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定台海未來戰爭型態者，勝！

(摘自內文)
國防部針對中共解放軍攻台的戰術、戰法，特別將陸軍所轄精銳部隊朝向聯合兵種及獨立作戰的方向發展，為此建立可快速執行任務，並具備了全方位打擊能力之聯合兵種營，日前並由陸軍裝甲586旅在屏東三軍聯訓基地大秀編成後的戰力。
受邀評估我聯兵營戰力的美國陸軍安全合作旅（SFAB）的人士卻直接在初步報告中，直言國軍的聯兵營並未 #因應未來戰爭型態 作調整，將直接影響聯兵營在未來戰爭中的影響。

(解讀新聞)
國家安全，必須從嚴從難去設想。

中華民國陸軍聯兵營的編成，將原屬旅級戰車營與步兵營的協同作戰，調整成聯兵營内的戰車連與步兵連的協同作戰，聯兵營並具備原屬於旅級才可獲得海、空軍、及陸航攻擊直升機的支援火力，聯兵營並增設火力支援連，內含迫擊砲排、反裝甲飛彈排、刺針飛彈排與狙擊組。

近日陸軍最精銳的裝甲586旅「聯兵營」於屏東三軍聯訓基地實施戰力展示操演，美方在場評估陪訓後認為，國軍新編制的聯兵營，仍維持過去傳統戰爭的戰術戰法，將無法 #因應未來戰爭型態 的改變。

坦誠地去回顧精實、精萃等多次的大裁軍，國軍是以 #因應未來戰爭型態，以威脅為基準，以戰力為導向，來調整國軍的編裝，還是上級先交代一個目標數字，做出來的結果？新編裝有沒有經過「以威脅為基準」的試驗，做檢討，再調整？

18萬兵力是目前保衛台澎金馬的總兵力。面對未來戰爭型態，光保衛台北盆地的陸海空軍，18萬兵力足夠嗎？四個月軍事訓練的後備召集部隊能發揮戰力嗎？

正本清源，常備義務役及後備戰力的改革是核心，但是碰到了政治，遇到了選舉，就都不是問題了。

前幾天參加扶輪社的線上例會，聊到兩岸戰爭，多位朋友認為未來戰爭是AI戰爭，人不用上戰場，台灣子弟不用怕。我也很希望不要發生戰爭，但是台灣政府有實力或能力 #因應未來戰爭型態，開始整備AI無人戰爭嗎？

(延伸閱讀)
陸軍聯兵營演習！精銳部隊編成　美國安合旅觀摩後評價曝光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210628/5Q2BIBSW2BE63A66NU4XPHBNNM/

#雄三飛彈總工程師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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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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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參謀總長沈一鳴等將領殉職立刻為世界各大媒體報導，除了中國媒體幸災樂禍、側翼見縫插針與柯文哲例行性的無知刻薄之外，臉書洗版的幅度也相當驚人，對於去國已久的我來說，這恐怕預示著凍土之下新芽的初生。

注意到優秀將領沈一鳴出自一個相當幼稚的原因：在我成長的年代，由於缺乏網路，日常生活中幾乎從未遇見同為沈姓的朋友，唯有古龍的《大俠沈勝衣》差可告慰。

那像今日網路發達，網路上時不時總能見到沈伯洋、沈旭暉、沈榮津與沈一鳴等同宗人士。

過去的年代中，不僅台灣軍人的社會地位不高，連中科院等軍方研究機構，也往往被認為比其他的研究機構更遜一籌。當時台灣人對軍人的態度恐怕會令很多國家的人大吃一驚，美國不僅不時在大眾媒體強調軍人地位的崇高，一般美國人對於五角大廈的第一印象，也多是高科技等正面態度，更在通俗作品中，與外星人、外星科技與超級英雄連結在一起，美國軍方的公關活動，如芝加哥例行的水上與空中秀所展示的新型戰機與戰艦，也大抵是循著這個大眾印象鋪陳。

台灣過去軍人地位低下，加上人民義務役從軍時無盡打掃活動與充斥表面工作的高裝檢，使得「好男不當兵」不僅只是一句俗諺，更造成了軍方人力素質的低下，人民對軍隊素質失信心，如此惡性循環、週而復始。

但是去國多年，我驚喜的發現，過去那個陳舊的、古板的、落伍的軍方形象，正逐步脫落，吳怡農自耶魯大學畢業、放棄香港投行高薪與美國籍，毅然回到台灣從軍，並且投入國家安全、軍事等相關領域，獲得極為正面的評價；沈一鳴驟然過世固然是台灣軍方極大的犧牲與哀痛，但是網路上各種正面的評價與致敬，凡此總總，都令我感到台灣人民對軍方的印象，正經歷極為重大與關鍵的轉變，有望因此改變軍方人力素質與人民對軍事支持的決心，這無疑也是台灣安全最重要的屏障。

更重要的是，從川普改變美中關係的根本結構之後，美國通過一系列友台法案與台灣近日通過的《反滲透法》、國艦國造、F16維修基地等消息看來，台灣軍方與民間的關係，也許有機會經歷美國等西方國家二次大戰後的轉變趨勢。

以我比較熟悉的半導體相關產業為例，即使不注意產業新聞的人也聽過良率對於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但是從貝爾實驗室蕭克利發明半導體之後，半導體是如何走出實驗室形成一個產業的呢？

故事要從二戰時英國圖靈為了破解德軍密碼開始說起，戰後西方國家的軍事體制與國家角色經歷根本的變革，與此同時，不僅是核彈技術的發展與彈道飛彈的興起，都大幅增加了計算的需求，因此美國軍方開始大力支持電腦產業的發展。

但是沒有半導體晶片技術的進步，也就不會有電腦產業的高速發展，因此美國軍方開始大量支持半導體產業。今日台灣人都十分熟悉台積電為了達成規模經濟所需要龐大的資本支出，以及良率的提升才能達成商業化的要求。但事實上，當時這些條件在美國都不存在，即使是仙童半導體的八叛將紛紛開花結果，但是平均而言，這些半導體廠商的生產規模都很小，而且因為規模小，如亞當・斯密所言，也就限制了產業分工的程度，台積電的代工模式也絕無生存之可能。

這時真正促成美國半導體產業成型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軍方。美國軍方不僅利用最高時達到美國全國三分之一的研發預算支持高科技的發展，更提供了少量多樣的市場，促使半導體產業得以生存，才有今日的英特爾、三星、台積電或是高通。

比方說NASA和USAF於1962年分別支持Apollo計畫和Minuteman Inter-Continental彈道導彈的積體電路， Apollo計畫訂購了200,000個IC，其中的良率僅有25%，本來在商業市場上絕無存活的可能，而且其中有十年的時間，開發成本由美國軍方支付，拜美國軍方之賜，使得美國半導體產業度過最為艱困的產業形成初期的障礙。

事實上美國軍方的角色後來依舊重要，1980年代國防部發起了超高速IC的計畫（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VHSIC)。1982年美國軍方資助了70% 超級電腦的研發，並且在1985年，購買了一半的Cray電腦，其實八〇年代美國軍方總計支付了25%的電腦與電子研發費用。凡此種種，經常是幼稚右派迷信市場而忽略的道理。

希望從沈一鳴到吳怡農、從美國國會到台灣立院、從美國五角大廈到台灣軍方，這不僅象徵著一個新的台灣軍方形象的興起，也代表著台灣軍方與民間合作方式的勃興，或可告慰一生戎馬的沈一鳴將軍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