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中國正式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文章日期：2021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已墮進修昔底德陷阱。此發展非常危險和可惜，因為中國過去40多年的和平崛起，是歷史上罕見的，不止幫助全中國人民脫貧，更對全球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都是值得表揚的。不過，不幸地近日所見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突變，不止引發出一場嚴重的所謂監管風波，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似乎代表頗根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甚至外交策略改變。

對此發展表示擔心的不止我一個，連長期中國大好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近日也發表文章，直言憂心中美已進入冷戰初期，同時中國大力打擊創業家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且危險地攻擊大量科技行業，包括各種電商、金融科技、社交平台、線上線下教育等等的商業模式，似乎正全面重估市場經濟的定位。羅奇甚至擔心此改變將影響到中國不能達到整體長期發展目標。

應鼓勵企業走出國際 爭取傳媒話語權
我相信近日針對個別行業的監管行動都有一定原因和道理，但絕不應變成嚴重內鬥（我明白內卷和內鬥的所謂區別，但我不忌諱，所以直稱為內鬥）的藉口，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近月我已多番發聲提醒中國慎防形成圍城受困心態，應把眼光放得遠一點，鼓勵企業走出國際，爭取中國傳媒的話語權，與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地位。

先分析一下墮進陷阱的原因，主要有4個：
（1） 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中國已看到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害處。更必然對以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印鈔解決問題非常反感，因為此舉無疑等如把問題輸出國外，由中國和其他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人來買單。

我明白但不完全同意此觀點。美國和西方固然虛偽和採用雙重標準，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就責備亞洲各國貪腐和揮霍無度，所以解決方法就是即使在金融危機中，仍需勒緊褲頭，大減財政開支，結果弄至多年衰退，且通縮殺傷力遠超通脹，導致無數亞洲企業和人民破產，不少人自殺，在印尼甚至出現過恐怖的屠殺華人事件。

QE的後遺症的確包括嚴重拉闊貧富懸殊，確是近年全球很多地方出現不同規模社會動亂的主要背景原因之一，但這後果應仍遠比在2008年時採取相反收緊政策為佳。經此一役，中國學懂了防範經濟過度金融化，且決定把資本帳收得更緊，或最少大大拖慢了開放的步伐。但問題是此憂慮來得太早了，中國資本市場仍未成功發展起來，體積是增大了不少，但只約等同GDP，且從來不健康，熊市時間遠比牛市長，債市更是仍然混亂，信貸評級搞笑居多。

加速開放資本帳 提升人民幣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2008年後，雖成功把人民幣推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籃子貨幣，A股亦終能加入MSCI指數，即是我從前形容的「金融WTO」，但一如我所料，成功比「工業WTO」更難。最主要竟非外國的阻擋，而是中國仍缺乏打開資本帳的勇氣。結果就是名義GDP落後PPP GDP超過50%，從外國觀點，亦即人民幣滙率被壓低超過50%，所以導致相對中國的嚴重貿易赤字，可說中西方關係日趨緊張的重要導火線之一。

我認為中國非常需要加速開放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最重要手法正是收窄貿易平衡，大量輸出人民幣，加深相互投資和貿易關係，使到西方更難與中國脫鈎，有助確保世界和平。

（2）COVID疫情絕對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毫無疑問，對比全世界，中國治疫是非常成功的，雖然仍有近5000人死亡，但相對西方，肯定等如救了最少近300萬條寶貴生命；加上中國慷慨，領先對國際伸出援手，輸出大量勇敢醫護人員、防疫用品和疫苗，其實非常值得表揚，但由於中國媒體力量太弱，反而經常被抹黑，實在令人氣惱。

但我也曾指出，從某角度看，中國治疫可能有點太成功了，令國人形成牢固的零容忍心理，政府因此不能或不敢改變接近完全封關的政策。一眨眼，措施已維持了一年半有多，連香港本地個案清零已超過50天，仍毫無與中國內地和澳門通關迹象。我明白「Delta變種病毒」仍然全球肆虐，但多種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的疫苗「復必泰」，似乎對防範重症和死亡仍非常有效，中國毋須介懷，應加快審批和推廣，和馬上研究混合接種不同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中國封關程度超明朝 如自我孤立
據觀察，中國可能繼續封關至明年中，甚至明年底，事態其實非常嚴重；老實講，封關的嚴緊度已超過明朝程度！我已多次指出，封關的害處遠超過經濟損失那麼簡單，最大壞處有兩方面，首先是斷絕了正常人民的商業、學術、文化和外交住來，等如中國自我孤立，與外國的誤會和矛盾只會日益加深。第二，更可怕的是停止與外面的實體接觸，互聯網亦是部分封閉的，所以逐漸形成圍城自困心態，更容易產生偏執症（paranoia），經常杯弓蛇影，以為裏裏外外，到處都是敵人。這亦是內鬥加劇的成因之一吧。

