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王莽：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民選皇帝

歷史春秋網

作者：馬立誠

　　西元前1年（哀帝元壽二年），25歲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與母親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為最高權威，她立即恢復王莽的大司馬職務。
　　
　　王莽復職第一件事是罷免董賢，並選立中山孝王9歲的兒子即位，是為漢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親屬一律不許進入京城，以杜絕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兩氏外戚全部趕出京城。王莽復出執政，得到全社會歡呼，臣民們覺得漢朝振興有望了。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為安漢公，實際總理國政。
　　
　　西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發生旱災蝗災。王莽帶頭捐款一百萬錢，捐地三十頃，救助窮人。二百三十個貴族跟進，捐出大批糧食、土地，分給弱勢群體。民眾捕蝗蟲，按多少給錢。全國無災地區凡是財產不滿兩萬錢、受災地區財產不滿一萬錢的貧民，免交租稅。發生病害的地方，騰出大房子給病人醫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給葬錢五千，四人以上給三千，兩人以上給兩千。
　　
　　王莽廢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遷移窮人去住。沿途飲食以及到達之後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種子等，都由官府供給或借貸。
　　
　　王莽又下令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五個裏共200個廉租房社區，供貧民居住。權勢開始向民生傾斜。
　　
　　王莽努力解決教育難題，擴大太學招生，太學生數量破紀錄超過1萬人。他還下令各地興建學校，讓更多的孩子讀書增長知識。
　　
　　《漢書·王莽傳》說，王莽在京城為學者蓋了1萬間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對古典文獻有所專長的，都召到京師做研究，前後來了千把人，每天討論儒家學問。
　　
　　王莽還大抓意識形態建設，根據《周禮》精神，重訂車服制度，分等級確定國人的著裝、住房、器用、婚喪式樣，接着又下令對老人、兒童不加刑罰，婦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時之間，社會風氣大為好轉。逢到災害，王莽自動吃素，並赦免囚徒。
　　
　　這些改進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屬於胡適所說的「社會主義」。
　　
　　平帝12歲時討論結婚，成千上萬的士人百姓湧向政府大門，不肯離去，要求平帝必須娶王莽的女兒，以王莽之女為國母，別的女子完全喪失競爭力。王莽女兒當然被選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賜給王莽的兩萬五千六百頃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禮金兩億錢，王莽接受六千三百萬，其中四千三百萬周濟劉氏宗族中的沒落窮人，剩下的錢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眾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議把新野、召陵、新息、黃郵聚等四個地方的土地賜給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個地方），接着又提議加封王莽為宰衡（高於所有諸侯王公之上的職務官名，為西漢末年新創），後又奏請加封王莽九錫（自古以來視為最尊貴的九種物品，如最高級的車馬、衣服、弓矢、樂器、儀仗隊、武裝衛隊、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紅大門、能罩住台階的屋簷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錫意味着地位離皇帝不遠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傳出，朝廷收到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懇請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統計，當時全國人口五千萬左右，以明朝識字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計算（北京大學研究成果），漢朝識字者最多兩百萬左右。長安及周邊地區能上書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四十八萬多人，這裏幾乎所有能上書的人都參與了這個運動。
　　
　　如果當時進行民意測驗，王莽的支持率當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高層官員當中，支持加九錫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幾乎百分之百。
　　
　　西元5年（平帝元始五年），漢王朝為王莽加封九錫。一個推舉王莽代替劉氏當皇帝的運動開始興起。為什麼無能的劉氏後人永遠坐江山，而這樣的聖人卻不能當皇帝呢？當時絕大多數臣民一致認定，只有王莽才能讓奄奄一息的國家重新強壯起來。
　　
　　地球氣候也在幫助王莽。王莽執政之前的幾十年，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地震隕石，日食月食，災異頻頻發生。老天爺弄神弄鬼，忙得不可開交。
　　
　　時在遠古，每逢「詭異」，總不免有人添油加醋，口口相傳，鬧得氣氛十分緊張。可是王莽上台之後，災異大為減少，人們舒了一口氣。與此同時，「祥瑞」、「神跡」卻接二連三出現了。
　　
　　早在西元1年（元始元年），就有南越人進貢一隻白雉、兩隻白雉。儒生們一查《尚書》的記載，周朝時候，越裳氏曾向周成王進貢白雉。此時白雉重現，顯然是「周成白雉之瑞」。
　　
　　西元5年12月，14歲的漢平帝去世。同月，長安附近一個井裏發現一塊白石，上面刻有紅色文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詔讓王莽攝政，朝臣稱之為攝皇帝（攝即代理之意，攝皇帝為代理國政），又有人稱他為「假皇帝」。西元6年（王莽居攝元年）3月，王政君宣布，立漢宣帝玄孫、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
　　
　　王莽當了攝皇帝之後，一個最基層的官員——臨淄縣昌興亭的亭長向朝廷報告說，他夢見了「天公」。「天公」在夢中告訴這個亭長，「攝皇帝當為真」。為了表示靈驗，「天公」還說，早晨醒來，將會看見亭中有一口新井。亭長早晨起來跑到亭中一看，原來的平地上果然出現了一口新的深井。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絡繹不絕給京師送來載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銅符。這些資訊的內容，都是王莽應該即位稱帝。
　　
　　在諸多「神跡」面前，王莽卻是一個勁推辭。形勢演變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愈推辭，臣民就愈急；他愈展示出無私，臣民就愈狂熱。全國推舉他做皇帝的勢頭已經匯成洶湧大潮，「祥瑞」和「神跡」每天都大量出現。臣民們也每天都在引起議論和催促，不容王莽後退。歷史上甚至還出現了這樣的記載：王莽前往未央宮觀看各地送來的奇石時，突然天風大作，煙霧彌漫。霧散之後，石頭前面出現了帛圖：「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西元8年（王莽居攝三年）11月，一個叫哀章的人向朝廷進獻了分別放在兩個銅盒裏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內容是王莽該當皇帝。
　　
　　到了這個時候，王莽終於顧不得王政君的勸阻，在這個月即位當了真皇帝，改國號為「新」。王莽廢掉劉嬰的皇太子名號，封他為定安公，賜給他一塊方圓百里的地方，把漢朝的宗廟放在那裏。西漢214年歷史就此畫上句號。
　　
　　有研究者說，王莽其實是那個時代的民選皇帝，此話有理。王莽當皇帝之後，當時的學界領袖楊雄寫了一篇《劇秦美新》獻給王莽，說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祥瑞」不過是王莽自導自演的「勸進」醜劇罷了，益發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諸多東漢學者就說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陰謀。其實，就當時形勢來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動所為。這裏既有拍馬屁成分，又有進獻者獲益的盤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說，前者正是利用了彌漫全社會的真心期盼。這種期盼是哪裏來的呢？是長期以來王莽的所作所為激發的社會心理。
　　
　　在歷史上，一些宗教創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個偉岸的人格。信仰他們的人，為他們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們的弱點忽略了，遺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見大海汪洋的氣魄，就情不自禁讚美起來。在那個時刻，他們沒有想到海裏什麼骯髒的東西都有，這海水也不能飲用。在西漢末年那種頹廢沉悶馬上要完蛋的時候，看看大海還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調適。臣民們會被大海的宏闊壯觀所盪擊，從而產生出一種期盼。這種期盼如能實現，那些沉悶自然就會被蕩到烏有之鄉去了。
　　
　　這是王莽的作為和臣民期盼之間的互動。所以鄧廣銘說，王莽是順應歷史要求掌握政權並制定改革方案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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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