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學寄來的讀書感想

今天稍早接到老同學寄給我的「讀書感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韓宜博士很多年前和我一起經由教育部特殊資優輔導計劃保送上台大物理系，後來轉向財經及企業管理，當上教授，現在還和電視劇「三十而已」中的顧佳一樣，經營高品質有機茶葉的事業，她的簡介列在文章後面，讓讀者認識她。大學畢業後，大家都忙於進修、工作、家庭等，二十多年過去了，一直沒有機會好好聚在一起聊聊。這次新書一出版，老同學不但馬上閲讀完整本書，心中感觸很深，立即寫了「讀書感想」，還多買了八九本新書來分贈親友。非常感謝韓博士的支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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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恩醫師新書《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讀後感

韓宜博士

前幾個星期才和我在英國幫我調整骨骼的大師Barry Pluke和他傳承的兒子Benjamin Raphael Pluke談到人體和重力的問題，討論到西方醫學不承認重力對人體的影響，我當時提到了在美國矽谷及華人圈以中醫赫赫有名的台大物理系同學李宗恩，於是我們開始討論中醫及許多東方傳統醫學與物理的關係，難怪一位懂物理的優秀同學可以把中醫融會貫通到極致！幾小時後，在物理系群組得知了李醫師新書要上市的消息，我馬上跟大師和所有在現場的朋友分享這個好消息。可惜他們都看不懂中文，而這也凸顯了即使西方有很多想要在中醫上面精進的有心人，若無相當的中文基礎，難以深入探討，更不用說在西方主流醫學上能夠有辦法取得任何的發言權。

然而，從小在台灣長大的李宗恩醫師，大學後即赴美深造並長年居住矽谷，這本中文新書『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至少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是一位在西方土地上發揚與實踐中醫的世界級大醫師，以多年的各種案例及最近的新冠肺炎治癒成果，讓全世界各地的中文讀者可以最科學邏輯的思維進入中醫的大門。

我從小在台北長大，從小到大看病都是去西醫，前公公也是知名的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及前連戰副總統的家庭醫生，為什麼這十年來我選擇完全拒絕西醫的醫療？

當年我三歲大的女兒突然跟我說他背痛，我不想要他從小穿著矯正鐵衣，於是有位朋友介紹我去給中醫看，當時我也如同李醫師書中寫的很多人對中醫的刻版印象，認為中醫不科學、不可靠、江湖術士…..但我沒辦法之下，開始到處問人。

『中醫是五千年人體試驗的結果，人類知識有限，如何能對不知道的東西說他不科學？』第一次在波士頓與一位在知名西藥廠當研發主管的朋友討論西藥和中藥的事情，他接著說『中藥是複方、西藥是單方，中藥一次可以打多個機轉、西藥一次只能打一個機轉。我們想要從中藥裡面得到有效成分去研發西藥，就算投入了巨額經費，也只知其中一兩種成分，你怎麼可以說中醫和中藥不科學？我們人類的知識太淺薄了』。這位高中老朋友給了我很多觀念的糾正。

在我父親去世前一週，我和母親被台北榮總的主治醫師請到房間，他打開電腦給我們看一些難懂的數值，說『因為你父親的肺積水造成感染，我們給他用抗生素，但是他又不能喝很多水以免產生更多積水，所以腎臟的指數一直上來，預計下週就會出現紅字……』。我母親一直哭，我很生氣的問醫生說『你們早就知道會這樣的，不是今天才知道，為什麼先前一直跟我母親說你們可以治？現在擺明了就是你們沒辦法治！為什麼不早一點承認，好讓我母親可以接受我建議的中醫及第三類醫學的治療？』

如同波士頓的朋友所強調，多重問題根本不可能透過西醫和單一的西藥去處理，就算不同科別的西醫會診、聯合用藥，所有的西藥研發過程與上市許可都是嚴格控制在單一機轉上，無法對交叉效果去作預測。

父親的喪禮上，我沒哭，因為我還在生氣。到現在，我也很少哭，因為我還沒生完氣！一直等到看到李醫師的這本書，我才大哭，中醫和中藥一直被包括華人在內的台灣人所不信任，這本書至少得到了一次平反的契機。

但誠如李醫師書中提到許多人的困惑，甚至有些有名的中醫也是故弄玄虛以賺錢為目的，以致中醫背負了許多罪名。『中醫有沒有效？你看了以後自己身體會有感覺。感覺變好，就是有效，如果兩三天都沒感覺，你就再換一個中醫』我在洛杉磯UCLA醫藥管理畢業的表妹建議我。

就這樣，我與朋友介紹的一位台中的中醫師結緣，到最近這十年來，我感冒也看中醫，如果症狀很輕，一帖藥下去就好。後來我每天忙事業和學校，有一天下課後我突然暈眩，學校叫救護車來，我在救護車上要求把我送去中醫，醫護人員說一定要把我送到西醫的急診室，結果檢查搞半天弄不出所以然（我本來就知道會是這樣），給我打了一瓶點滴後，放我離開，我就直接去找中醫，他幫我緩解幾個穴道，躺了一小時後就恢復了。這也凸顯了在現代醫藥制度下，甚至在台灣這麼多優秀中醫的環境裡，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選擇自己的醫療方式。回應到李醫師開頭寫的新冠肺炎可以100%用中藥醫治重症甚至預防的成功經驗，世界各國甚至包括台灣防疫模範生是否可以讓患者選擇使用100%中醫的治療？這真的不是是非題，寧可花大錢用昂貴的西醫西藥，讓醫護人員疲於奔命，讓重症無助地離開，我相信是中西方醫界的發言權位階問題，更是各國政治角力的問題。

借用洛杉磯表妹說的，如果西醫和西藥無法改善，為什麼還要繼續去？

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們總是覺得西方先進國家一切都科學，從小被洗腦，但有腦子思考的人，為什麼不問上面這麼簡單的問題，還要一直在西醫拗下去？這就是我在台北榮總生氣的原因，台中的中醫幫我爸爸治好中風，可以下床自己走動，當時也是因為在台北榮總請我中風的爸爸出院時，醫生跟我說『你父親就是要這樣躺一輩子了….』在我母親絕望下，他們願意『試看看』我說的中醫。中醫總是在西醫沒辦法下，成為那最後『試看看』的選擇，好，我也認了，但是已經幫我爸爸治好中風的醫師，為什麼我的母親和妹妹卻在最後還是要選擇那個從來就無法治好爸爸的台北榮總？

後續，我也因此接觸到第三類醫學，每週固定去給一位老先生治療，這位老先生精通易經八卦和氣功，其實身體有很多西方醫學檢查不出來的問題（像是我的暈眩案例），是『氣』不通暢造成。我一直和這位老先生討論各式各樣的這些課題，讓我領悟到許多事情，其實中醫就如李醫師說的『宏觀』，人體是一整個系統，無法用西醫的『微觀』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頭痛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就像我長期開車跑農場，坐骨下半身很容易痛，但是那是因為我本來就有脊椎側彎曲問題，導致長時間坐著開車時更加壓迫，不是坐骨本身的問題。李醫師在書中寫到的許多案例，看似表象是什麼問題，但其實另有其因，都是同樣的原理。這就是西醫『治標不治本』，大家從小都聽過，但你有沒有認真想過？尤其人過中年有很多是西醫儀器測不出來的病，相信不少朋友都有經驗。

長期跑農場，我深信健全的生態平衡是最好的永續。人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西醫的微觀出現最大的問題，就是會失掉生態系的平衡！就像我父親最後腎衰竭離世，絕對不是他的腎臟有問題，而是他的身體生態平衡嚴重失衡造成的。

同樣的，新冠肺炎致死？新冠肺炎就算是世紀瘟疫，也只是身體失衡的一個促動點，和其他流感致死沒有兩樣。至於為什麼要獨厚『新冠肺炎』？為它封國封城、為它隔離、為它在家工作、為它放棄人類文明的基本尊嚴……明明中醫有有效的治療甚至防範方式，卻仍然蒙閉眼睛，告訴大家什麼西藥、什麼趕鴨子上架的疫苗？

這就是我母親和妹妹當年眼看著我父親在西醫的治療下，愈來愈糟，卻仍然不承認他們選擇的錯誤，直到今天，他們還是相信西醫和西藥的『科學』。

以李宗恩醫師深厚的『科學』訓練背景：台大物理系、史丹佛電機博士、矽谷科技新貴…..。他這樣有多重紮實背景的中外知名中醫寫出來的書，希望能取信更多曾經不願意面對中醫科學和有效五千年人體試驗的事實。我在英國有許多朋友也是寧死不打COVID-19疫苗、更不會去NHS（UK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的。我一直相信，中醫會在海外發揚光大，因為華人自己很難相信自己五千年的智慧累積會比西方更科學，因為我們的知識太有限了。所以，從李醫師的這本書開始，讓我看到了『中醫史丹佛』的未來！加油！

作者簡介

韓宜博士，Dr. I Han，畢業於台大財金系與經濟系、英國University of Reading國際管理碩士、台大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博士，目前任職於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並為亞格農時尚社會企業創辦人（Agra Boutique 亞格農時尚），協助台灣小農手作精品，以Taiwan Tea & Co.品牌進軍美國和Formosan Farms品牌進軍英國與歐洲市場（www.taiwanteaco.com， www.formosanfarms.com.tw）。代表著作Soci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in Taiwan為紐約Palgrave Macmillan邀請出版，十多年來專注於台灣農業、農村偏鄉社區、弱勢農民的研究、教學、輔導，近年研究與實踐皆以農村永續環境與商業模式，和女性社會創業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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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dylee.pro/wp/?p=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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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曼102歲誕辰】兩年前費曼百歲誕辰時，我寫了這篇文章，內容全靠我自己多年重讀N次所有費曼的書和傳記而寫成（加上後來一點fact check）。我大致把他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生平事跡都寫過了，我想暫時也難再寫另一篇了。