（3）兩年前香港的動亂，肯定也是改變中國政策思維的一個機重要催化劑。雖然在香港一事上，毫無疑問，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是支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止暴制亂政策，亦因此事令到中國人民更團結。

香港問題固然有其獨特歷史、文化和政經原因，但為何過去兩年，全球超過100個地方，包括美國本土，都有形式極度相似（包括衣着、雨傘作保護、武器等等）的暴亂？除QE是一個共通導火線，明顯社交平台和整個全球互聯網文化，亦是一個超重要傳播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新聞、科學、迷信和各種意識形態的「危險」渠道。即使在疫情上，連美國政府也知道facebook（美：FB）和Twitter（美：TWTR）等，負上極大責任，簡直可說滿手鮮血。

中國一向維穩至上，當然必須未雨綢繆，即使小規模動亂的機會亦不容許出現，所以加強監管整個互聯網是必然的後果。當然反壟斷和網路國家安全等考慮也是真實的，美國也有類似擔憂，但美國確以資本為主，人命為次，可說非常錯誤，令到監管太慢，結果養虎為患，但他們同時也考慮到facebook和Google等新媒體，對展現美國霸權的重要性。中國應如何做法，我沒有完美答案，只可說監管是一個平衡遊戲，更是一門藝術。

中國倘自主半導體技術 未必利全球安全
（4）最後，美國過去4年，率先墮進修昔底德陷阱，危險的零和遊戲思維，發動全方位貿易、金融、媒體、意識形態和科技戰，嚴重刺激中國反思和檢討自己所有政策，既是必須的，亦是無可避免的。結論跟我多年前的觀察一樣，相信我是全球有數最早指出的，中國核心科技最弱一環正是半導體，必須急起直追，重點不在設計，而在製造。而且瓶頸不止在芯片，更缺乏的是半導體生產設備。

我當然完全同意，亦十分支持，但我當年亦同時提醒中國，不可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沉迷，反成為加速墮進陷阱的誘因。不幸的是近日中國政策以至投資者，都似乎對半導體有點沉迷。

問題有三方面，第一，欲速則不達，清華紫光的下場就是個好例子。盲目投入大量資金，企圖收買人才和技術，但管理層缺乏知識和經驗，加上美國多方面故意留難、禁運和制裁，結果發展速度遠遜預期，公司卻債台高築，陷入財困。過去5年，除NAND技術稍為追近國際水平，DRAM、邏輯芯片、代工、EDA和生產設備等發展，仍未盡理想，進口芯片比例，只從90%略降至約85%。

第二，如中國真能達到自主所有半導體設計和生產技術，其實對全球貿易和安全都未必是好事。本來高科技就是最需要全球一體化底下的國際合作，家家有求才能促進貿易和技術發展，亦有助維繫國際安全。

第三，中國既是泱泱大國，理應胸襟廣闊，能同時有效和平衡地監管各行各業，為何突然判斷只有硬件技術如半導體、電池和電動車等才算高科技，才配在A股上市。剎那間，互聯網從雲端跌落凡間（爛gag），甚或更低些少。物流（Logistics）從來都是「線性最優化」（linear programming optimization）的高級數學難題，現今被貶為不值一文的低端送白菜商業模式！

我真的有點後悔從前提出的4個高科技不等號：

1. 硬件＞軟件
2. 製造＞設計
3. GPU＞CPU
4. 記憶體＞邏輯
現在幾乎全都應驗了，彷彿成為中國的發展藍圖！可能我應該把它改為等號！

（中環資產持有facebook及Google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7586934382&issue=20210730

譚新強：為何中國名義GDP 落後於PPP GDP？
文章日期：2021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早前跟一些內地大基金經理吃飯聊天，有人認為大市見底必有信號，例如宣布阿里（9988）被重罰約200億人民幣。這一天終於來了，罰額小一點，182億人民幣，但大市是否真的見底？天曉得，市場是聰明的，當然不用等到風波過後，市場已率先反彈。但這並非我最關心的事，我較擔心的是國家發展的方向，和對中美博弈的影響。

肯定的是這場中國大科技（Big Tech）監控風波，距離完結仍很遠。阿里系的調查都未完結，182億人民幣的罰款，應只針對反壟斷部分，另外應還有稅務調查，針對螞蟻業務的調查亦仍在進行，除此，可能更重要的調查是有關客戶數據的使用甚至擁有權。

不止如此，34家所謂互聯網平台企業（亦包括阿里），被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及稅務總局聯合召見。覆蓋面是有史以來最闊和最深入的，將嚴打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燒錢搶佔社區團購市場等行為，限一個月內全面自我檢討整改。

