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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官收了6300萬還不算貪污，纏訟近十年；刑期從最重的12年，到現在只剩下4年10月，台灣司法到底發生什麼事？
（上個月有幫忙團購跑腿買私菸的少校，被判了超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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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都是我在管」的林益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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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陸續有朋友問我，林益世被控於2010年收賄的案子到底在吵什麼？除了已判決確定的財產來源不明罪（2018年判刑兩年定讞，已執行完畢假釋出獄）外，林益世確定已違法收錢，為什麼沒辦法認定他貪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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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的根源在於：違背職務行為，是否包括職務上「實質影響力」所及的違法行為？還是限定於違背「法定職權」的行為？而「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只能成立貪污以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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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法院認為：林益世身為當時執政黨立法院大黨鞭，其法定職權是制定法律與質詢行政官員，並不包含決定國營事業董總人選，也無法對行政院發揮實質影響力。所以收受中鋼、中聯高層的款項屬於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不成立貪污罪，只能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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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很長，先講這十年來的審判結果：
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二審－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更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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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6300萬都超過十年，到現在還扯不清是不是收賄，你說奇怪不奇怪？
（願意讀長文的人，請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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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簡單從頭回顧，第一審臺北地院認定：林益世假借立法委員職務的權力及機會，對中鋼公司董事長鄒若齊、中聯公司董事長翁朝棟及副總金崇仁（以下均以姓名簡稱）施加恐嚇，使他們心生畏懼，而同意與地勇公司陳啟祥締結轉爐石契約，取得轉爐石３分之１承購權的不法利益，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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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於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範圍，經法院函詢，行政院秘書長只是「轉陳」經濟部長簽報行政院的中鋼董事長或經理人人選，就算有建議也是諮詢性意見，並不是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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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法定職權說」，林益世僅向鄒若齊請託，無法證明其有利用立委或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達成與陳啟祥續約或「三方合約」目的，即使有向陳啟祥要求或期約交付請託對價，也與身為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上之行為」無關，不成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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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方面，雖然林益世曾在101年3月10日向陳啟祥、程彩梅自稱：「因為現在國庫的印章是我在蓋的」、「那個政府要去請錢，到最後都我那邊」、「行政院就兩顆印章而已，...行政院只有行政院長一顆印章，跟我一顆印章，兩顆印章而已」、「但是你說台糖你董事長要用誰當總仔，作總仔。它公文就要送到我們這邊，...我如果跟你不爽，你要是送來我就退回去，送來就退回去，你那個要當總仔，一輩子都當不到。」、「你看行政院那間那麼大間，有沒有？那一間其實就只有3個人在上班而已，就是院長、副院長跟我3人而已，剩下的都是我們的幕僚。... 我有兩個副秘書長，我的副秘書長14職等，所以我那兩個副秘書長跟部長一樣大」、「沒有印章可以蓋，你就變成你都建議，印章只有我和院長，我們兩個有印章，...你要是出去要排位子的時候，就又變成我們3個人排前面」等語，以表示他掌管國庫印章，是行政院「第三把交椅」，可藉由退回公文之方式操控公股事業機構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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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荒謬的是，雖然林益世所做所為已表明他有足夠權勢與實質影響力，法院還是認為不成立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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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上訴後高等法院改採「實質影響力說」，認為：「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意旨參照）。立法院得要求中鋼董事長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的預算、營運狀況，並接受質詢。對於營運業務為特定建議，甚或直接對於人事任用或營運業務為一定建議或要求，均具有實質影響。因此，中鋼人事與營運狀況，與立委及國民黨（當時執政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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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鄒若齊因此未經嚴謹的評核程序以遴選廠商，直接為具體的指示修改廠商遴選標準，導致除地勇公司以外，並無任何其他廠商透過公平競爭方式參與遴選，可見林益世的行為，不但枉顧遴選廠商程序之正當性，更嚴重損及中鋼及所有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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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益世之行為，與立委的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對於促成對價的內容具實質影響力，堪認屬其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因他濫用職權，促成不具正當性契約，損及中鋼公司與中聯公司的整體利益，即屬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所收取的6300萬元，依一般社會通念，與其違背職務之行為具對價關係，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因此撤銷地院判決，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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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再上訴後，最高法院還是本於「法定職權說」認定：是否違背職務之認定，仍應視所為是否在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而定。高等法院判決沒有具體論敘林益世的何種行為違背其何項職務，或是以何種方式濫用其何項職權，及林益世所為如何違反其職務上不得為的義務，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法，而撤銷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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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氣餒的是，高等法院於110年6月9日作成更一審判決認定：判斷立委所從事的「選民服務」是否該當於收受賄賂等罪「職務上之行為」的要件，其重點仍在於立法委員「選民服務」的整體過程中，有沒有運用自己身為立委的「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等於接受最高法院的「法定職權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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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所為請託及施壓、恫嚇，對於中鋼或中聯公司經營階層而言，實際上雖然具有不得不配合的實質影響力，然此影響力來自其豐沛的地方勢力、黨政關係，與身為立委「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無關，並非收賄等罪所定「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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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更因自地方法院受理之後（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速審權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而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酌量減刑。改判林益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遠遠低於原二審判決的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甚至也低於一審的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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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審判決簡要整理可知，林益世違法收錢成不成立貪污，究竟應限於「法定職權」？還是以「實質影響力」加以評價？都有最高法院的判決可援引，且確實曾為不同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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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宣判到送達判決要一段時間，目前應仍在上訴期間內，希望檢察官本於林益世所為與其立委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具有實質影響力，屬於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針對更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違誤之處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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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期待最高法院能針對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徵詢各庭意見，確認歧異存在後敘明理由，提案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才能解決目前莫衷一是的現況，真正遏阻貪官污吏亂政斂財，恢復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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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片引自 時代力量 New Power Party 粉專貼文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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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一條影片我會講下 新疆棉風波在大陸掀起多位中港台藝人出嚟表態，更發起抵制潮，我會簡單講下呢件事嘅始末呀 ，BCI嘅組織啦, 事件背後嘅深層意義，點解啲明星可以個個咁快出嚟表態割席鹽, 究竟解藥使唔使賠錢呢？最重要就係香港人的關心嘅對經濟會有一個乜嘢嘅影響呢？
歡迎大家睇完影片留言，參加一齊討論 。

