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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哀悼常理到自我神化（文：蘇二）

一九九八年，美國專欄作家 Lori Borgman 於 The Indianapolis Star 刊登了一篇名為「常理之死」（Death of Common Sense)的訃文，以黑色幽默針砭時弊，發人深省，作者對扭曲、不智的社會作出控訴，並暗指殺死常理先生的元兇之一是「官僚主義」。今天的香港，「常理快死」的情況漸現，不分是非黑白，倒果為因，令人費解，官僚主義引發的盲信症、自私症、失責症頻頻發生，或許，一封「常理已死」的悼詞已無法喚醒病入膏肓的社會。

常理先生原是我們多年來如影隨形的摯友，我們不確定他的年壽，因為其出生證明早於官僚的繁文縟節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將永遠為世人所懷念，因為他的高風亮節——

抱知所進退之明；
持天道酬勤之理；
諳不盡如意之世；
具錯或在己之覺。

可惜，每當「矯枉過正」、「專橫無理」、「是非顛倒」的出現，他的健康即急轉直下；當人人變得自私，法治受到漠視，領導者以帝皇式管治現代社會，常理先生感到生無可戀。

在常理先生去世前，他的家人包括雙親（真理和信任）、妻子（善斷）、女兒（承責）以及兒子（明理）早已撒手塵寰。他的五名姓「我」的同母異父兄弟尚在人間，分別叫做「我就是權利」、「我馬上就要」、「我從沒有錯」、「我是受害者」、「我不勞而獲」 。令人惋惜的是，常理先生的喪禮上，悼念者並不多，因為迄今只有少數人知道他的離世。如果你仍記得他，請轉告其他人；如否，請隨波逐流，繼續若無其事。

常理之死並非最悲哀，最可悲的是他死得無聲無息，沒有多少人察覺。有官員膽大，借來「人到無求品自高」搬弄一下，以解今天為何自大，引起一連串「造句運動」—— 「官到無理品自大」，領導者如失去常理，與人民距離越來越遠，就會容易陷入自我神化的胡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表面提倡「平均平等」觀念，但其實擁抱「皇權思想」，他自稱是上帝次子，即耶穌胞弟，但其大愛，卻表現於「役使侍役」、「廣置姬妾」之中；基層士兵被迫禁慾，權力核心卻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一切為顯尊榮的表現，都是自我神化的結果，太平天國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胡亂詮釋宗教要義，如此荒謬的「政權」，竟能維持了十三年，全因那是發生於一個沒有常理的社會。

在文明社會中，執政者的權力要有所規範和約束，因為「路西法效應」告訴我們，握有權力的人，當情境力量大於個人意志，便會失去獨立批判，屁股指揮腦袋，以控制他人為樂，這亦是領導者「自我神化」的心路轉變。綜觀我們的香港，是否也出現了一位「從沒有錯」的領導？是否出現了一位「自我神化」的首長？誰不言聽計從，怒炒他﹗誰家大學逆我意，批鬥她﹗誰不支持我，打壓他﹗

「中港足球大戰」所有官員均不能出席，原因不明，據聞全是一男子下的聖旨；如果香港有種種「神化」跡象，我們必須要喚醒常理先生，要忍多兩年，還是禍港十年，取決於民智；除非，我們願意就這樣讓常理先生死得不明不白，一去不返。

（見 CUP Magazine 166 期專題「去神化」）

香港和台灣以中文為主要語言，學生中文水平持續處於低位，因此經常成為大眾談資。有些人甚至將現時小朋友不通順的中文，跟中文系教授或考試當局過分著重造句遣詞拉上關係，再把整個社會文藝不彰得落後外國幾十倍的禍根，紮在課程設計的頭上，認為學校忽略訓練學生以文傳意的能力，執著於錯別字和修辭技巧，就是元兇。

但事實上，在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並沒有發覺中文老師有多看重所謂文采。更重要的是，在文采以外，文章結構和立意選材，中文老師也不太介意。因為作文題目多數跟生活無關，真的是老作居多。對待害怕中文的，他們怕你眼高手低，寫到天花亂墜，就會給幾條套路你抄考抄考。而對待得心應手的，他們就索性叫你寫得平庸一點，不要太出格，穩穩陣陣為上，反正大家為的只是成績好，非常現實。