立場link：http://thestandnews.com/cosmos/百年華誕紀念-繼續鬧吧-費曼先生/

／／一百年前今天，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 在美國紐約出生。他的父親梅爾維爾．費曼 (Melville Feynman) 移民自白俄羅斯猶太家庭；母親露西樂．菲利普 (Lucille Phillips) 則來自波蘭猶太家庭。費曼五歲時，父母誕下了第二個兒子。不幸地，這個孩子在四週大時夭折。費曼的妹妹喬安．費曼 (Joan Feynman) 在他九歲時出生。

費曼是誰？他是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奬得主、開創量子電動力學、發明費曼圖；他亦傳奇無數，曾偷偷打開放有原子彈機密的夾萬、為脫衣舞廳老闆出庭作證、在皇室面前邊抽煙邊講爛笑話、身為物理系教授跑到生物系與學生一起上課做功課、飛到巴西參加音樂表演等。費曼從不介意別人目光，他甚至寫自傳細說這些離經叛道的行徑，使他可能成為物理學界裡比愛因斯坦更有名的物理學家。

父親啟蒙費曼踏上科學路

費曼與愛因斯坦一樣，很遲才開口說話。費曼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他把對科學的啟蒙與熱情歸於他的父親。費曼憶述，雖然他父親是個賣制服的商人，但他從父親處學到了如何學習。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貨車。他在玩具貨車上放了一個球，然後他發現當他把玩具貨車向前拉時，球會向後滾。

費曼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玩具貨車明明向前跑，但球卻向後滾？他跑去問父親，父親對他說，「其實球並沒有向後滾，你試試水平看著玩具貨車，就會發現這只是錯覺。」費曼照做，果真發現球其實是向前滾的。他再問父親，為什麼？父親的答案影響他一生往後看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是個神秘的現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普遍的原理是，運動中的東西會繼續運動，靜止的東西會繼續靜止。科學家們叫這做慣性，但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有慣性。這只是一個稱呼。」費曼的父親教會費曼「知道東西的名字 (Know-what) 」和「知道東西 (Know-how) 」的分別。費曼的父親雖不是科學家，但他有科學家的態度：誠實地說不知道。

我希望分享另一個關於費曼與父親的故事。話說城鎮裡的家庭都會在暑假期間一起到郊外度假。男人們會在週中回城工作，在週末回到度假區陪伴家庭。一天，費曼與其他小孩一起郊遊，他們發現了一隻特別的鳥。其他孩子就比賽誰知道那隻鳥的名字。他們問費曼，費曼說他不知道。他們就嘲笑費曼：「難道你爸爸什麼都沒教你嗎？」

其實，費曼與父親早就見過同一種鳥。費曼父親當時對他說：「理查，我可以告訴你這隻鳥在世界上每種語言裡的名字。可是，到最後除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稱呼牠。關於牠的一切，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觀察這隻鳥，試著理解牠在做什麼。」費曼父親教會他名稱只是人類的創造，與大自然真實的知識毫無關係。

費曼回憶，他父親很喜歡與他一起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當他們讀到一個段落，例如恐龍，他父親就會停下來，圖像化地解釋：「暴龍身高二十五尺，頭闊六呎，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如果有一頭暴龍站在窗外，牠能從這裡的二樓窗外看見我們。不過牠的頭太大了，穿不過窗戶。」

這影響了費曼日後做物理研究時，往往喜愛從圖像化方式入手把問題簡化。費曼曾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把一個理論簡化至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們就不算真正理解這個理論。他發明的費曼圖，大大簡化了量子力學的計算方式，就是明證。費曼圖幫助費曼推導出光與物質的互動——量子電動力學，費曼因而獲頒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厭惡權威的費曼

費曼厭惡權威，這點與愛因斯坦相似。費曼的父親是個制服商人，看盡世上各種制服行業的虛偽。他曾對費曼說：「教宗衣服下的那個人，也只不過與我們一樣，需要吃飯。」後來，當費曼知道他要從瑞典國王手上領取諾貝爾獎，他仍十分抗拒穿上西裝。

費曼不喜歡榮譽。他在學校的時候，被邀請加入了一個叫做「Arista Honor Society」的精英學生團體。費曼說他不喜歡這個團體，因為他們開會時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當費曼成為了有名的科學家後，他又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費曼非常反感每次開會都在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最終，費曼忍受不住這些沒有養份的會議，不得不請辭。此後，費曼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榮譽團體。

費曼母親：不怕炸了整間屋　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的科學家性格可能培養於學生時代。他曾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製作一些電路和做些電學實驗，有時候更會發生一些小意外。費曼的母親邀請朋友來家裡時，朋友們問她，妳不怕費曼炸了整間屋嗎？她回答說，她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喜歡把電器拆開，研究內部結構再重組。有一次，鎮上一個人找費曼幫忙修理一部收音機。費曼簡單檢查了一下，就看著收音機沉思，思考解決方法。那人看了，就問費曼為何還不動手？費曼就說：「我正在修！」最後果真給他想出問題根源，修好了收音機。那人就周圍幫費曼宣傳：「他用想的就能修好收音機！」

與妹妹的約定

有一晚半夜時分，費曼把妹妹叫醒，說有東西要給她看。費曼帶她到外面空地，喬安抬頭看到美麗的極光。喬安問費曼，這是什麼？費曼說「這叫極光，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極光。」喬安覺得極光很有趣，便說日後也要成為科學家，研究極光。他們就約定，費曼可以研究世上任何現象，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最終，喬安真的成為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一生都在研究她與哥哥約定的極光。

費曼成名後，有一位物理學家想請教費曼對極光成因的想法。費曼說他是有一點想法的，但是他必須先打一個電話。費曼當場向學校借用電話，「喬安，我可以說我對極光的想法嗎？」然後回頭向那位物理學家說：「對不起，我跟妹妹有個約定，這世上所有現象我都可以研究，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精於數學　自創符號

費曼對數學很感興趣，很早就自學超越學校程度的數學了。他想學習微積分，就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教科書。可是，圖書館管理員竟然因為費曼只是個小孩而不借給他。費曼要說謊稱書是幫他父親借的，才能得到他想學習的知識。

由於費曼的數學知識大多靠自學，他自己發明了很多數學符號。他也不喜歡記著科學實驗或理論的名稱，他認為只需要知道內容就可以了。這導致他教導同學、寫筆記和交功課時，有時會不自覺用了自創的符號，以致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後來笑稱，他父親忘記了告訴他名字是跟其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費曼的數學功力十分深厚，他於高中最後一年贏得了紐約大學數學冠軍賽。

輕視人文哲學題目　卻愛上素描、邦哥鼓藝術

費曼曾認為「真正的男人不會對詩詞和類似的東西感興趣」，這與他後來沉醉於素描和邦哥鼓等藝術相映成趣。由於中學時代的費曼的人文科目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他來自於一個猶太家庭，即使他的數學和物理成績都十分優異，這些都使他在升讀大學時碰到不少困難。他曾經試過考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入學試，但並沒有被錄取。最後，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錄取了他。

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物理學，成績優異。不過，他有時候還是會用了自己發明的數學符號，使他的同學們一頭霧水。費曼很不喜歡人文學科，可是麻省理工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人文課程才能畢業，費曼就勉強選了哲學，因為他覺得這是最接近科學的科目了。

在英國文學課裡，教授要求同學們寫一篇文章，費曼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來。最後，費曼把自己正在研究的物理題目亂寫一通，竟然獲得教授稱讚，並在課堂上朗讀出來！這使費曼從此輕視某些人文和哲學題目。

調皮搗蛋的費曼

費曼也愛捉弄人。在大學裡有間房間，很多同學都會在裡面溫習。每當有人進去問問題後，裡面的人都會大叫「請關門！ (Please shut the door!) 」有一天清晨，費曼睡不著，散步經過那房間。他發現兩扇門的其中一扇不見了，只留了一個牌子，寫著「Please shut the door」。

費曼認為應該是有人很煩厭這句話，所以惡作劇拿走了門。費曼覺得很有趣，就偷偷把另一扇門也拿走藏起來。沒有人找到那兩扇門。後來，學生聚餐時就討論該怎麼辦。費曼發言說：「我建議拿走了門的人，可以匿名留下字條，寫出門的藏處。」學生們並未認真考慮費曼的建議。高年級的學長認為事態嚴重，於是對在場的每個人逐一問話：「門是你拿走的嗎？」每個人都說不是。

輪到費曼時，學長問：「門是你拿走的嗎？」費曼回答：「是的，門是我拿走的。」學長就說：「費曼！這是很認真的，不要開玩笑！」然後就去問下一位學生了。之後，門被還回來了。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們才發現原來其中一扇門真是費曼拿走的。他們就很生氣，說費曼不應該說謊。費曼說，可是他明明有誠實回答啊！

別鬧了，費曼先生！

費曼大學畢業後，報考了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課程，並在物理入學試中取得滿分。他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出色，可是英文和歷史科卻考得很差。這令普林斯頓物理系主任非常擔心。不過，原來他並不擔心費曼的成績，而是費曼的猶太人身分。因為歧視，大學分配給猶太人的學位很少。費曼最終被取錄，跟隨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進行理論物理學的研究。