中國網絡監管 有效有價值具前瞻
我絕對相信這些調整和加強監管都是有道理的，亦有助未來中國互聯網商業生態圈變得更健康，更公平，給予中小企更多生存空間，甚至更有創意。一如過去，建立了互聯網防火牆，初時不少人，包括我，都認為監控外國資訊過嚴，影響個人言論自由。但目睹西方（和香港）忽視社交傳媒監管，網絡充斥假新聞，激發過激民粹，導致嚴重暴亂。散播有關疫情的假科學，代價更高，單美國已損失近60萬條人命。換作為中國，如沒有監管網上言論，照比例，中國的疫情死亡人數可能接近300萬！何其恐怖的場景，所以證明中國的網絡監管是有效，有價值和具前瞻性的。

整體中國官員能力非常高，政策的制訂已比西方科學化，但始終包含大量不確定性，所以也是一門藝術，重點在於平衡各考慮因素，亦必須有一定彈性和隨時修正的能力。但當然切忌讓勝利冲昏頭腦，政策矯枉過正，今次處理疫情，中國當然遠勝美國，但並不代表美國每個政策都是錯的，更不代表美國即使政策上，已無中國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拜登上台後，雷厲治疫，中國接種疫苗速度反見落後，但喜見已在加速。

有關互聯網監管，我認為有4點需要非常小心：

1. 我並不天真，一如美國，中國內部也有利益鬥爭，形式不同，透明度較低（但未必是壞事）。從在螞蟻上市前3天被突然叫停，已看到事態嚴重，背後情况頗為混亂，將需要頗長時間來作出新的安排。重點在於不可影響大局，必須確保中國整體利益。

2. 從前有位在北京、被2015年A股股災風波所牽連的朋友，經調查後最終無事，替他高興。但後來再見面時，他已變得意興闌珊，不想討論太多事情，只說了一句，在中國，如被調查，沒有人是無辜的。我不覺得這只是一句晦氣說話，亦不是對制度的指控，他只是說出一點事實。此事實有歷史原因，當然有壞處，但亦可能有些少好處。

中國實在發展得太快，經濟發展遠遠走在法律、稅制和監管制度前面（請記着E.O. Wilson的名言），所以不單止早期倚靠土地和煤礦等古老行業發迹的「土豪」，都必有「原罪」，現在已看出來，即使靠互聯網發達的科技人才，都面對全新、誰也不知應怎樣做的各種監管問題。在原來實體世界，哪有大數據殺熟，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導致嚴重壟斷，以及複雜稅務等等問題？中國多聰明人，更多非常愛錢的生意人，有很多充滿創意如支付寶，拼多多和抖音，比美國更先進的商業模式突破，但亦帶來更新和更複雜的監管問題，是非常自然的事。

網企自查後勢變得保守 影響估值
問題在於監管法律不夠清晰，令到企業有點無所適從，希望今次行動有助令到監管制度變得更合理和明朗。剛跟某頂級策略師傾談，他指出給予這些企業一個月時間自我檢討，監管文化上仍跟西方非常不同，沒有清楚法律界限，所以這些企業必將變得非常保守，遠離紅線，或將導致減少投資，甚至減少創新，投資者給予的估值亦可能受到影響。

不夠清晰的法律和監管的另一弊端，是嚇到最有能力的企業家過早退休引退，實在是一種非常可惜和嚴重的浪費。他們大都聰明絕頂，勤奮兼有野心，白手興家，值得景仰。當然也有運氣成分，國家和時代給予的機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絕不代表這些人才是可隨時輕易被代替的。對，中國當然充滿能幹、可以當CEO的人，但專業管理人和企業家，在創意上，冒險精神上，仍是有很大分別的。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亦有不同需要。舉例，Tesla即使到了今天，如Musk被迫離開，對公司（和股價）的影響，必定仍然很大。有人指出，蘋果在Cook的領導下，股價表現不是仍然優秀嗎？但Jobs去世時，蘋果已是一家30多年，非常成熟的公司，跟現在中國互聯網的情况很不一樣。另外，當然不是每位接班人都有Cook的能力。

行政指引的唯一好處是，理論上可以比硬綳綳的法律更靈活，更有彈性，如有修正方向的需要，速度可以較快。但願如此。

3. 美國經常採取雙標（愛國必備元素之一），一邊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自己的經濟政策就拚命往左轉，現正執行最極端的MMT貨幣和UBI財政政策，再加模仿中國，企圖以大規模基建刺激經濟。偶然美國也會提到Big Tech的壟斷問題，但監管起來，非常小心，因為他們知道這些龍頭企業對美國霸權的重要性。

美國也經常批評中國採取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補貼支持個別行業，和蓄意挑選贏家（picking winners）。但現今美國就是這樣做，基建計劃中就正包括500億美元，指定用來資助半導體業的重建。數天前，拜登召見了一批美國、韓國和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高層，還親自拿起一塊晶圓片拍照，就是為了鼓勵，引誘甚至半迫使這些企業增加在美國本土投資。

