生運動？」典型的羞赧表情再次展現，更多了一點惡作劇的促狎表情，還多了一點遲疑，「有是有──啊！我大學也有參加環保社，但是遊行我都走後面，還會偷偷溜走，」他笑道。「反而當年的那些熱衷社會參與的同學都回歸主流價值，我卻越來越投入。」

「大四時，我專心準備預官考試，順利考上軍法官，打算去當兵，連電風扇都送人了，沒料到最後一名考上中興法研，就隨緣繼續唸了，研究所我唸了四年，連律師資格都是唸研究所時，不小心考到，」邱顯智再次強調自己幸運跟隨緣，以及生命冥冥中的安排，自己都料想不到，這次考到軍法官，在軍方台南監獄服役經歷，竟然促成他走向人權律師的第一步。

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

他描述親身見證的第一個冤案經驗──王瑞豐案，當時現役軍人的王瑞豐跟友人被控搶劫，審判結果，王瑞豐一路判有罪，最後判五年入監服刑；而友人因為不是軍人，經普通法院判處無罪定讞。看到判決書的當晚，邱顯智因看到友人那份判決書所列舉十幾點被害人指證錯誤，徹底失眠；隔天面會時，王瑞豐劈頭一句「怎麼會那麼扯啊！」讓邱顯智羞愧得無法自已，落荒而逃，因為當時他也是這個製造冤案體制的一員，最後王瑞豐被白關了兩年多後假釋出獄。

這次震撼教育讓他印象太深刻了，在出國看到歐洲制度，更堅決了他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邱顯智解釋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官獨立、檢審分立就是訴訟法上的基本原則，而軍事審判徹底違背這個精神。」「我們的軍法制度有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但是他們隸屬同一個上司──國防部軍法司，在軍令如山、上命下從的軍事體系下，身為一個校級或尉級軍官的軍事審判官，怎敢違背上命、獨立審判。法官獨立性在此制度下蕩然無存，發生江國慶案之類的誤判，也就不意外了。」

他鄭重引用拿破崙的話強調：「法國只有一種正義，你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一個士兵。」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追隨兩位人生導師，走上非主流的法律路

退役後雖有律師執照，浪漫的他並沒有急於投入職場，即便德文不佳，他仍迫不及待地奔向德國，想一圓他的學術夢，原來碩士時他師事陳愛娥老師，陳老師是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一直鼓勵邱顯智到德國深造，認為所有學公法的學生都應該到德國體驗真正「法的精神」，赴德求學的訊息都是來自陳老師的提供協助，陳愛娥成為他心中想追隨的第一個典範形象。

「德國唸書免學費，台灣法律又大多承襲自德國，在內心當中，要出國似乎除了德國之外，沒有二想，事實上，到德國也是我頭一次出國，」邱顯智娓娓道來在留歐六年對他的影響，除了在海德堡大學研讀法理學之外，最深刻的是來自西方法治精神的切身體驗，「我居住的海德堡旁邊小城曼漢（Mannheim）的法院前面就有一座司法受難者紀念碑，用來紀念曾被這座法院誤判冤獄的受難者，也時時提醒法官們不要因為自己的傲慢與不察傷害到公民權益，這讓我很震撼，另外，當你旁聽德國的法庭開庭時，你會發現法官與兩造律師、檢察官是平起平坐而非高高在上，」他感嘆地說。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大埔強拆案後，有鑑於警方暴力濫權逮捕民眾情形日益嚴重，有將近全台五分之一、近千位律師連署，挺身警告公權力違法。／邱顯智提供
原以為會就這樣走入法學象牙塔，循著導師（mentor）陳愛娥的道路回國任教，但老天爺又跟他開了一個玩笑，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因病過世，必須重起爐灶，他的女兒又在此時出生，讓他必須暫停學業就職。一方面基於自己的理念，一方面邱顯智看了廢除死刑運動工作者張娟芬寫的《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一書後受到感動，邱顯智在回國前夕寫了一封Email給為蘇案義務辯護的羅秉成律師，表示自己的感佩以及願意向他學習，羅律師接信後立即回信給他表示歡迎，這讓感性的邱顯智激動萬分，一個月後便束裝返國，投入羅律師麾下工作，邱顯智有幸又遇到人生第二位導師。