費曼第一天進入普林斯頓，去了參加院長的茶會。費曼從未參與過這種社交茶會，不知道原來有很多禮儀。茶會上，院長夫人問費曼：「費曼先生，請問你想要加檸檬或是奶油？」不懂如何選擇的費曼說：「都要。」院長夫人就笑說：「嘻、嘻、嘻、嘻、嘻。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後來才知道，每當院長夫人「嘻、嘻、嘻、嘻、嘻。」地笑，就即是有人犯了社交錯誤。後來，費曼第一本自傳的書名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費曼打算在他的首個研討會上報告他與惠勒共同研究的一個結合量子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構想。惠勒竟然邀請了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現代電腦和博弈論之父、數學家約翰．馮諾曼 (John von Neumann) ；以及提出量子力學效應「鮑利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的華夫岡．鮑利 (Wolfgang Pauli) 等人出席！

知道了這些科學巨人將會來聽自己第一次的研究報告，費曼當然非常緊張。研討會當天，費曼很早就到課室準備。怎料愛因斯坦剛進課室，向費曼說的第一句話是：「請問茶點放在哪裡？」想必費曼當時不會知道，未來自己會成為跟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有名的科學巨人吧！結果，當費曼開始講解物理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聽眾是誰，完全不緊張了。

加入曼哈頓計劃　偷走夾萬文件

1942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費曼，被羅拔．奧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招募進入極機密的原子彈研發計劃「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研究部門設於新默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New Mexico) ，費曼與其他科學家都必須搬到建於當地的研究所居住。

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區是軍事重地，保安非常嚴密。進入時必須在入口閘門經過冗長的安全檢查，然而離開卻只需出示證件就可以了。費曼發現圍籬上有個大洞，可以避開安全檢查進入研究所。費曼認為軍隊安全意識不足，然而他愛玩的性格又驅使他不直接報告，而是跟軍隊開個玩笑。費曼利用籬上的洞進入，然後在閘門出示證件離開，如是者不斷地重複進進出出。負責檢查的軍人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同一個人沒有進入過，卻不斷離開？結果他們竟然拘捕了費曼，而不是去正視問題。

大家可能聽說過費曼的開鎖傳奇。研究所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夾萬。費曼研究了夾萬運作方式，發現很多人選的密碼都很容易猜到。結果，他練成了能在短時間內打開研究所內任何人夾萬的技術，經常偷走其他人夾萬內的重要文件，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希望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費曼，他的開鎖技術連真正的鎖匠也為之景仰。結果，將軍竟然不是要求眾人更改密碼，而是叫所有人提防費曼。

研發平行運算　改變運算方式

研究所訂了一部當年最新的 IBM 打卡式電腦（即是用打有孔的卡片進行計算的最早期的電腦），足足有一個房間那麼大，用來計算提煉鈾元素的方程式。費曼領導一隊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精英中學生，要在幾個月內算出結果。由於計算複雜，而人手更換卡片的速度又慢，進度落後很多。最終費曼與學生們發現，如果分開幾隊人手同時計算不同的部分再整合結果，速度會快很多。這使費曼成為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ation) 的創始人，而且是在現代電腦被發明出來之前的人力平行運算！

物理學家的愛情故事

費曼第一任妻子叫做阿琳 (Arline Greenbaum) 。他倆從學校讀書時已相識，是對青梅竹馬，而且亦認定對方為終身伴侶。1996 年的電影《無限 (Infinity) 》描述的就是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可惜，天意總弄人，正當一切都看似美好時——費曼是物理學界的明日之星，仍未博士畢業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阿琳被診斷出患有肺癆，當時這是不治之症。阿琳剛出現症狀時，醫生以為阿琳患的是小病。費曼卻不同意，他自己一個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對比阿琳的病徵。最後是他向醫生建議，阿琳患的可能是絕症。多麼動人、又多麼令人心碎。

費曼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奬學金有一附帶條件，就是受獎人不能已婚。1942 年，費曼取得博士學位後，就立刻向阿琳求婚。雖然費曼的父母反對，費曼與阿琳仍然在紐約史丹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市政廳結婚。由於肺癆會透過接吻傳染，費曼只能在婚禮親吻阿琳的臉頰。沒有親人和朋友來他倆的婚禮，只有一對陌生人見證。

因為曼哈頓計劃是機密，阿琳不可以隨費曼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居住。而且，她因病情嚴重，必須廿四小時住院。費曼於奧本海默的協助下，在新默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找到一間療養院供阿琳入住，以便費曼能於週末駕駛幾個小時的車程穿過沙漠去探望她。

費曼和阿琳喜歡以書信通訊。在戰時的軍事重地都有一個不明文規定，軍隊負責人會拆開所有信件，確保軍事機密沒有外洩，而且會擅自刪改內容。為了不讓其他人明白信件內容，費曼和阿琳就發明了一種只有他倆明白的密碼。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信件常常通過不了軍隊審查，因為軍隊想要知道他們的密碼有沒有洩漏機密！不過費曼和阿琳很享受寫這些密碼去刺激軍隊，軍隊花時間解碼後發現密碼內容只是日常購物清單之類！

當時，費曼因為介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苦惱。阿琳告訴他，不用介意別人的評價，要忠於自己。阿琳在療養院對費曼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阿琳過世後，費曼寫了兩本自傳（都是他口述然後朋友幫他寫出來）。費曼第二本自傳的書名，就是以這句話命名。

當阿琳快不行的時候，醫院打電話給費曼，叫他快來醫院。費曼就借了朋友的車（他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借車的朋友是間諜），極速向醫院開去，但在途中車子又壞了幾次，幾經波折才趕到醫院，可惜已經來不及見阿琳最後一面。費曼回憶說，他當時很傷心，可是卻沒有哭出來。他看到阿琳床邊放著阿琳送給他的手錶，錶面時間竟然停在阿琳的死亡時間！費曼初時覺得這是阿琳留給他的訊息，然而理性告訴他這不太可能。這手錶曾經壞過幾次，每次都是費曼把它修好。所以，費曼知道應該是護士拿起手錶記錄阿琳的死亡時間時，不小心再次弄停了它。

費曼回憶說，直到很多個月後，他在街上看見一間時裝店的一條裙，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終於才淚流不止。阿琳生前很喜歡與費曼寫信。阿琳死後一年半，費曼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他的太太。費曼自己一直收藏著這封信，直到他 1988 年離世後人們才把信打開。信中充滿費曼對阿琳的愛，在最後一句，費曼寫道：「附注：請原諒我沒有把信寄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PS Please excuse my not mailing this — but I don’t know your new address.”

原子彈試爆

史上第一個原子彈試爆時（試爆計劃代號是「三位一體 (Trinity) 」），所有研究人員都被安排在遠處觀看。由於核反應會釋放出極大量的高能量輻射，包括伽瑪射線、X射線和紫外線，每個人都分配有護目鏡。只有費曼沒有戴上護目鏡，他選擇於車內觀看試爆，因為他知道紫外線並不能穿透車輛的擋風玻璃。試爆成功，所有人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成功了。只有三位一體計劃負責人肯尼．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

費曼回憶道，當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直到後來，興奮感褪去了，費曼才意識到，這將是世界末日的開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費曼看見街上有工人在建設房屋和橋樑時，他都會想：「這些全都沒有意義；這一切都將被摧毀。為什麼還要建設？」的確，當年不少科學家認為世界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人類會因核戰而滅絕。

隨心研究　由餐碟擺動到量子電動力學

戰後，費曼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當物理學教授。他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想不出新的物理構思而非常苦惱。費曼覺得自己不值得大學高薪聘請，他走去跟物理系主任說：「我想不到重要的問題去研究。」系主任就跟他說：「別擔心，聘人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風險，你儘管做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就好。」從此，費曼就真的不管任何人，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幾個學生在拋餐碟。餐碟上印有學校的標誌。費曼發現標誌旋轉和擺動的頻率似乎有著某個數學關係。他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於是立即埋首計算。他把計算結果交給系主任看，主任問他：「這很有趣，可是有什麼用？」費曼回答：「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我不管它有什麼用！」

世事難料。費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原因是他成功推導出電磁輻射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的一個完整理論，稱為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費曼對其中電子自旋的計算靈感就是來自於當年餐碟標誌的計算。

費曼與朝永振一郎 (Shin’itirō Tomonaga) 以及朱利安．施溫格 (Julian Schwinger) 共同獲得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三人各得 1/3 獎金，因為他們各自使用不同方法推導出相同結論。其中，費曼的方法與別不同，他用圖象方法代替繁瑣的代數運算，使整個物理過程能表達得更清晰。我們現在稱之為費曼圖 (Feynman diagram) ，是粒子物理學計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許費曼擅長把物理問題圖象化，是因為他父親的教導。

有一次，工作人員帶費曼去看巨大的粒子對撞機。費曼問：「這些機器用來做什麼的？」工作人員說：「費曼教授，這些機器是用來驗證你的理論的！」「花了多少錢？」「3 千 7 百萬美元。」費曼笑說：「你們這麼不相信我的理論嗎？」

熱愛邦哥鼓　街頭巡遊表演

費曼的父親在 1946 年離世，費曼因此受抑鬱症狀困擾。也是於同時期，費曼寫了上述給阿琳的最後情信。1951 至 1952 年，費曼使用他的研究休假（sabbatical，研究員可在休假的情況下自由進行研究）到巴西授課。