一般學生，你要他們寫八百字，他們已經叫苦連天，一邊寫一邊數字數，由小息前磨到三點三，再磨到太陽落山至倖倖然到簿架繳械投降。其中數字數這行為，已經反映得出他們不只是沒有依著一個綱領去寫，更是沒有預先建立一個框架的能力。你苦口婆心，引導他們，試試先寫個大綱再下筆，那個大綱也往往是有等於無一樣的空殼，寫了出來，還是一篇錯漏百出思路紊亂的八百零一字。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既然如此，自然就更不可能強求他們可以借一件小事寫出見天地，見眾生的大道理，達到符合評卷指引中上品級別的抽象要求。講到底，學校老師，面對一年也讀不了幾本好書的癌症末期學生，也是不易做的。

學校老師在提昇學生中文水平方面，基本上沒有責任，因為他們的職責，只在盡力幫學生應試，搞掂閱讀､寫作､綜合聆聽和說話幾份試卷，捧學生入大學。何況，一般學生中文的好壞以至人格的好壞，根本就不在學校老師能力範圍，愛莫能助。因此，他們只能夠像錄音機一樣重複著，總之你想有所為，先按捺自己，好好讀書，好好溫習，將來就會有機會發揮的聲帶。名校的老師，知道怎樣才可以培訓得出優秀的學生而會使用較為靈活自由的教育方式，但其他學校的老師，大多沒有啟發學生的理想，沒有《暴雨驕陽》那老師的膽量，也沒有逐個學生循循善誘的閒暇，自然就按本子辦事算數。所以他們寧願繼續幫這個社會管理好啤模生產線運作，也不要去冒險擔當「毀人前途」的罪名。令人心灰意冷的學生，和感到心灰意冷的老師，就此構成一個惡性循環。

考試技巧有得操練，議論說明有法可循，語文和思考則是沒有速成的。上乘的文章，文道要並重，但當香港學生的目標，不是要做新世紀的韓愈和莎士比亞，他們受的教育，也沒有鼓勵他們表達自己，往他們身上強加好中文的期許，就難免變得吹毛求疵，強人所難。他們求的，只是社會要他們做的，那就是讀書考試升學一條龍。中文好不好，無關痛癢，反正考個Level 3就足以過骨，考個Level 5**也不需要所謂好中文和懂得思考。此之所以摘星的學生大有人在，而寫得出一手好中文或明辨是非的學生仍是寥寥可數，香港後生平均而言，仍是相當不得體。

古時考科舉的人，今日大家仍然喊得出文字的詩人文人，甚麼李白杜甫孟浩然，他們都是像程蝶衣那戲班師傅所言，靠自己成全自己，沒有補習阿sir的。私墊老秀才，也只是帶領他們唸經，順道解解經。舊時的學子，有心讀書也好，被迫就學也好，都要背誦，都要猛讀猛讀，結果滿腦就塞滿了字，塞著塞著，字就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這些字，平時是沒有用的，不考科舉是沒有用的，但到他們走過青山綠水，心情大靚，有感而發之時，他們就因為久經浸淫而能隨便從字堆裡挑廿個字出來，一邊喘氣，一邊跟身邊同伴噏句現在的人聽都聽不明白的閒話——「前面山勢簡直係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跟貼啲喇喂！」傳世一闕詩，前人十年功，一大班中產家長很想要吧的好中文，大都是填鴨式刻苦煉成的。

中文和生活，本來息息相關。但在不提倡背誦的風潮之下，大家都不追求有內涵的溝通，不講究以精準而生動的語言去表達自己，只視中文為工具和半塊敲門磚，自然就缺乏動力，改進自己的中文。結果，由於語言能力往往會影響學習､吸收和表達能力，港台學校提倡的所謂批判性思考又遠不及部分歐洲強國的哲學科，學生就自然語文不行，論述又不行，做人也不行。詞窮失語，正是香港最高學府的大部分天子門生也罹患的大病，因為他們躋身大學新生之列，只需要狂操past paper，背誦標準答案，而不需要寫得一手好中文，或是能言善辯，自有一套想法。

凡是出眾的人，其實靠的也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學校教育。強者只需要時勢，不需要以教育之名禁錮學生的限制。 學校畢竟只是一個確保平凡人不要差得太誇張的地方。英國的邱吉爾出名長於演說，講辭時時穿插名言，那不會是看intensive精補班「碌屎」去湊成的金句。他的拉丁文成績強差人意而英文成績優異，更曾經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優異。邱吉爾要不是出身於風雲時時變的二十世紀初，投軍再涉政，家世又顯赫，而是身處二零一四年的香港，循單一路徑進入官津學校，踵常途之促促的話，他也隨時是一件被編往非精英班的垃圾，被好多人嘲笑他拉丁文不好的廢青。