邱顯智口中尊稱「師父」的羅秉成律師是知名人權律師，與他的相遇讓邱顯智人生再度轉一個彎，在跟著師父投身冤獄平反工作中，讓他很有成就感，也發現到自己很享受第一線與人互動，協助訴訟當事人的過程，而從師父的身上，他也切身體會到偉大的律師不一定要賺很多錢、打贏很多官司、而是擁有庶民與同業的尊重。

邱顯智形容起師父時，平實地評價卻感受到他紮實的尊敬，與提及陳愛娥老師時的興奮頗有不同「羅律師雖然不是像台北理律、萬國那種大事務所的律師，但卻高票被票選進入法官評鑑委員會當委員，你就知道同業多敬重，」他說。「有一回我跟羅律師去新竹一家咖啡廳，老闆認出羅律師，堅持不肯收錢。」

自此，邱顯智雖有動搖過，但是他看到自我成就的其他可能性，依循著師父的道路，一方面自己開一家事務所，自己接案，一方面投身公益案件以及冤案平反。不同導師的偶然性給邱顯智帶來不同人生機遇，但浪漫樂觀的他，自我堅持與選擇走上這一條非主流的法律路，似乎也有其必然性。

留德時因西方法學的衝擊、空間的距離讓他對故鄉的司法狀態有了更多思考，也由於思鄉情切，過去不寫文章的他，開始在網路上對台灣司法寫出建言與分享，這些文字思考的紀錄被廣泛轉載，除了沈澱為他出發的動力，也讓他的理念更廣為人知，逐漸讓他在司法改革運動當中有一定的能見度。

回國之後，他曾短暫再度回德國，也曾跟其他律師一樣，到主流大事務所任職，但他在經歷過這些之後理解到，這不是他現階段想走的道路，他毅然選擇一條壓力較大的開業道路，也獲得較高的自主性。「我的妻子在新竹擔任法務經理，沒她的支持，我是沒法這樣任性地做想做的事，」原來定居新竹的他可是每天搭高鐵通車台中上班。

「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

法學最核心的概念便是正義，正義最一般形式就是「報復」，而一般民眾往往不能諒解律師幫一些爭議人物辯護，爭取權益，例如白冰冰對因謝長廷幫陳進興辯護相當不諒解，甚至製作一支廣告控訴謝長廷，「不是好人，不是壞人，而根本不是人」，那麼，參與死刑犯辯護的邱顯智心中的正義觀又是如何？

邱顯智對這一個問題沉吟不語，特別從書架上翻出一本書表示，接觸法學多年後，現在比較接受的正義觀是比較接近德國的法哲學家馬丁逵爾勒（Martin Kriele）的觀點，「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他解釋道，正義是很難描述的，但是不正義卻相對容易一些，一百個人對正義有一百種想像，很難具體說出正義是甚麼，但是大家對不正義的想像會很具體，而對於這些不義行為的糾正便就是正義。他舉例說，有人被搶劫，路人見義勇為追捕就是正義的，因為這是對搶劫的糾正。

他又舉其義務辯護的桃園關廠工人臥軌案為例，「歷任官員也一再向失業勞工保證絕對不會討錢。請不起律師、眾多不認識字、國語也講不好的老阿嬤們，獨自上法庭，面對法官、律師的壓力，一個由人民納稅錢養的國家，可以這樣嗎？」糾正這樣的行為便是正義之舉。

對於正義這件事情，他認同他的態度有點近似村上春樹所言：「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他對於國家機器是充滿不信任，而他確認這樣的不信任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對於庶民與國家的抗爭，邱顯智是更願意站在弱勢庶民這一邊。「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只是強盜集團。」他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說。