費曼很愛打邦哥鼓 (bongo) ，他甚至因為作為愛打邦哥鼓的物理學家而為人所識。在巴西，費曼深深受森巴音樂所打動，他學習了一種叫「frigideira」的巴西獨有的樂器。他參加了一個地道樂團，而且更被選拔進入街頭巡遊表演！

表演那天，費曼入住的酒店一個相熟的侍應生知道費曼熱愛森巴音樂，就跟費曼說：「教授，今天街上有森巴音樂巡遊表演，你一定會喜歡！」費曼就說：「今天我有事要做。」結果，當費曼的樂團經過費曼的酒店時，那侍應驚喜地發現費曼竟然是表演者之一！他就大叫：「那是教授！那是教授啊！」費曼在巴西歷險之後，沒有再回到康奈爾大學，轉到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直到 1988 年離世。

以科學角度欣賞花朵之美

費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能並非他的科學成就，而是他對知識的態度。費曼的藝術家朋友 Jirayr Zorthian 對他說：「科學拿走了花朵之美，令花朵變得枯燥乏味。」費曼回答道：「我也可以感受到花朵之美。但同時我看到其他人並不一定能立即看出的更深刻的美麗。我能看見花朵之中複雜的互動之美。花是紅色的。這代表花朵演化出顏色去吸引昆蟲嗎？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昆蟲能看見顏色嗎？牠們會審美嗎？如此類推。我看不出研究花朵何以拿走它的美麗。這只會加深。我不明白這如何減少。」

“The beauty that is there for you is also available for me, too. But I see a deeper beauty that isn’t so readily available to others. I can se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of the flower.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is red. Does the fact that the plant has color mean that it evolved to attract insects? This adds a further question. Can insects see color? Do they have an aesthetic sense? And so on. I don’t see how studying a flower ever detracts from its beauty. It only adds.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subtracts.”

費曼認為，世界的美麗是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的。但透過科學，除了世界外表上的美，我們更可以看見大自然運作的美麗。後來費曼跟 Jirayr 約定，每隔週末輪流教導對方自己擅長的事。這個禮拜，費曼會教他物理學；下個禮拜，他會教費曼畫畫。最終費曼學會了素描，舉辦了（匿名）個人畫展，更有人以高價買他的作品。費曼說， Jirayr 卻學得不太好。

沒有架子的科學巨人　為脫衣俱樂部辯護

費曼從不擺教授的架子。他試過在休假年走到生物學系上課，因為他對生物學感興趣。生物系的教授就說：「你可以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和實習，條件是你要跟他們一樣交齊功課和報告。」結果費曼真的照做了。

費曼喜歡光顧一家脫衣舞酒吧，他會點一支可樂（他在巴西時戒了酒，從此他未有再喝過一滴酒精），然後計算一些物理問題，或是練習素描。酒吧顧客也不乏其他專業人士，有律師、老師等等。後來，這家酒吧被人告上法院，說他們破壞社區形象之類的。酒吧老闆請求常客們幫他辯護，可是那些專業人士們一個也沒答應，除了費曼。費曼想，我喜歡這裡，而且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怕什麼？費曼就出庭作證了。結果，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物理學教授經常光顧脫衣舞酒吧」。

費曼走出失去阿琳的極度傷痛後，曾兩次再婚。他與第二任妻子 Mary Louise Bell 去度蜜月的時候，竟然同時沉迷於破解古馬雅文明的文字，這一點各位男士最好不要學，除非得到了太太的批准……

疼愛子女　遺憾未能見證女兒長大成人

費曼與第三任妻子 Gweneth 於 1962 年誕下了卡爾 (Carl Feynman) ，然後他們於 1968 年領養了米雪 (Michelle Feynman)。費曼曾嘗試使用他父親當年教育他的方式，跟卡爾和米雪一起讀大英百科全書。可是費曼發現這只對卡爾有效。卡爾後來成為了電腦科學系教授，而米雪則成為了著名的攝影師。

費曼很愛他的兩個子女。費曼於 1978 年被診斷出患有脂肪肉瘤（癌症的一種），可能是由於當年曼哈頓計劃時接觸太多放射性物質（他們每天都會用手摸一個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球）。《費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作者倫納．姆沃迪瑙 (Leonard Mlodinow) 曾經問費曼有沒有什麼遺憾。姆沃迪瑙本來以為費曼會回答他在理論物理上遇到的難題。然而，費曼眼泛淚光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我可能不能親眼看見我的女兒米雪長大成人。」

關心教育　啟發下一代

費曼也關心教育。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講了一次為期兩年的物理學課程，對象是全校所有新入學的學生。費曼講課生動，深受學生喜愛。結果，很多教授和研究生每堂都會來旁聽，使得座無虛席，連地板和樓梯都坐或站滿了人。這套講義被完整記錄了下來，編成了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這一套三冊紅色硬皮教科書，時至今天依然風行於物理系學生之間。加州理工學院現已把所有《費曼物理學講義》放在網上，使所有人也可以免費讀到費曼教的物理學。

費曼曾經幫助政府審查中學科學和數學課程用的課本。他非常認真的逐書逐頁看完，寫下了很多感想和意見，希望出版社和作者能夠改善。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費曼的意見。費曼也發現，委員之中只有他細心看過這些課本。此後，費曼決定不再幫助政府做任何事。

不以為意諾貝爾獎　發現自然定律便是最大榮譽

費曼並不喜歡諾貝爾獎或任何其他榮譽。他認為榮譽只會為他帶來煩惱。1965 年，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於美國半夜時間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費曼時，他生氣地說：「現在什麼時候？明天早上再打來！」就掛了電話。很多記者一個接一個打電話給費曼，使得他要把電話線拔掉。費曼苦惱地問妻子，他應不應接受這個獎。他妻子就說：「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獎，你會更加出名。」於是，他無可奈何地就接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瑞典國王頒授的，諾貝爾獎得主需要走到台中間從國王手中接過獎項（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因患阿茲海默症，瑞典國王親自走到高錕前）。費曼以為離開時不能背著國王，於是就練習倒後行。後來有人告訴他瑞典沒有這個規定，他才鬆一口氣。

費曼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看見丹麥公主，他就問可否坐在旁邊，公主說：「可以，你不是其中一位得主嗎？你是做什麼領域的？」費曼回答：「我做物理的。」公主就說：「噢！我們不能談論物理，因為那是沒有人明白的領域。」費曼卻說：「正正相反。正是沒有人明白的東西，我們才要去討論。人人都明白的東西，就不需要討論了。」費曼說得雖然很對，但公主眼睜睜地看著他，面上頓時結冰。

費曼認為能夠發現自然定律，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譽。他享受找尋大自然定律的樂趣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認為成就不應該由獎項去量度。費曼說，他知道其他科學家會運用他的研究結果，就是他的成就。費曼得到諾貝爾獎後，他以前的一個學生 Koichi Mano 寫信祝賀他。費曼回信問 Mano 現在做些什麼研究， Mano 回覆說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費曼看了，就回信說：「那些你能解決、能幫助解決、能夠出力的問題，就是值得花時間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做些東西，這問題就不小、不瑣碎。你說你名不見經傳？對你妻兒來說，沒有這回事。」

重回政府助調查穿梭機爆炸慘劇

1986 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升空時發生爆炸， 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政府邀請費曼成為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本來是拒絕的。可是，費曼的妻子對他說：「如果你不去做，就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這意外的真相。」最終，費曼調查出了事故原因：升空當天氣溫很低，不幸地穿梭機的 O 型環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導致燃料洩漏並引發爆炸。費曼在聽證會上突然公開做實驗，證明 O 型環在低溫下的確會失去彈性。不過，這其實是委員會中的一位軍隊將領故意暗示，引導費曼找出答案。費曼知道後曾一度非常生氣，不過最後他倆成為了好朋友。

費曼公開展示美國太空總署的失誤，不單令全世界嘩然，美國政府對費曼的擅自行動也非常不高興。費曼獨自寫了一篇報告，可是委員會卻不肯把費曼的報告加入到最終要總統簽署的報告書之中。費曼就說，如果不加入我寫的報告，我就不會在報告書上簽名。這樣的話，調查就永遠不能結束。最後雙方妥協，費曼寫的報告被放在報告書附錄裡。費曼在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當為所有人引以為鑑：「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真相必須置於公共關係之前，因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欺騙的。」

“For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reality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public relation, for Nature cannot be fooled.”

晚年醉心研究克孜勒文化

費曼晚年時，曾與好友 Ralph Leighton 打賭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唐努‧圖雅 (Tannu Tuva) ，其首府叫做克孜勒 (Kyzyl) 。費曼覺得這個地方一定很有趣，因為這個地方的拼音裡完全沒有響音。圖雅人也有著唱喉音的傳統，費曼非常希望親身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文化。可是，圖雅是當時蘇聯的一部分，由於美蘇冷戰，一般美國人是很難得到簽證前往蘇聯的。蘇聯政府提出，如果費曼以諾貝爾獎得主身分去蘇聯的大學演講，就可以獲得特權去克孜勒。可是，費曼一生謹記他父親的說話，非常討厭特權，拒絕用這個方法得到簽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克孜勒的文化，並以一般人的身分與很多研究圖雅的專家和教授交流。他們在美國舉辦巡迴展覽，介紹圖雅文化，希望以此換取簽證去克孜勒。

1988 年 2 月 18 日，能夠前往圖雅的簽證終於送到了費曼的家。可惜的是，費曼已經在 3 天前與世長辭。費曼清楚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等到簽證去完成他這最後心願。可他仍然堅持原則，不使用任何特權。費曼在人生最後的歷險之中學到了圖雅的文化，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死的好奇心

費曼對世界的看法，很簡單，也很深刻。他接受大自然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樣子，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覺得，知道自己並不知道，比起以為自己知道但卻是錯的答案，更有趣。他曾說：「我可以與懷疑、不確定、不知道共存。我覺得比起知道可能是錯的答案，不知道反而更加有趣。」

“I can live with doubt, and uncertainty, and not knowing.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live not knowing than have answers which might be wrong.”

