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知道為何蔡政府拒絕佛光山捐贈疫苗因爲他們不認為星雲大師是台灣人，a joke!

真愛台灣 哭一次吧！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李國深，民國十六年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12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失蹤，尋父不着，就在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12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12年，在台灣住了66年了，我90歲了。

回想民國38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60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1989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地球人了。

正如先賢 唐朝 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
“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我對手足同胞也是一樣，
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
希望來生再結炎黃子孫的緣

66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經歷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66歲以下的人，能解我跟台灣成長的心情？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60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顆中國人的心情熱愛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1951年花蓮大地震、1959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災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間，我主張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愛台灣，認為我是台灣人，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我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2300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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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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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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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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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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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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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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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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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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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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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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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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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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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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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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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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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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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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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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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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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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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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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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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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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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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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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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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香港反送中運動兩週年：紀念活動全遭消音、電影檢查條例正式生效；周庭刑滿出獄；運動低谷下各自的抵抗與延續】

香港反送中運動踏入兩週年。兩年前的6月12日，香港政府把《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的修訂推上立法會二讀，上萬人包圍立法會和平示威，要求撤回修例，但警方首次對民眾發出催淚彈。今日，在這個影響深遠的反送中運動的標誌性紀念日，有網民發起在銅鑼灣街頭「流水式」再聚，據港媒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共派出逾千警力在旺角及銅鑼灣戒備。而今天也是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刑滿出獄的日子，她離開懲教所，全程沒有發言。香港今日陰雲密布，兩周年各種紀念活動被消聲，氣氛十分沉鬱。

■612兩週年紀念活動遭打壓，上千名警力戒備

612大衝突兩週年的這天，有部分網民發起在銅鑼灣街頭「流水式」再聚，逾千警力自下午起在旺角及銅鑼灣街頭戒備。據現場所見，大量警察布防在經常有街站進行的旺角東行人天橋上，數十架警車在彌敦道上巡邏，而旺角鬧市街頭的部分欄杆，更被警方以封條圍起。至於銅鑼灣地標崇光百貨門外、以往香港人大遊行必經之處，則有警方不停廣播錄音提醒市民限聚令罰則。

香港警方則在社交媒體表示，今午約4時，旺角登打士街近花園街有數名黑衣人用垃圾桶和雜物堵路，造成現場交通一度擠塞，警方到場「清理路障」。但晚間仍有數位嶺南大學學生會成員在旺角擺街站，手持著「We Shall Never Surrender」（我們永不投降）的標語，試圖在政府全面的壓制中表達反抗決心。

幾天前，多個團體的反送中紀念活動即遭執法人員打壓。學生組織「賢學思政」發言人王逸戰曾向香港媒體表示，計劃在旺角擺設「身土不二、烽煙再起」的街站來紀念612，隨後王逸戰就在11日早上在住所被警察以涉嫌「宣傳及公布未經批准集結」為名被拘捕。這是王逸戰繼六四32週年在旺角擺街站後，第二度被警方拘捕。

今天亦是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刑滿出獄的日子。去年周庭因621包圍警總案件，承認「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淮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淮集結」兩項罪名，被判監禁10個月，扣除三分一刑期後獲釋。早上約10時，在一片陰風細雨下，周庭被囚車押送出懲教所外，並立刻登上私家車離開，全程沒有發言。支持者從早上8時起，便冒雨趕到現場接送，大批傳媒亦在現場守候，附近有軍裝警員戒備，拉起橙色封條圍起現場人群。周庭乘坐的私家車發動時，不少「送車師」追趕著叫喊「加油」，最後私家車在警員開路下離開。周庭在下午於自己的IG上發文：「痛苦的半年零 20 天，終於完結了。辛苦所有冒雨前來的朋友們」、「接下來就要好好休息，養好身體，因為身體在這段時間變得太瘦弱了」。