廢除死刑，避免不可挽救的誤判

對於那些死刑犯呢？對於這個挑動大家神經的議題，邱顯智的態度基本上很簡單，他認為目前被挑起的很多爭端都是模糊而混亂的，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往往跟「廢除死刑」對立起來，同時參與這兩方活動的邱顯智認為這些爭議卻是偽命題，因為這二者都是人權運動的一環，本質精神是一致的。

「律師因為擔任被告辯護人，接觸司法實務，了解判決怎麼做出來的，所以支持廢除死刑改以終身監禁代替，跟接觸原告（被害人），了解被害人的苦，所以加入被害者保護協會，這兩者都是律師的工作，怎麼會對立？怎麼會有衝突呢？」他強調。

邱顯智特別提到他心目中的英雄──美國法學大師亞倫．德蕭維茨（Alan M. Dershowitz）的話，「律師幫他討厭的當事人辯護，是美國最優良的傳統。」他強調作為律師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探究真相，更該是避免國家對於刑罰權的過度評價（擴張），廢除死刑的道理很簡單，在他實務經驗當中，基於人的有限理性，為了避免江國慶案之類的枉殺事件發生，基於死刑的不可補救特質，應用終身監禁替代，「即便在德國那樣法制精確的國家，誤判也是一大堆。」他說。

他指出：「法官的職責是在維護被告的無罪推定，但實務上，台灣法官有強烈的有罪推定的傾向，面對檢、警方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資源，辯護律師很難掌握超越檢方的證據」，邱顯智表示，警方常僅僅只憑「自白」便宣告破案，檢方也常以共同犯「自白」便將人起訴，儘管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條對於自白的「任意性」有嚴格規範，但是由於法院的習慣性縱容，讓檢、警方在程序上一直便宜行事，才造成許多爭議性的案件，喧騰一時的鄭性澤案也是如此，程序上的正義在台灣一直是粗糙而被忽略的，多少冤案因此而產生，面對不及格的司法改革，台灣要追求的不僅止於實體正義，更有程序正義，這也是邱律師憂心同時不得不支持廢除死刑的務實理由。

聊到這兒，邱律師提到對於觀審制度的看法，「儘管有些人稱觀審制度意義不大，可是你要是看到法院開庭有人旁聽時，法官、律師精神為之一振的抖擻情形，你就知道有沒有人看，對於法律工作者能否扮演好角色、確實走完程序，攸關重大。」

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

除了一般接案維持事務所開銷之外，他積極投入了冤案的義務辯護以及廢除死刑的司法普及教育，樂此不疲，他鼓勵年輕學子即便不投入法律工作，也可以就讀法律相關科系，因為法律教育的薰陶對一個公民助益甚大，法律思維訓練更有助於學子對社會現象分析的縝密跟深入。邱顯智也鼓勵學子多走入法庭旁聽，多看歐美的法律劇，這都可以幫助深化台灣的法治水準。

在西方法院門口常可以看到象徵司法公義的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版本眾多但幾乎不離三大特徵，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寶劍，而且雙眼蒙著布條，寶劍象徵國家的巨大權力與懲罰，天平象徵度量是非，但是蒙眼布的象徵讓人猜不透，正義不是要目光如炬，明鏡高懸嗎？

柯維爾（Robert Cover）教授提出的解釋廣被接受，西方傳統下的司法中「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約束，是刻意選擇的一種姿態」，而「『程序』就是正義的蒙眼布。」三者缺一，即非正義。

邱顯智律師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幫忙司法擦亮雙眼，還不如說是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避免女神因其傲慢與偏見，寶劍誤傷無辜，邱顯智投入這些工作，作為一個法律工作的個體戶，他資淺，但幹勁十足，作為一個司法改革推動者，他兼職，但樂在其中，「唯一的遺憾是讀書的時間太少了，我每天只能從新竹到台中高鐵途中看德文法律書，」他說。看來邱顯智還孜孜不忘他的學術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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