費曼一生都覺得世界是有趣的，以純真的好奇心去看這個宇宙。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亦是他這一生歷險的最佳結語：「死亡很沉悶。我會討厭死兩次。」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謹以此文紀念費曼。希望在下個 100 週年，費曼的歷險傳奇和科學態度，仍會繼續啟發世界。／／

[我的罷工日記]（個人拙見）
沒想到罷工真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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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輪班坐在我的公司運航大樓大門前、工會搭起的棚子底下，有時輪到夜班還要準備蓆子睡在柏油路面上（相當新奇的經驗），風吹日曬雨淋偶爾蟑螂襲擊，對比一邊公司那棟灰色大樓內的看似如常（但我知道裡面所有內勤人員一定為我們的事情忙炸鍋了），心底總是有一縷怪奇：我究竟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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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地，早班想睡起不來最不想進的公司、長班前難以跨出家門好想留在家最不想進的公司、年度複訓考試壓力太大想就此消失不見最不想進的公司⋯⋯，就這樣聳立在眼前卻就是想進也不能進。我們在一個層面上已經變成相互憎恨的仇敵似的，不再是從前對外形象營造出的「家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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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不爽不要做」的聲浪質疑，我必須很誠實地說，以台灣的物價水準而言，我的薪資水平的確相對高及穩定，人才會喊出這樣的幹話（真的是幹話，因為很幹自己做牛做馬賺得比空姐少，她們還膽敢罷工）。但氣憤之餘，往深一層想，「不爽不要做」其實是薪水較我低的人的對於難以翻轉階級的深深無力感；亦是薪水較我高的人對我們職業的一種隱晦鄙視，認為我們的能力就是只值這樣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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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間正義，很直白地說，就是關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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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長是神的化身，帶領族人打贏另一個部落，分配戰爭成果的時候，自然最好的東西、最美的姬妾，要分給酋長，其他勇士按照割下敵人的頭顱數來決定拿多拿少——這是原始社會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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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選拔模範生到教育局領獎、接受表揚。除了考量該生的學業狀況，人品性格、家庭背景（是否在困苦環境下依舊孜孜不倦）、甚至是人際關係都會被納入評估之中。進到現代社會，除了「成績」這樣直接的證據以外，我們逐漸開始重視一些難以數值衡量的人性品德，期待有「完人」現世——這是我們脫離動物本性，啟蒙過後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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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身心障礙人士保留的停車位、補助、費用減免，是為補足他們先天或後天造成的社會不適性，卻依舊尊重及肯定他們身為人的價值，所給出的平衡優待；位於城市精華地段的古蹟是否要為了蓋億萬豪宅而拆遷；為保育台灣原生種動植物，比如雲豹好了，政府該投入多少經費致力復育，還是反正不關我事應該把錢拿來大家發大財⋯⋯這些所有，都是資源分配，也就是公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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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是，現代科技還無法令我們感知到他人的疼痛，即使醫生問我一到十分幾分痛，我說五分，隔壁的病患也說五分，但我面有糾結，他卻看起來老神在在，我們也無法跨職業別地說因為我比護理師（大家最愛鼓吹他們才該罷工）還累、還辛苦、還血汗，所以我罷工。因為跨職業別本來就無法比較，就像我們沒有人可以衡量是踢足球累、還是打籃球累，是長跑累、還是短跑累；而職業的薪資計算標準即使和身體操勞相關，卻不是絕對。各產業別的薪水計算有其神秘廣大的市場供需原理（單位產值、勞動力再生成本、隱形的心理成本、物價高低、員工學養基礎⋯⋯），一般勞工僅能依循常識，及最簡單的和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較，來獲知自己是否有遭到剝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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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為自己的工作爭取任何權益的時候，和別的產業，比如大眾呼喊最該罷工的醫護人員，其實根本沒有比較的立論點，因為本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的權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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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某論壇底下一篇發表對於我們罷工心得的文章回覆中，看到一位護理師留言，由於該心得的結論亦是：「妳們怎麼不去跟比妳們累的人比，醫護人才該罷工吧！」護理師似乎再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職業一直被拿出來鼓吹比較，便留言道：「我們的產業特殊不能罷工已經很可憐了，拜託不要再拿我們出來說嘴，不希望我們那麼辛苦，麻煩病人自己提升素養或是家屬動手幫忙，不要因為醫療廉價就把我們當傭人使喚。真的是累到每天都在祈禱健保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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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人都以「不爽不要做」做為就職與否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掉入了這座過勞之島雇主最愛的邏輯誤區，只要雇主尚且找得到人力替代，勞工就成免洗筷，我們誰也沒辦法更好，只能比爛。即便勞工在工作中培養出經驗與價值，老闆只要一句「不爽不要做」，勞工就被一二三木頭人，只能定格或是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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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將求職美化成自由市場機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勞工有能力就該自己移動到更優待的地方，不然就等著被淘汰。但若是我們的勞動力被自由市場機制化了，全面廢除勞動基準法，各位請以自己的本事博得雇主喜愛，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保障的最低工資、沒有限制的最高工時，除非這是一座佛心之島，時薪三十、四十幹不幹？隔壁公司時薪二十五，老闆已經佛心來著⋯⋯就會發生這種遑論勞權，根本連人權也談不上的事，勞工的自由是假自由，人或許也會為了生存而愈發輕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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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資關係中，勞工本就是相對弱勢的一方。若勞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對待的唯一選擇只有「不爽不要做」，我們是否也等於給了老闆無限秀下限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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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義浪潮橫掃的現代，我們尚且保留勞基法、環境保護法、文化資產保存法⋯⋯，不希望一些也許對於絕對利益、絕對自由無益的事物消失，就是我們對身為「人」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我們會以理性去探討公義、會希望心裡難以言喻的惻隱能被重視。且勞動基準法居然稱為「基準」，就該僅是我們社會公約待人處事的底線，沒有違法只是剛好而已，願意多給的才能算是真正對勞工價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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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如今有多少雇主以自己「沒有違法」為樂、為人人都該謝主隆恩的依據，我想各位勞工應該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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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不能接受我們的訴求，將我們貼上貪婪標籤。在此我想以我同時身為空服員及工會會員，投下罷工贊成票、實際加入罷工行動，闡述個人對整起事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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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先將八大訴求粗分為三組：薪資組、飛安組、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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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錢最難，我們就先從難的來處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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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組有關的訴求有三：人人琅琅上口也是公司緊咬不放的日支費一百五合流禁搭便車、國定假日出勤兩倍薪、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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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質疑工會這一百五十元是怎麼算出來的。我身為一介沒有金融財經背景、數學程度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就舉手投降的勞工，還真不知道這是怎麼算出來的。但是，我至少會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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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和台灣另一間國際航空公司的友人私下比較，我的公司和友航空服員的薪水，一個月至少可以差到一至兩萬，而且職級越高差距越大。相信存有「不爽不要做」之心的人在這裡會炮轟一句：有能力就跳槽啊！
我考過友航，我的許多同事也考過。而自我的公司開航以來，從來沒有友航空服員跳槽過來我的公司，我們過去友航的人倒是不少。往年我的公司在友航招考空服員的日子，總要排上大量待命人力，因為去考的人實在太多。幸好友航的人力資源變動率小（福利較佳之故），一年頂多悠悠地招個一期，有時還不招。而我們完訓上線後需與公司簽訂至少三年契約，沒有做完即離職要罰款十五至二十萬，所以我們私下時常玩笑說我的公司表面是航空公司，實則是空服員補習班，替其他航空公司訓練好了收補習費（罰款）再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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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的是，我沒有考上友航。但這代表我能力比較差嗎？我想實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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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空服員遴選標準除了多益五百五十分及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以外，基本沒有具體的其他事項可以參考。我有位同事天生菸酒嗓，長相甜美但一開口像昨晚去錢櫃唱歌徹夜未歸，照樣神秘地考上。且我的公司屢屢獲獎怎麼解釋？雖然這是所有部門上下齊心的結果，不只是空服員，不過不能否認我們也確實傾盡了自己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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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許多旅客說，不知道為什麼，一上你們的飛機就能馬上有回家的感覺。所謂的「家」，絕對不是靠形式顯擺出來，而是因為有令人安心的人在身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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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上主打「日支費是餐旅費」的說詞，問：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比如紐約、巴黎物價較高，看似釋出善意說願意逐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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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空服員的薪資計算方法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像我的公司及友航一樣，除了底薪、飛時加給（以實際的飛行時數計算一個小時多少錢，像是便利商店打工的時薪一樣），以及俗稱吃飯錢的日支費（我的公司從報到時間算錢到降落後一小時，一小時九十元新台幣；友航從飛機引擎開算到引擎關，一小時五鎂。我的公司的計算方式每趟會較友航多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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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如新加坡、香港、中東的航空公司所採用的，一樣有底薪、飛時加給，但日支費卻是實際在每個外站發放當地貨幣，依入住的飯店餐點一餐多少錢、停留期間能吃到幾餐，來計算核發多少餐費現金。這種方式的日支費就實在是吃飯錢了。但若上述航空公司的底薪、飛時加給和國籍航空一樣的話，這些空服員的薪水還會比我們少上許多，但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薪水又較我們更高，其貓膩就在於這些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時加給非常高，依職級不同，可以是國籍航空的兩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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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薪資計算方式沒有優勝劣敗，只要不虧待員工便好。但可以簡單得知國籍航空所使用的第一種，是比較簡單的方式，公司不用換錢承受各個外站的匯差、物價不同，每個月用統一標準把錢發下去，空服員自己到外站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所以即便名目是日支費，這個吃飯錢卻實在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比較特殊的是，因為名目是日支費，所以這筆錢並不扣稅，國籍空服員的薪水中只有底薪和飛時加給會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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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中說「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時，本身就陷入了邏輯矛盾。且若是依各個外站不同調整日支費，那麼日支費高的航班一定會造成貪心公主們熱烈搶奪，對不飛長程航線的空服員來說更是極度不公。