我應算最早指出半導體對中美競爭中的重要性，近年中國亦明白了，所以拚命投資，希望盡快追到。但我亦已一早警告，如過分緊張，以舉國政策發展，反而欲速則不達，或成為如美蘇冷戰年代的「star wars」競賽，成為跌進修昔底德陷阱的誘因。據說中國已有28nm技術的完全自主權，已非常不錯，未來必能追到國際水平，但實在需要一段長時間，不宜過度焦急和沉迷。

整體上，製造業絕對是中國的強項，已不止是製造大國，已逐漸成為製造強國。半導體、飛機、高端汽車和精密機器等，當然仍有進步空間，亦必會成功。但本來高科技就是國際合作的成果，有些技術來自外國絕對正常。中國應繼續支持自由貿易，家家有求對維持國際和平尤其重要。相對來說，服務業，尤其經常被低估重要性的金融與傳媒，才是中國真正的短板。

4. 互聯網業務的網絡效應極強，製造贏家通吃現象，所以平台企業很值錢，但亦當然因此產生壟斷的風險。競爭有點像航海探險年代，搶先發現和殖民新大陸，成敗是個一次性機會。以金融為例，其實中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多創新，表表者正是支付寶，在國內非常成功，但最大挑戰是如何把中國金融業和傳媒成功國際化。跟汽車行業道理一樣，傳統內燃機技術和品牌，中國落後一百年，但電動車是一條全新且較公平的起跑線，中國能追上來的機會就大很多。

Fintech同樣是一個嶄新行業，數年前中國在數碼支付有明顯優勢，更曾雄心勃勃，有走出國際，甚至攻入美國的計劃。如成功，對提升人民幣地位和國際化都有幫助。但隨着美國挑起貿易戰，國際業務拓展計劃當然受損，同時其實數年前，阿里已被各種問題困擾，馬雲已萌去意，無心戀戰，國際業務已停頓下來，佔比不到1%。對比Paypal，國際業務佔比約50%，收入增長速度約30%，遠比支付寶的約6%快。

希望螞蟻能盡快完成重組 重新出發
本來螞蟻上市或可成為一次翻身的契機，如成功集資350億美元，市值輕易高達3000億甚至5000億美元，未必一定會做，但肯定有足夠彈藥重新展開全球發展計劃。螞蟻的借貸業務可能真的有系統性風險問題，需要監管，希望能盡快完成重組，重新出發。

我明白中國只想超越自己，但世人尤其美國，仍非常在意此經濟競賽。若以PPP計算，早在2017年，中國已超越美國，但以名義GDP計算，則至今仍有超過30%距離。大部分專家都認為中國將在8至10年內追到美國名義GDP，已很快，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何名義GDP的追趕速度比PPP慢？

某些生產元素，不能容易做貿易，例如工人和土地等，所以短期內不跟隨所謂「law of one price」。但其他原材料，如鋼鐵、石油、麵粉以及DRAM等，假如關稅低，接近自由貿易，全球價錢會接近。從前《經濟學人》就每年做一次「Big Mac 指數」的PPP滙率計算，因為Big Mac內的大部分材料，全球價格都相對接近。

近年中國工資急速上升，房屋土地價格升幅更厲害，但市場滙率仍低於PPP滙率超過40%。滙率過低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滙率操控，特朗普曾一度作出此指控，但最近拜登已解除此無理標籤，事實上人行經常需要買入人民幣支持滙率。

所以最主要原因是國際投資和消費者，對人民幣的需求仍不足夠。人民幣雖已被納入IMF的SDR一籃子貨幣，A股亦已被納入MSCI和其他指數，深滬港通的成立亦有幫助。事實上，以人民幣作全球貿易和儲備的比例仍非常低，2%不到，跟中國經濟規模不匹配，亦因此引起更多跟西方摩擦。

人幣國際化 不能只靠伊朗俄國合約
中國金融發發展仍未如理想，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力不夠，其實不能只靠中國跟伊朗和俄國的一些能源合約，更需要大量人民和民企走出國際的推動。金融業的重要性更絕不亞於製造業，包括半導體，亦當然是美國雄霸全球的重要手段之一。背後當然有強大軍事力量，但不需亦不可經常亮劍，其餘時間，控制權就倚賴金融和傳媒，絕非有些人想像中那麼虛浮和不重要。

（中環資產擁有阿里、Tesla、蘋果、拼多多和PayPal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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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長距離版電動車充飽電以後，最多可以跑500公里，從零充到滿得花十幾個小時，一度電3元，換算下來大約300多塊錢；超級充電站充500公里的費用，依車種600到800多元不等，也比汽油便宜。

但壞處是，出遠門得找地方充電，車主甚至在高速公路上沒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