今日香港社會的成年人，欣不欣賞寫得出《上林賦》的後生，願不願意為後起之秀的擅長演說而付他們高於最低工資三十蚊的人工，大家心裡有數。表面先進而內裡腐朽的社會，不需要大量寫得一手好中文的畢業生，也不期望教育當局設計一個培訓得出良才的教育制度。坐擁權位的，不為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提供一個可以競爭的環境，堵塞所有後進向上流動之路，要畢業生都成為企業的齒輪，生活的奴隸，都是刻意而為的，而所謂教育就正在配合這個模式，指導大家走向一個方向。教育將人們削得高矮一致，塑造得隨波逐流，規行矩步，就是為了使一模一樣的產品，可以順暢地與食人的社會接軌。而為免削不平的那批終有一日走去打破建制，社會會將之吸納，使其成為建制一部分，然後合力打壓那些不甘平凡的異類。這個香港不想求變，也不想有人生變，異類，自然非死不可。

香港的聰明學生，都是在劣質的普及教育剃刀邊緣倖存的少數，努力保住自我捱到出頭的生還者。所以他們不論是中文好､數學好抑或發明了新化學元素，總之有了成就，香港社會和他們的學校，其實也沒有甚麼資格去叨光。有些人說，文憑試題目出得那麼艱難，是一種政治陰謀。但與其說整個佈局是政治陰謀，倒不如形容為一種大家都明知而視而不見的才能謀殺，殺雞取卵。這種說法，怎麼看，也貼切得多。

香港和台灣以中文為主要語言，學生中文水平持續處於低位，因此經常成為大眾談資。有些人甚至將現時小朋友不通順的中文，跟中文系教授或考試當局過分著重造句遣詞拉上關係，再把整個社會文藝不彰得落後外國幾十倍的禍根，紮在課程設計的頭上，認為學校忽略訓練學生以文傳意的能力，執著於錯別字和修辭技巧，就是元兇。

但事實上，在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並沒有發覺中文老師有多看重所謂文采。更重要的是，在文采以外，文章結構和立意選材，中文老師也不太介意。因為作文題目多數跟生活無關，真的是老作居多。對待害怕中文的，他們怕你眼高手低，寫到天花亂墜，就會給幾條套路你抄考抄考。而對待得心應手的，他們就索性叫你寫得平庸一點，不要太出格，穩穩陣陣為上，反正大家為的只是成績好，非常現實。

一般學生，你要他們寫八百字，他們已經叫苦連天，一邊寫一邊數字數，由小息前磨到三點三，再磨到太陽落山至倖倖然到簿架繳械投降。其中數字數這行為，已經反映得出他們不只是沒有依著一個綱領去寫，更是沒有預先建立一個框架的能力。你苦口婆心，引導他們，試試先寫個大綱再下筆，那個大綱也往往是有等於無一樣的空殼，寫了出來，還是一篇錯漏百出思路紊亂的八百零一字。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既然如此，自然就更不可能強求他們可以借一件小事寫出見天地，見眾生的大道理，達到符合評卷指引中上品級別的抽象要求。講到底，學校老師，面對一年也讀不了幾本好書的癌症末期學生，也是不易做的。

學校老師在提昇學生中文水平方面，基本上沒有責任，因為他們的職責，只在盡力幫學生應試，搞掂閱讀､寫作､綜合聆聽和說話幾份試卷，捧學生入大學。何況，一般學生中文的好壞以至人格的好壞，根本就不在學校老師能力範圍，愛莫能助。因此，他們只能夠像錄音機一樣重複著，總之你想有所為，先按捺自己，好好讀書，好好溫習，將來就會有機會發揮的聲帶。名校的老師，知道怎樣才可以培訓得出優秀的學生而會使用較為靈活自由的教育方式，但其他學校的老師，大多沒有啟發學生的理想，沒有《暴雨驕陽》那老師的膽量，也沒有逐個學生循循善誘的閒暇，自然就按本子辦事算數。所以他們寧願繼續幫這個社會管理好啤模生產線運作，也不要去冒險擔當「毀人前途」的罪名。令人心灰意冷的學生，和感到心灰意冷的老師，就此構成一個惡性循環。