這樣主管的說詞又陷入了第二層矛盾，因為公司是以「同工不同酬」會影響機內士氣為由，反對「禁搭便車」條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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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早就在我的公司空服部門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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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從哪一年開始，經濟艙空服員開始接受短程航線的商務艙服務訓練，基本上有經濟艙半年以上資歷的空服員，都會被召回公司進行訓練。完成短程航線商務艙服務課程的經濟艙空服員，我們稱作CAE，在短程航線時就可以到商務艙去工作，不過只能負責外場，內場廚房還是要由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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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的理由很直白就是用較便宜的經濟艙人力，去補較貴的商務艙人力。因為這些CAE並沒有因為多了一項技能而有較多的薪水，她們與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之間薪資有落差，負責的又是較原來經濟艙更精細的服務內容，但一樣領經濟艙空服員的薪水，這種差異不啻是一種白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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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以擔心薪水不同會造成空服員團隊合作不佳為由，緊緊咬住無法接受禁搭便車條款之際，沒有想到的是，空服員們即使同工不同酬，還是團結地為公司屢創佳績，甚至團結到兩千多人寧可手牽手去罷工，整日沒薪水、睡路邊、接受各種謾罵也緊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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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真的這麼擔心影響士氣，反而應該加倍鼓勵我們趕快上車，而不是禁搭便車啊（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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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定假日兩倍薪，與其說是又要效法友航，不如說是更好地增加我們上班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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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空服員的工作性質特殊，有不能中斷的越洋航線，所以我們須與雇主簽訂勞基法84-1條。這法條也同時令我們不受勞基法對一般勞工例假、休假、最高工時⋯⋯的限制與保護，須另行與雇主約定這些內容。但我們在簽下這個約定書的時候，公司只是請我們簽名，卻沒有與我們「另行約定」，然後就裝傻當我們全盤接受國定假日沒有兩倍薪、工時可以全部超過十二小時這些一般勞工享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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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期是航空業最賺錢、亦是所有一線服務人員最操勞的時期。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還要工作雖是空服員都知悉的事實，但簽下了勞基法84-1條，並不代表公司不能以慰勞特殊時刻的辛勤為由，依舊照一般勞基法給我們兩倍薪資。況且，過去要是公司肯給我們談的機會，我相信所有空服員都會希望自己放棄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時刻，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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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同事自嘲某年過年期間剛好上班次數較多，被朋友笑是「搶錢」，因為一般民眾都以為我們過年上班能賺到較平時更多的錢。不過我們其實整個過年期間，只有除夕到初二上班能領到一個六百元的紅包，一天一個，三天都上就是最多一千八百元。端午連假、二二八連假⋯⋯不論連幾拉幾，則連個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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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心裡天秤的激烈搖擺下，也不願請假好像自己沒有一點職業道德似的，所以選擇將自己的年假，擺在國定連續假日上。但在這類需要大量人力的國定連續假期，不是不能放年假，而是能放的人少之又少，要大半年以前就用大學時代搶熱門通識課之姿，起早趕晚地守在電腦前去搶那寥寥數個公司願意開放的名額。若開放搶假的時段正好在上班，則是連搶的一絲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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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情感價值大於實際薪資，我們會想乾脆請假算了。畢竟我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是只以責任制為教條來規範我們在國定假日工作，誘因未免太小，也顯得是雇主過於冷漠了些（老闆們不能沒違法就高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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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機內還存有一種同工不同酬，這也是我最不願說的一項。不過為了解釋為何工會主張「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這項訴求，我還是必須說明，在我的公司，日台泰越四種國籍的空服員，其實薪水會依所屬國籍的物價水平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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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的空服員薪資高低，也是以日台泰越為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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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台籍空服員罷工後確實加了薪水，難保我的公司不會大量起用泰籍及越籍組員，變相打壓，使我們「看得到吃不到」，工會才會在加薪的訴求後一同綁入這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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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知道原來我們空服員的薪水依國籍不同而有差別的時候，我其實很難過。除了薪水比台籍還高的日籍外，那些離鄉背井來台灣工作的泰籍及越籍，也做著和我完全相同的工作內容。雖然這是全球化沒有辦法避免的狀況，資本為了擴張會去尋找更便宜的成本，但當這些人的臉孔不再模糊，是實際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事，還是會有些心疼油然而升，盼望世界大同、盼望至少人的價碼可以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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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先來說最容易解釋的飛安組訴求：東京、北京、金邊、瀋陽、呼和浩特⋯⋯等九條易超時航班改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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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質疑為何飛安這項運輸業最重要的價值，在工會訴求中的佔比居然這麼低，只有八分之一，啐一句：貪婪，就欲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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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細琢磨，飛安訴求佔比低其實是對我的公司的讚許，因為公司本來就將飛安把關地相當嚴密。若是知道我的公司空服員每年關於飛安的年度複訓有多令人頭皮發麻、演練飛機迫降的緊急逃生程序有多逼真，而空服員是守護飛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前頭還有機師、機務，及其他我不知道的公司同仁們的協力相助，就能明白我的公司在關乎飛安的每一個環節上都付出超然的努力，只剩這條易超時航班的漏網之魚還令我們無法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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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提出給服勤易超時航班一趟一百五十元（是一「趟」一百五十元，來回算一趟）的飛安獎金，以及派自願的空服員包月專飛，且每月多給六至十天休假（咦，同工不同酬？）這樣的應對方案，會遭到工會拒絕，純然是因為我們將「追求安全，決不妥協」的核心價值，注入生命之中在貫徹之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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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民間謠言四起說這根本是貪心公主想去東京過夜的陰謀（喔，誰不想去東京過夜），為了闢謠自清，工會也提出易超時航班帶兩組人上機工作，一組服勤去程，一組服勤回程，不過夜，這樣的替代方案，不過還是沒有和公司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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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再差，世界競爭力排名還算是名列前茅，但勞權意識卻低落地如同第三世界。要不是我切身遭遇到這次罷工經驗，我其實也沒有機會去思考，在這樣政經高度發展的國度（我們同婚立法了耶），為何會有勞權低落這樣如同平行時空般的問題存在。之前我曾去旁聽的一場勞資協商會議上，討論易超時航班時，工會提出了光是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年度，我的公司航班超時就被檢舉超過一百二十次，罰鍰累計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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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去算了一下，光是令空服員在東京過夜，一年成本算下來，我的公司至少要支出一千五百萬。兩相權衡下，若你是雇主，是我的公司的老闆，兩年罰一百五十萬，讓員工冒著超時工作的風險；和一年至少支出一千五百萬，只為了不讓員工超時工作，你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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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罷工後，我和我的姐姐討論過一個雇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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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最近自己開了公司，當了老闆，小心翼翼地走在創業維艱的道路上。她說：「我要是發現一個員工的能力很好，會很想將他留下來，他有自主的想法，讓我不用操心那麼多，我也信任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我同時也知道，一個能力好的人，沒有給他比較多的薪水，絕對留不住。這時候我會突然寧願選能力比較差，但我不用付出那麼多，而且好使喚沒有自己想法的人。因為利潤就是這樣，我要給別人還是給自己，這是我每天都在掙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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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當過老闆，很難設身處地去換位思考到姐姐的層面。我知道她選擇在這個時候和我說這樣的話，是在軟著暗示我，大有大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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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姐姐聊完後，我依舊去罷工，白天頂著烈日，夜晚傍著焦土。或許是因為時間的侵蝕，或許是因為外界的風向，我逐漸變得焦躁不安。我的胸中依舊哽著一口不願放棄的氣，可除了這口氣外，我什麼也吃不下，我因此削瘦到了夢寐以求的狀態，卻也快樂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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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輪完罷工棚靜坐的班後走至客運站欲搭車回台北，罷工期間我們算是暫時與雇主解除了勞雇關係，當然不得搭公司交通車。不過，我還是認為我的公司有些過於斤斤計較的是，有同事在罷工開始後由洛杉磯飛回台北，一落地，機門開，公司派來的人就和才剛飛完一趟長班的她們說：「有工會的人在機場要收參與罷工的人的證件，證件被收了就要自己想辦法從機場搭車回家，不參與罷工的人才能搭公司派的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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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洛杉磯的座艙長很保護學妹，回道：「我的組員才剛飛回來，大家都很累，怎麼有辦法馬上做決定？而且回來後每個人也都還有兩天的休假可以考慮要不要參與罷工。怎麼能不讓大家先進公司換衣服、拿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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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才解釋自己只是代為傳達公司的意思，沒有要大家當場決定。後來那一路她們壓根沒在機場遇見半個工會的人，這才搭上了公司的車子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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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人有去機場倒是僅有一次。罷工剛開始的時候，機場的地勤人員因為航班大亂承受著旅客的壓力。有罷工空服員心生不捨發起去機場代替地勤與旅客道歉的活動，工會幹部要大家守在罷工棚就好，她們去。她們揹著請不要責怪地勤的牌子到機場，接著被批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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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黑的與白的似乎已經沒個準則，在這整個罷工的故事裡，我時常看見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或許是我的眼睛和人長得不一樣吧，我陷入了一種哲學式的，你看見的黑不是我看見的黑，你眼裡的白不是我眼裡的白的考驗。我看見許多人連想都沒想便全盤接受了眼前的一切，指鹿為馬，我突然發覺這樣的生活好輕鬆，比罷工輕鬆許多，那麼我坐在這裡幹嘛？我又陷入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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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走去客運站的路上，站在馬路的一側等紅燈時，遠遠看見另一頭站著一位公司的學姐。即便是罷工期間，學姐依舊謹守公司規範的儀禮，梳著漂亮而一絲不苟的法式包頭，身穿及膝而式樣優雅的A字長裙，及不露趾的低跟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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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著棒球帽，視線被遮蔽，只要頭不轉向她的方向，可以完全假裝沒看見，何況這是公司外、是罷工期間。