第一事件始末
第二解釋Bci
第三事件背後嘅深層意義
第四名聲點解可以咁快出嚟解約
係五香港人經濟影響



HK01
中港台明星響應「我支持新疆棉花」　王祖藍嗰張文宣圖特別唔同
H&M、adidas、Nike等多個連鎖知名品牌最近因「拒用新疆棉花」引起風波，兩岸三地不少演藝名人宣布與相關品牌終止合約，當中最哄動絕對是陳奕迅昨日（25/3）在微博發聲明，指自己「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行為，即日起終止與adidas品牌的一切合作」。除與拒用新疆棉花的品牌割席，不少藝人亦有撰寫、轉貼支持新疆棉花的帖文，響應「#我支持新疆棉花」，包括陳小春、鍾鎮濤和梁競徽等愛國港星，當中最特別的便是王祖藍，因為他轉貼的圖片與大多數藝人所轉貼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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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Adidas／Burberry／Nike／陳奕迅／容祖兒／H&M】新疆棉花風波牽連H&M、Adidas、Nike、New Balance等多個國際知名服裝品牌，已有至少數十名內地、香港及台灣藝人表態支持使用新疆棉花，部份更宣布與相關品牌中止合作，例如陳奕迅及彭于晏等，事件引起網民熱論。

《香港01》翻查微博明星勢力榜，發現於3月25日已表態的藝人的微博「閱讀量」、「互動量」、「社會影響力」及「愛慕值」都大幅提升，惟在香港及台灣藝人中，「社會影響力」及「愛慕值」升幅最高的，竟然並非陳奕迅或容祖兒，而是這位來自香港的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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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風波丨張衛健用iPhone表態撐李寧牌 王宗堯不割席全身adidas上庭
張衛健曾遭無綫封殺，但之後在台灣和大陸都發展得不俗，事隔20年，前年凱旋而歸幫娘家TVB拍了一部《大帥哥》，叫好叫座，為自己吐一口烏氣。張衛健在2007年迎娶大陸藝人張茜，經常中港兩地飛，最近新疆棉花風波，在內地刮起一片抵制拒用新疆棉的國際品牌風氣，內地運動服裝股李寧急升，而健仔即在微博表忠，除支持新疆棉花外，更身體力行，穿上李寧牌的運動鞋，據資料顯示屬2021新季休閒鞋，在淘寶售價由人民幣599元至649元，張衛健還大大力推介：「一雙舒適的球鞋帶着我踏上舒心的回家之路，牽手那531天沒見的人，幸福感滿滿，彷佛擁抱着純潔無暇的新疆棉花！為我們自己鼓掌。」不過，有眼利網民就留意到，健仔是用iPhone手機上載，似乎仍未能徹頭徹尾抵制外國貨。

至於涉嫌2019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會議廳，後被加控參與暴動等多項罪名的王宗堯，今日現身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時，就與敏感牌子不割席，穿上adidas波鞋、adidas外套，外套還繡有「GAYAU(加油)」字眼，至於外套裏面的T-Shirt更繡住「手足不散」四字。被問到港台藝人就「新疆棉花」表態一事，王宗堯說：「錢是萬惡而非萬能，你賺不完的。」而他的案件已定於2023年5月29日開審，預料需時44日，且開案前一個月需進行審前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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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風波丨陳冠希品牌與NIKE合作被狙擊 小粉紅：是不是中國人？
品牌H&M去年因懷疑大陸工廠「強迫勞動」新疆少數族裔生產棉花，宣佈停止從新疆採購原料及終止與大陸工廠合作，近日遭中共翻舊賬，搞到一眾藝人如陳偉霆、楊穎（Angelababy）、彭于晏等爭相與「被點名」的代言品牌割席，表明愛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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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發表過拒用言論的NIKE，亦是今次「獵巫行動」事件被「清算」品牌之一，其大陸NIKE代言人王一博，亦即時衝出來宣佈終止與NIKE品牌一切合作。咁都不特止，一眾小粉紅亦同時狙擊陳冠希（Edison）品牌CLOT，皆因該品牌過往經常與NIKE合作推出波鞋之餘，近月兩個品牌亦有推出全新波鞋AIR MAX ONE K.O.D.，一眾小粉紅即走到Edison個人IG問他如何評價NIKE之餘，更留言「你會終止和NIKE合作嗎？」、「是不是中國人？還不趕緊抵制NIKE？」但亦有人留言表示陳冠希只是一個商人：「賺中國人錢的時候站中國的隊。」

除此之外，CLOT的官方微博中，介紹該對新波鞋的post中亦被小粉紅留言狙擊：「快點發聲明吧，終止與Nike的合作。」不過事後CLOT就將該post删走。