■審查機器動起來：封鎖微信上8千多張香港抗爭圖像，意圖重塑歷史

後香港《國安法》時代下，香港街頭抗爭之火稀微，移民潮自1997年回歸前夕再起，大批本土派及抗爭派人士流亡海外。目前因犯下運動相關的罪行而被拘捕的人數達10,260人，共2,608人遭港府正式檢控。

除了將人拘捕，反送中運動自初期開始，各種影像、照片也被有系統地阻擋在中國的社交平台之外。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也在今天公開了最新的研究。過去一段時間，實驗室持續把香港抗爭圖像放在中國的部落格平台「QQ空間」進行測試，由於這個平台與微信使用的是同一個審查系統，《公民實驗室》透過這個測試，來確認香港的抗爭圖像是否被審查機制阻擋。

《公民實驗室》把2019年6月17日到10月13日間香港反送中運動相關的26,066張圖檔（歸納為8,624張不重複圖檔），放在QQ系統上測試，發現圖像都被審查機制擋下，那些圖像包括：街頭遊行、警民衝突、五大訴求字樣，也包括施放催淚彈後民眾替孩童擦拭眼淚、美國國旗、白衣人群組對話截圖等。由於QQ和微信使用的是相同審查系統，代表微信使用者也無法看見這些內容。

參與此項研究的公民實驗室助理研究員諾克爾 （Jeffrey Knockel）解釋，圖片審查系統包含了兩種審查途徑，一是是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根據圖像裡頭含有的關鍵字來決定是否刪除；另一種技術，是將圖像與已經建檔的「圖像黑名單」進行比對，著名的六四坦克人圖像是最經典的案例。

「對於香港抗爭圖像的審查，比其他我們所追蹤過的議題，審查範圍更廣，」《公民實驗室》副總監尼什哈達（Masashi Crete-Nishihata）告訴《報導者》，這代表中國政府對網路平台業者施壓的力道很強，以及對香港抗爭運動資訊的重塑。

■電影檢查條例生效，未來在港上映的影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於昨日（6月11日）生效，為日後任何擬定在港上映的電影，劃定港版《國安法》條例下相應的審查規範。

香港曾經是亞洲最著名的電影工業基地，此條例生效後，同時影響了在港上映的中文與外國電影，條例裡明訂，檢查員在檢查擬定上映的影片時，應留意影片中「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或「損害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行為」的描繪、刻劃和表現，或可被視作「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條例更賦予檢查員權力，如果認為影片「相當可能」構成國安罪行，及整部影片對觀眾影響可能危害國安，應得出「不宜上映」結論。

也是在昨天，香港第15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其中一部短片《執屋》，遲未獲電檢處發出上映核淮證明書，上映遭到腰斬。《執屋》的劇情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是關於「藍絲」媽媽與「黃絲」兒子，講述一段立場不同的母子關係，在兒子遭到警察拘捕後的轉變。導演莫坤菱稱電檢處至今未曾向她交代下架原因，也強調短片內容著墨於親情，主力探討人性，認為當局扼殺藝術創作自由，而外界亦視之為國安法下新電檢指引推出後的第一個政治審查案例。

■學運窮途下的新本土組織，以紀念展覽療癒「社運創傷」

面對街頭運動消匿、遊行屢被禁絕，仍有人試圖抵抗。三位大學生羅子維、朱慧盈、張心怡在5月底成立的新組織「本土青年意志」，於深水埗舉辦了反送中運動紀念及義賣活動，以聲音裝置、相片、物品等，展示運動兩年間的時序推移，讓香港人重溫2019年以來的抗爭與傷痕，鞏固及傳承歷史記憶，同時以柔和的方法連結公民社會，作為後國安法時代下的一點抵抗。

「當然，在《國安法》後是社運低潮，很多人相繼流亡、入獄、有移民潮，大家開始心灰意冷，但這活動不是想大家回憶過去時，只感受到無力感，而是彼此能在痛苦下彼此扶持，」朱慧盈表示，社運低潮下，很多香港人都背負創傷情緒，在這次展出活動中，特別設有「交換物件」部分，觀賞者可以放下一件運動相關的紀念品，再取走一件別人的物件。