而且，我是有點怕學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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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結束後，我還是舉起了右手，向著學姐揮了揮。學姐笑容燦然與我回打了招呼，我突然胸中那口氣鬆動了些，明白了自己的倔強從何而來。學姐是出了名地對工作要求的學姐，若以姐姐的話說，就是那種會讓老闆想要留下來的而陷入放利兩難的好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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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公義的本質是資源的分配，那麼一個人情操的高低、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乃至於企業明明是為了營利而生，人卻會在意資本獲得的手段、在意企業有無盡到社會責任回饋世間，是因為我們對於至善還有期待。所以我們不會暴虐地修一條法要比爾蓋茲必須將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拿出來發給窮人，卻會期望他是情願拿出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去做對的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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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摸學姐行來的路徑，她應該是住在公司附近步行而來。住公司附近、對工作有十分地要求，我們自然會將她連結到是「公司派」。畢竟此人的大半青春、花漾年華、生活樣貌、談吐思想，該已經和這間公司連成像呼吸與空氣的共生關係，她該是最愛也最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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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她的前半生，年輕可愛的時候，有人豔羨似地輕輕簇擁著她，道：「妳該去考空姐。」在對世界的渠道相對封閉的早些年代，她也曾懷疑是否這樣的自己就能站上國際的舞台。然而嘴上硬著說只是試一試、最終面試階段卻緊張到手心不止地冒汗，她才發覺自己很在意。熬過了訓練的嚴謹、熬過了職場的高壓、熬過了身體一再地生病、甚至熬過了公司生意不好隨時可能被不當裁員的恐懼，她用驚人的韌性撐住了自己、也撐住了經驗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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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新來的學妹稱她作「鬼」，她有些無奈笑笑，不知該怨還是該氣，心說妳們不知道我對妳們有多網開一面。然後她不禁想自己為什麼撐到了現在，還買了房子背了貸款，肩上多駝了一座雷峰塔似的令自己再難離開。而後她才領悟原來自己為人有些老派，她不想做太跳躍、創意的、沒有規範的事，這不是古板，而是匠人一樣，在日復一日近似於無的微小修正上釀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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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虔誠地割下一塊心頭肉獻祭予一份職業，她想通了以後愈發敬重自己，然後像是鞠躬盡瘁最後一次做好四菜一湯就欲離婚的家庭主婦，悉心妝點自己，昂首罷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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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收到一位相熟的機長私訊，說這罷工期間上班，空服員配置無法按照正常，大多都是較資淺的學妹，他從駕駛艙打電話到後頭，沒人聽得懂他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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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怎麼能做好前後艙良好溝通？」他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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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氣沒人給你打咖啡吧。」我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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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這樣的玩笑話，我突地就明白他隱隱然的憂心不假，還有他暗藏在話語中的鼓勵：妳們不是免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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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世間人對我們存有這樣的誤解，摸摸鼻子也就算了；但若說是家的一個地方還存有這種心思，有家也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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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說管理組：開放工會幹部參與人評會等懲處機制，並有發言權及表決權；開放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就是之前被幹到爆的勞工董事）；給予工會理監事、會員代表會務公假；變更空服員現有勞動條件與工作規則應先與本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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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會發現，其實訴求中最多的是關於我的公司的管理方法的改變。除了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這項爭議太大，且要尊重我的公司身為一完全的民營企業，關起門來的確可以「朕不給的，你不能要」。其他的，都是期待工會得以壯大制衡我的公司對空服員的一種有些羞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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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是工會的陰謀，是想煽動空服員而後爭權奪利的手段，我自己聽了都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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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幾日看著都是自己空服員的工會幹部們，有的要帶活動鞏固靜坐空服員焦躁的心、有的整理物資跑腿訂便當、有的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站上高台要站到公司願意出來協商（不過被我們自己空服員們勸退了，太危險，不要這麼賣命）、有的製作懶人包開記者會發新聞稿⋯⋯。許多人譏笑我們毫無謀略可言、反應太慢、看不懂在幹嘛，我才明白這樣的諷刺反而是一種激賞，面對龐大的資方，我們手無寸鐵，只能盡量有樣學樣、有什麼做什麼，杜甫石壕吏中的老嫗般，請從吏夜歸，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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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這是一場陰謀，我只能說這個陰謀太累太深太龐大，不如回去洗洗睡了隔天向公司報到復飛來得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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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突然發覺那些對我們憤怒的地勤、內勤人員、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工會的、罷工行動真的開始了回去上班的，其實是看得最清明的人。他們實在明白這個世間運作的現實，知道不要雞蛋碰石頭，知道要偎在高牆下才能獲得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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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服員是只有女生的部門的緣故，所以在這間父權的公司裡備受歧視。當人嘲笑說我們怎麼可以拿血尿蕁麻疹內分泌失調尿道炎中耳炎爆痘爛臉失眠肌腱炎⋯⋯當作抗爭的理由的時候，我想問，若是身體都出狀況了還不能要求改變，那麼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要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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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是個身體還算承受得住這份工作的人，除了剛進公司第二年，曾有一度內分泌失調，耳下至下顎處密密麻麻長滿了不是痘子但紅紅一點一點的東西；還有因為時常感冒上班，每次都會引發中耳炎，即便感冒好了，半個月一邊的耳朵都會像浸泡在水裡一般聽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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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問，生病為什麼不好好休息，硬要上班身體搞壞要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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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請假很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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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感冒都要到公司核可的大型醫院去拿「診斷證明」，想多休兩天還要拜託醫生寫「宜休養幾日」，連生理假都要到醫院拿證明，被公司刁難一次、再被醫生嘲諷開這種證明前所未聞一次（不過這不怪醫生，因為這種證明大概放眼全台只有我的公司需要而已），有時即便身體不堪負荷，也會想說算了乾脆去上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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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設計明顯就是在最大化壓榨空服員的單位產值，我必須承認，管理階層真是聰明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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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出車禍，所幸只是皮肉傷，沒有傷及筋骨，但兩腳膝蓋大面積擦傷，需要每天換藥包紮，傷口結痂走路會痛，當然也不能穿絲襪。我問醫生我多久能好，醫生說每個人復原時間不一定，我說我必須開證明需要休息多久，不然公司不會讓我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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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可以斷言妳多久能好，我就是神醫了，我不能開這種證明。」醫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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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給我一個至少的時間，如果還沒好，我再來醫院開，拜託。」我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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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兩腳膝蓋都包得像要去打排球穿護膝一樣，就算醫生不給開證明，相信有眼睛的人都會要我休息先別上班了。不過我的公司奇妙之處就在於，即便是外觀上明顯的傷病，只要沒有按照請假規定，還是麻煩去服勤。有同事去拔智齒不慎臉腫了兩倍大，不好意思要請假就是要證明；有同事眼睛發炎化不了眼妝 ，那妳可以擦口紅；有同事失聲開不了口，那妳不要講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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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後來開給我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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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後，我可以緩緩走路，但傷口還沒痊癒，還包著紗布，公司評估了一下，說妳還不能上機就來公司打雜。我被分配到了替空服員辦證件的部門，護照、台胞證、美國簽證。裡頭的課員們都對我很好，知道我不是專業的只會讓我做些簡單的文書處理、抄寫影印，令我從一開始的有些怨恨（為什麼不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到後來也因為這些溫暖的內勤同事，最終傷癒要回去空中時還有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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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學姐，工作以來一天假都不請，連母親病危都極力調班換班並懇求公司核放特休整整全勤了九年（她說謝謝很多同事願意幫忙）。後來母親過世，她卻累壞了身體而不自知。一日，穿戴好制服裝備，突然一陣尿意，進簡報室前先去了趟廁所，低頭一看，卻在胯間望見一片血紅，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血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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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的身體警訊，令她終於肯面對健康的臨界點，不再勉強自己。但已經將近報到時間了，公司規定的請假時間是報到前三個小時，她向公司請示自己的狀況，事出突然，能不能臨時請病假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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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是說，用一貫的制式的口吻，請病假可以，但不在規定的時間內，後續會有懲處，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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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捨不得自己的全勤紀錄、也不願就這樣被記了一個警告還是申誡的明明自己沒有犯錯，回家後，她想起了現在尚在母親百日，而自己還有一天喪假可以用，便致電公司：「那我改請喪假可不可以？我不是請假慣犯，這次真的是突發狀況，請看看我的請假紀錄。」學姐哀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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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血尿怎麼可以請喪假？」接電話的那頭說，還是一貫的制式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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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被公司約談，要她寫報告，請她「成熟理性」地面對。