考試技巧有得操練，議論說明有法可循，語文和思考則是沒有速成的。上乘的文章，文道要並重，但當香港學生的目標，不是要做新世紀的韓愈和莎士比亞，他們受的教育，也沒有鼓勵他們表達自己，往他們身上強加好中文的期許，就難免變得吹毛求疵，強人所難。他們求的，只是社會要他們做的，那就是讀書考試升學一條龍。中文好不好，無關痛癢，反正考個Level 3就足以過骨，考個Level 5**也不需要所謂好中文和懂得思考。此之所以摘星的學生大有人在，而寫得出一手好中文或明辨是非的學生仍是寥寥可數，香港後生平均而言，仍是相當不得體。

古時考科舉的人，今日大家仍然喊得出文字的詩人文人，甚麼李白杜甫孟浩然，他們都是像程蝶衣那戲班師傅所言，靠自己成全自己，沒有補習阿sir的。私墊老秀才，也只是帶領他們唸經，順道解解經。舊時的學子，有心讀書也好，被迫就學也好，都要背誦，都要猛讀猛讀，結果滿腦就塞滿了字，塞著塞著，字就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這些字，平時是沒有用的，不考科舉是沒有用的，但到他們走過青山綠水，心情大靚，有感而發之時，他們就因為久經浸淫而能隨便從字堆裡挑廿個字出來，一邊喘氣，一邊跟身邊同伴噏句現在的人聽都聽不明白的閒話——「前面山勢簡直係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跟貼啲喇喂！」傳世一闕詩，前人十年功，一大班中產家長很想要吧的好中文，大都是填鴨式刻苦煉成的。

中文和生活，本來息息相關。但在不提倡背誦的風潮之下，大家都不追求有內涵的溝通，不講究以精準而生動的語言去表達自己，只視中文為工具和半塊敲門磚，自然就缺乏動力，改進自己的中文。結果，由於語言能力往往會影響學習､吸收和表達能力，港台學校提倡的所謂批判性思考又遠不及部分歐洲強國的哲學科，學生就自然語文不行，論述又不行，做人也不行。詞窮失語，正是香港最高學府的大部分天子門生也罹患的大病，因為他們躋身大學新生之列，只需要狂操past paper，背誦標準答案，而不需要寫得一手好中文，或是能言善辯，自有一套想法。

凡是出眾的人，其實靠的也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學校教育。強者只需要時勢，不需要以教育之名禁錮學生的限制。 學校畢竟只是一個確保平凡人不要差得太誇張的地方。英國的邱吉爾出名長於演說，講辭時時穿插名言，那不會是看intensive精補班「碌屎」去湊成的金句。他的拉丁文成績強差人意而英文成績優異，更曾經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優異。邱吉爾要不是出身於風雲時時變的二十世紀初，投軍再涉政，家世又顯赫，而是身處二零一四年的香港，循單一路徑進入官津學校，踵常途之促促的話，他也隨時是一件被編往非精英班的垃圾，被好多人嘲笑他拉丁文不好的廢青。

今日香港社會的成年人，欣不欣賞寫得出《上林賦》的後生，願不願意為後起之秀的擅長演說而付他們高於最低工資三十蚊的人工，大家心裡有數。表面先進而內裡腐朽的社會，不需要大量寫得一手好中文的畢業生，也不期望教育當局設計一個培訓得出良才的教育制度。坐擁權位的，不為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提供一個可以競爭的環境，堵塞所有後進向上流動之路，要畢業生都成為企業的齒輪，生活的奴隸，都是刻意而為的，而所謂教育就正在配合這個模式，指導大家走向一個方向。教育將人們削得高矮一致，塑造得隨波逐流，規行矩步，就是為了使一模一樣的產品，可以順暢地與食人的社會接軌。而為免削不平的那批終有一日走去打破建制，社會會將之吸納，使其成為建制一部分，然後合力打壓那些不甘平凡的異類。這個香港不想求變，也不想有人生變，異類，自然非死不可。

香港的聰明學生，都是在劣質的普及教育剃刀邊緣倖存的少數，努力保住自我捱到出頭的生還者。所以他們不論是中文好､數學好抑或是發明了新化學元素，總之有了成就，香港社會和他們的學校，其實也沒有甚麼資格去叨光。有些人說，文憑試題目出得那麼艱難，是一種政治陰謀。但與其說整個佈局是政治陰謀，倒不如形容為一種大家都明知而視而不見的才能謀殺，殺雞取卵。這種說法，怎麼看，也貼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