縱觀展示桌及白牆上，人們放下抵擋催淚彈的濾咀口罩、黑衣、雨傘、法庭旁聽票；其中，大堆旁聽票更是由一位中年阿姨日復一日，去聽取反送中法庭案件拿到的，「想來看的人們感受到同路人的存在，告訴同路人知道，你們並不是孤單一個。」

此外，場地也設有聲音裝置，剪輯了林鄭月娥拒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的談話、612警民衝突聲音、中大理大保衛戰的槍火聲等。觀眾聽完可選取一條不同顏色的絲帶，掛在鐵框上，而許多人都選擇掛上暗沉的血紅色。

本土青年意志召集人羅子維接著解釋，這次紀念活動想透過「情感」連結公民社會，讓同路人的傷痕能被看見，「香港有一種白色恐怖在彌漫，如果我們只是孤身一人，我們會很害怕，要用集體才能戰勝到這種恐懼。」

但他們的展出活動卻惹來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到場巡查，指3位籌辦人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及「無牌經營娛樂場所」。數名食環署職員對所有展出品進行拍攝，更在現場對創辦人錄取警戒口供。朱慧盈無奈道，「我們不可以因為害怕或擔心風險，就不去做對的事，否則當初6月9日不會有100萬人大遊行，612也不會有人站出來。」

■遊行、集會被禁絕，那就做「開站師」

「街站已經是從遊行和集會數下去，第三種公開的政治行動。現在不能搞遊行集會，轉搞街站，這固然是一種妥協，但只要它是公開的活動，就有empower（賦權）群眾的過程。」剛從中大政治及行政系畢業的袁德智說，他聯同朋友胡子凱與羅子維，在4月時組織「開站師」活動。他們每週3次、到不同地點派宣傳單張，講述港版《國安法》、《鎖港條例》、六四歷史等議題。612衝突兩週年前夕，他們便到旺角行人天橋上，宣傳612這一天的歷史意義。

「我們常說和理非與勇武是抗爭分歧，但過了那一天後，我們發現大家各有用處，勇武在前線，和理非唱聖詩掩護，和理非與勇武有互相理解的時刻，」袁德智形容，兩年前的6月12日，很多香港人願意罷工罷課到金鐘街頭，展現抗爭決心。

袁德智向《報導者》表示，在《國安法》之下，他們不會直接批評該法，而是透過派宣傳單張，羅列一些事實，例如運動後被捕人數、香港的自由評級指數等。「現在是不停摸索，在後國安法時代，政治語言應該要如何去述說，還有我們的反抗形態到底是怎樣。」

這一個多月來，他幾乎每次擺街站，都會收到市民拿來的礦泉水，也有人走來擁抱跟他說加油，讓他憶起2019年運動中群眾互相賦權的過程。「他們眼神很堅定，很開心，不是想像中灰暗，」他說，「政治是需要被看見。你看不見，以為香港社會氣氛很差，只是很多人在不同崗位做很多不同事情。」

說罷，他走在天橋上邊叫喊，邊派發單張，橋下面有警車巡邏，閃爍著紅燈。他繼續談著「把香港作為志業」理念，大聲說：「就算有風險，總會有碩果僅存的空間，在黑暗中尋找一片光。」

（文字／金蕊、劉致昕；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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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與希望的共同體──首本離散港人雜誌《如水》在台誕生】https://bit.ly/3weyK4K
【六四32週年：香港《國安法》下的悼念日益艱難，台灣接棒延續燭光】https://bit.ly/2TmYv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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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幕：Hsiao Sz Ting、黃牧寒、吳周蓉
日文字幕：愛理、俐伶、Caron
日文字幕校稿：愛理
韓文翻譯（感謝熱情觀眾提供字幕 감사합니다🙏）：
Dodam Shin

參考書目：
吳乃德，《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臺北：衛城出版，2013
胡慧玲，《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臺北：衛城出版，2013
周婉窈，《少年臺灣史》臺北：玉山社，2014
遠流臺灣館，《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