並告訴她，念在她九年全勤的紀錄，公司能將那天病假視為一般病假，免除請假不合規定的懲處，不過還是不能改為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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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有些羞憤的約談結束後，她搭電梯，下樓。等電梯時，一位聽見她與主管對話的內勤同事過來，悄悄在她耳邊說：「學姐，講白一點，喪假已經是大老二了，他們怎麽還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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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請假方式施行良久，才終於在近幾年改為較為人性的方式，只要一般診所的收據即可請假（感謝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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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第一天，看著許多內勤同事衝出來對著我們賤人、婊子地叫罵，我覺得難過，也十分不解（不過幸好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內勤同事），甚至有人成立了網路社團，裡頭充滿各種針對空服員酸澀不堪的言語。令我發覺平行時空的問題不只存在台灣社會，也存在於我的公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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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身為專業經理人的朋友提醒我，製造對立也是一種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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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間的猜疑與嫉恨，能夠形成一種強大的互相監督的網路，管理者不需另外成立監控部門，就能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收割對立之後互揭瘡疤的果實。管理者也能收束權力，形成至高無上的權威。好處絕不全體適用，因為賜給誰什麼都是恩典，因為總要令人有點眼紅；責罰就要連坐，令系統中的人人心惶惶，永遠懸在一種驚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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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輕蔑地回朋友說你小說看太多，可有時發現的一點小線索又會令我不禁往這個方向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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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述社團看見一則地勤同仁的留言，大意是在說公司已經對空服員很好了，什麼都給我們，我們憑什麼罷工。地勤同仁舉例空服員的鞋子襪子都由公司提供、下班有專派的公司交通車可以坐，而他們即便和我們穿著同樣的制服，鞋襪卻沒有補助，從機場下班時還要碰碰運氣搭空服員的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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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留言我相當詫異，想起自己從前還覺得公司對待地勤更優渥，戴眼鏡、戴牙套都不用像空服員一樣需經過申請審查，而明明我們是穿著同一套制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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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社團裡還有許多公司同仁放上自己參加各種公司餐會、慶祝會、運動會的照片。我看著螢幕裡的喧騰熱鬧，總有一種冷宮妃子聽見宮裡慶典的絲竹鑼鼓之聲，自己卻清冷寂寞不在行列的幽微心酸。一般空服員若是被邀請去參加公司的這種聚會，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去端盤子當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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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自己工作近九年，的確沒有參加過我的公司的什麼活動。還記得剛上線的時候，知道公司有運動會，還興奮地有些期待空服部門會不會派人去參加呢，我喜歡運動，也喜歡在遊戲中有點競爭的感覺。然而空服員僅是一人發放一件大會T恤，就算是在這個活動中盡了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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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公司飛向世界，回來後，進公司換便服、放行李，就算是銀貨兩訖。接到公司電話不是抓飛，就是有客訴請儘速回覆。不飛的日子進入公司，不是約談，就是訓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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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的公司終於有首批空服員做滿二十五年退休，這在空服員間是不得了的大事。然而在偌大的整個企業，也是人微言輕如一縷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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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許多人如此愛戀我的公司的言論，我很嫉妒，因為他們定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備受了公司的珍惜才能那樣振振有詞。然而他們又覺得公司早已把什麼都給我們了、然而一個內勤實習生可以大言不慚要我們回家做媽媽的寶貝（同事表示：我不單是我媽的寶貝，還是我阿嬤的金孫）⋯⋯，我太混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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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陰鷙令我只能牽緊身邊的同事，只有她們眼裡還留有一片澄澈，無關黑白，就是單純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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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的公司一位高層在媒體面前哭訴，沒有工作不辛苦，這些空服員好歹都是大學生了，怎麼還不懂呢。我們這些大學生，再怎麼愚蠢，也弄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罷工行動，充分顯示我們的自我進步能力非常強啊，這樣的員工才能令公司Proud到全世界不是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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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高層真正知道我們的工作辛苦，為何沒從想過要如何改善勞動條件，而是在外狂打我們是幸福企業這樣背道而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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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一點如另一位高層直接承認就是威權及專制不也很好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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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又說，感謝所有願意和他站在一起的地勤、內勤人員。看到此，我希望高層是真正地珍惜這些願意為你加班的員工。至少，鞋子、襪子、交通車，不要虧待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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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日在罷工棚，有相熟的學妹心中很有疑慮來找我聊聊。她說，她怕再不回去，會被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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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呼吸一口氣，想了想我的公司對待空服員一慣的作風、想了想罷工至今公司的態度，我真的沒辦法有自信地告訴她，不會的，在法律的保障下，如果是公司要懲罰我們甚至開除我們，他們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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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語帶保留地說：「如果妳回去了，留在這個棚子裡的人越少，那麼最後公司要想辦法處理我們的時候，他們所能用的手段就越狠，因為罷工的人數越少，他們越好開刀。如果棚子裡的人夠多，公司要動手段就越難，人數越多，本來就越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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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罷工都開始了，我們都還恐懼地感到打壓渺小。我們要促成這場罷工有多麼地困難，尤其在台灣這個工會組成率不到10%的國度、在我的公司這樣業界出名高壓管理的地方。我失眠了好幾個夜晚，就算不是輪夜班要睡在罷工棚的日子，躺著床吹著冷氣都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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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罷工後的協商當中，我的公司連最基本的「不秋後算帳決議」，至少恢復員工福利票的權益都不是很願意。要知道，這張員工福利票在航空公司的員工之間暱稱為「乞丐票」，因為機上有空位才能搭，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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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空位沒賣出去，以便宜價格賣給員工這樣的事都猶豫再三，我的公司在罷工開始後放出的各式狀似溫馨的「回家吧」宣言，不禁令人腦內顛覆。或許「回家吧」只是做給媒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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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在罷工棚中，看著許多學姐妹自發性地擔負起很多事，收三寶、收垃圾⋯⋯，甚至是辦理領回三寶的程序，大家時常習慣性地使用原先在機上會用的語言，交接組、cross check、safety check、go that way go that door⋯⋯，好像我們都還在機上工作一樣，令人感到可愛之餘，也總默默令我鼻酸，大家天真地還奉這份工作為圭臬，不願忘了所有曾經烙印在身上的一切訓練，期望就算外人無解，這樣激烈的舉動也能喚起我的公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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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向來只把工作當工作，是糊口的工具，說是我的天職什麼的太唬爛。可是罷工開始以來，我卻反常地想回去、想再和這些學姐妹們一起做我們慣常做的那些呼吸成自然，但還是會令人煩躁的事（我們工作真的很累啊）。 我感覺我身邊的這些人的心意好珍貴，在獲得我的公司真正的回應重視之後，我們才能不把自己當奴才，不是因為害怕而磨損自己的身心，是因為被珍視而願意貢獻自己的一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完整而成熟的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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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因為放了我的公司與世界上最豪奢航空公司的薪資比較而被許多人提醒，應該注意兩地工作條件及物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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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補充中東航空公司的飛行狀況：中東由於地理環境炎熱，為了避暑，許多飛機的起降時間都在早上八到十點或是凌晨一到三點的極早或極晚、一杯珍奶加一份炒飯或煎餅就要台幣八百、月飛時往往破百甚至到一百六十小時、和我們一樣快閃美澳24小時，及一人拉一台如果放滿可以重達百斤的餐車⋯⋯，寫到這裡我愈發慶幸自己身在一個可以合法罷工的地方，因為在中東組工會是犯法的行為，可以被抓去牢裡關（謝謝中東航空姐的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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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的誤會是，我們從沒要和世界上最豪奢航公司一樣的薪水（當然如果有也很好啊），放出比較圖是希望這樣的落差可以提點眾人，為什麼我們上不去？為什麼台灣的勞資環境一直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合法組工會卻組成率這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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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訴求中雖然喊出了日支費一百五的價碼，卻從來沒有要好要滿（讓我破個三位數一百零五也是可以嘛），在我的公司高層後來向工會提出的新六大方案中，關於薪資的部分大打折扣，工會會員們含著眼淚也是同意，只能說，沒見過罷這麼久還這麼溫柔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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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章附圖為我的公司學妹與一位年資相當友航同仁的薪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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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當月飛時為90.43小時，友航同仁為88.58小時。兩人年資都是五年，但我的公司學妹已經是商務艙空服員的職位，而友航同仁因為友航人力結構較穩定，所以還是一般空服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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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的月薪為77,513；友航同仁為94,817。我用計算機算了一下若我們的日支費提升到每小時一百五十元，的確是接近到友航的程度了。而我的公司提出的新六大方案，與薪資有關的只有每趟短班含過夜班加飛安獎金三百元；長班每趟加飛安獎金五百元。而我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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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貪婪的公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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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必須先有承受如此心理壓力的勇氣，才有資格說我們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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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結束了，我心目中最高貴的公主們，明天我們機上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